理論詮釋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可採取之理論取向，以幫助現場資料之詮釋，並以資 料向理論做對話、檢證，相互啟發。以下分就 SSCI 作為象徵資本，以及制度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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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志願性順從兩觀點進行說明。此外，因目前全球性高等教育深受強調評鑑、

競爭、績效、市場化等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於此兩理論觀點中，亦融入新自由 主義之研究，期能提供更適切的理論詮釋觀點。

壹、SSCI 作為「象徵資本」

一、場域決定規則，資本決定動力

對於社會世界的分析，Bourdieu 從場域（field）開始，各個結構化的場域有 其相對自主性的規則，內在的邏輯，這些場域就如同市場一般進行多重資本的 競爭，包括經濟、文化、社會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行動主體的目標 即在於各種不同資本的累積和獨佔，據以維護或提升行動者在場域中的地位

（Bourdieu, 1977b,1990）。因此，社會過程的動力即是持續的地位競逐，而資本 則決定社會過程的動力，不僅是勢力的來源，亦為競逐的標的（Bourdieu, 1986）。場域乃成為衝突的地方，權力的分配場。

〔（習性）（資本）〕+場域=行動（Bourdieu, 1984:101）則進一步說明社會過 程如何發生。在不同的場域規則中，行動主體依其習性（habitus）和資本多寡，

及因資本量而決定的社會空間位置（position），來做出行動的決策（strategy），

進而採取立場（position-taking）。

面對新自由主義在今日高等教育場域中的運作，場域裡的管理層級，因職 位所具備之象徵資本及所處社會空間之文化關注，有關審核、管理、績效的意 識型態，恰恰符合其管理旨趣，因而採取督促同儕遵守學術產出績效的決策，

遂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共謀者（Deem & Brehony, 2005）。對於非管理層級的大學 教師來說，面對績效責任、競爭的政策與意識型態的束縛，或轉向自己更有意 義的規劃以抵抗現行政策（Clegg, 2008），或有技巧的善用學科知識上的優勢，

虛與委蛇的重構辦法規定（Trowler, 1997），或直接對抗，或創造彼此協力的支 持團體等（Archer, 2008a,），其立場與策略的選擇，都因所處職級的社會空間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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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象徵權力運作「誤認」，進而「承認」社會秩序的合法性

而資本的最大效力則是彼此的可轉換性，藉以掩飾原資本的面貌，合法地 取得權力。因此在所有資本之中，最具曖昧特質而可模糊資本轉換過程的象徵 資本最為關鍵（Bourdieu, 1986），往往因其使用的脈絡而有不同詮釋，可以是 對社會世界的理解、認知，甚至指稱、區分不同團體地位的能力；也可以是在 文化上有顯著性的如名望、地位、權威，甚至穿著、說話方式與使用的語彙

（Bourdieu,1977b, 1990）。優勢階級為了鞏固與再製其地位，於是藉由象徵資本 所運作的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來合法化其優勢地位，使得資本累積與地 位再製貌似客觀合理，讓原先存在其中的利益關係，看似無涉利益，這樣的誤 認（misrecognition）讓這些行動合法化，受支配者進而承認（recognition）其合 法性並視其為當然，進而再製，與維持社會秩序的不均等（Bourdieu, 1977a:4, 1990:123）。

高等教育之管理階層為遂行其統治，或為自己的升遷考量，可能假託整體 單位利益之故，要求新進教師搶進研究，為大局著想。對新進教師來說，面對 管理階層提出的績效思維，通常會誤認新自由主義的象徵權力，將競爭、品質 的論述內化為自己的言語，成為自我負責與自我監視的主體。因此，教師對於 成效產出感到焦慮，並將之歸因為自己的責任（B. 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教師主體因而受迫於產出績效的壓力，將商業利益的考量，轉 變為效忠任職機構的合理性，甚至更成為道德的判準（B. Davies, & Bansel, 2010），教師於是承認其合理化，透過監視與審核的技術，彼此監督、評價，造 成同儕壓力（B. Davies, & Petersen, 2005），共同營造競爭的氣氛，實踐研究產 出。

三、學術場域中的資本運作邏輯

在高等教育這個相對自主的學術場域（academic field）裡，作為知識份子 的大學教師對 Bourdieu（1988）來說，是有別於社會階級類屬的學術人，既是 支配階級，同時也是被支配者。知識份子的權力與優勢地位，主要來自其擁有 的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或說，知識，進一步透過象徵權力的運作而享有權力。

只是，文化資本雖有相對自主性，但仍舊附屬於經濟資本之下，加上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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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位置實則難以擺脫經濟和政治權力擁有者的支配，因而處於此矛盾地位。

因此，學術場域有其特殊的運作邏輯，但同時也服膺並再製優勢階級既有的社 會關係。

各學科領域也因擁有不同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而有不同的社會屬性，

處於不同的權力空間裡，服務其中的大學教師在面對支配階級時，也出現不同 知識生產態度：或為經濟、政治力量服務，或為求知而生產知識。即便在同一 領域內，也因為擁有資本的不同：因行政職位而握有人事組織機構掌握權的學 術權力（academic power）、因研究資源和學術社群聲望的科研權力（scientific power），以及因出版而獲得市場認同的智識地位（intellectual renown），而出現 對 立 的 立 場 ， 加 上 入 行 時 間 長 短 所 累 積 的 權 力 ， 而 佔 據 不 同 的 空 間 位 置

