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衝擊與回應

本節旨在說明 SSCI 學術評鑑制度對大學教師之衝擊與教師之回應，衝擊主 要以國內相關評論、反思文章為主，教師的回應策略，則以國內外相關實徵研 究發現為主，理出策略類型，作為本研究進行詮釋參考用。

23 壹、衝擊

一、重研究而輕教學的單一卓越模式

由於我國希望透過學術卓越來增加國際學術能見度及國家競爭力，加上對 於世界大學排名系統的重視，因此，在學術文章的發表上，強調 SSCI 指標使得 各大學因此在競爭性經費的條件下，從頂大計畫、系所評鑑、教師升等，乃至 於新人聘任，無不要求大學教師們朝著學術成果量化指標邁進。

然而，一味強調世界一流大學及其排名，僅偏重學術成就，而忽略教學甚 至社會責任的功能（吳清山，2011a；陳伯璋，2012；侯永琪，2006）。此外，

原先規劃的大學功能分化與多元發展的理想，也因為政策與評比指標的同質性：

學術卓越，使得各大學皆以研究型大學的標準來要求教師，大學少願自貶為教 學型大學，多想加入研究之列（黃嘉雄，2011）。即使教育部政策上已有所調整，

各大學內部規章依然受到先前政策效果的影響，於是從教師評鑑、升等、績效 考核，乃至個人在學術圈的聲望及權力，都緊扣論文及研究計畫「數量」，在時 間、心力、重要性的權衡比重下，恐將造成以研究為主，應付教學的態度，忽 略教育的實踐性與社會改革的實際行動不說（方永泉、張天泰，2011；李崗，

2011；陳麗華，2011），更遑論大學是學生求學的地方，學生作為教育主體的權 利也受到損害（彭森明，2012）。同樣的反思聲也見於韓國，因為經費補助與資 源分配，各大學都想成為研究型的大學，加上大學分類並未實現，教師聘用與 升等都以單一的英文期刊發表為絕對重要性的指標（Shin, 2009）。

二、學術資本主義強調績效表現

透過英文資料庫的期刊論文發表以擠進世界大學排名，藉此提升國際競爭 力，短時間裡見具體成效的思維，並不利於人文社會領域的發展。競爭性補助 經費的市場機制與大學評鑑和教師升等獎勵辦法掛勾，於是使得教師們在績效 的要求下，偏重特定目的、商業性或策略性的應用研究，形成趨利傾向的學術 資本主義（陳伯璋，2012；甄曉蘭，2011），學術自由因此轉向市場的呼喚，藉 由稱斤論兩的論文價目表來換取論文成長率（王明珂，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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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績效表現的意識型態除了讓教師只重升等，寫論文也非促進社會發展或 研究興趣之用，追求產量的同時卻少顧學術品質（黃政傑，2011）。近年來同樣 追求世界大學排名以提昇其高等教育在全球的能見度，並以發表國際期刊數量 作為評鑑指