（Bourdieu, 1988:84-98）。也就是在學術場域中的空間位置，決定大學教師面對 政治性和學術性議題的立場，而非政治立場決定其在學術場域中的態度（1988:

xvii-xviii）。因此，Bourdieu 認為學術場域中的衝突，是來自行動者在象徵性獲 益上的競逐，如界定知識生產合法形式的話事權，以及學術聲望。有些研究即 印證學術聲望乃是學術社群裡最有價值的商品，作為象徵資本，進一步轉為文 化資本和經濟資本（Mendoza, Kuntz, & Berger, 2012）。

四、SSCI 作為高等教育場域中的象徵資本

因此，從 Bourdieu 對於學術場域的分析出發，若將「SSCI」視為象徵資本，

在台灣的高等教育環境裡，「SSCI」隱含的象徵權力為何，其意義和指稱究竟掩 蓋了怎樣的迷思與意圖，使得怎樣的意識型態成為正當，或隱而不見？繼而鞏 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間的關係，使一切看似自然、善意，且遵循功績主義

（Bourdieu, 1977a）。同時，SSCI 指標在推行過程中，又是如何藉由誤認取得其 合理性而推行不悖？又，誤認了什麼？

而對大學教師來說，「SSCI」具備的象徵權力，是透過怎樣的機制，轉化為 文化資本、經濟資本，以及社會資本？因處於不同社會空間而擁有不同資本的 大學教師，會因為怎樣的習性採取如何的策略來回應，形成不同的立場？當高 等教育場域特有的邏輯結構與外在力量的交互作用，也可能出現重新轉化、抵 制，或反轉這些規則的可能（如Mendoza et al., 2012; Naido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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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處於不同社會位置的大學教師對於 SSCI 指標在學術評鑑制度中的運 作所具有的共同意向，則可解釋為場域內特有的運作邏輯，而不同社會位置大 學教師所採取的策略也代表不同的立場選擇。

然而，若大學教師對於SSCI 學術評鑑制度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運作均有相 同的意向（或同樣抱怨）且（但）依然促成推動之，又該如何解釋？

貳、制度造就志願性順服

當市場邏輯、學術資本主義、大學企業化滲入高等教育運作之時，國家又 以績效表現結合獎補助、人才聘用與升遷作為大學教師生存的外在結構，加上 目前的學術評鑑制度多以量化指標來測量教師的產出，大學也因此具有學術工 廠的意味，大學教師如學術勞工之說，也逐漸浮現。Marx 對勞動過程的分析，

是基於資本家對於勞工的高壓控制，因此不存在勞動過程中產生共識的可能與 相關活動。Burawoy（1979）則指出，不能忽視勞動過程中，管理者為了利益 而 運 用 強 制 和 營 造 共 識 的 手 段 ， 誘 使 勞 動 階 級 合 作 的 作 法 。 他 認 為 衝 突

（conflict）與共識（consent）是在每日的生產活動中形成，並非一開始即設定 的條件，而是特定勞動過程的產物。

一、制度設計轉嫁衝突

同樣看待社會再製，Burawoy 區分自己與 Bourdieu 在分析立場上的不同，

在於 Bourdieu 認為象徵暴力造成的誤認，乃是透過行動者的習性起作用，除了 社會學家之外，行動主體如水中之魚，難以察覺外在環境，因為身處其中，習 性即是外在結構的內在展現。但 Burawoy 則主張在特定制度設計下所產生的社 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讓參與這套社會關係的行動主體，皆不察其主觀經驗 與社會真實的落差，一如迷思（mystification），於是未能發生改變（Burawoy, 2012, p.176-181）。制度設計如何在衝突中產生共識的迷思，Burawoy 進一步說 明如下。

Burawoy（1979:65-70）在研究中檢視工廠裡如何製造共識，如何讓工人成 為個體而非同階級的一員，讓原先該是員工與資本家的對立衝突，轉換為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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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的衝突，繼而重新分配衝突與競爭。他在書中舉例說道，有天檢查員 A 被公司處罰無薪假三天，使得同部門的 B 必須分擔 A 的工作而負擔加重，B 不 願意領同樣的工資卻得加倍勞力，因此拖累的進度影響到操作員 C 的工作效率 變慢，原先是員工A 和公司的衝突，於是轉嫁成 B 對 A 的不滿，而這樣的不滿，

也引起 C 和 B 的不快。不同階層間的宰制於是成為水平的對立，透過特定的工 作運作方式，重新分配衝突的發生。

由此可知，工人抱怨的真正原因，是工廠沒有提供有助於趕工遊戲的完善 機制，使得他們無法依照遊戲規則來達到趕工進度。這反映工人對於趕工遊戲 的態度，也強調規則的正當性與趕工的價值。在這樣的每日實作中，不僅產生

「同意」，且架構也一再被重建與強化。

二、參與其中即捍衛規則

Burawoy（1979:92-94）又以遊戲（game）來比喻勞動的過程，在他說明的

Burawoy（1979:92-94）又以遊戲（game）來比喻勞動的過程，在他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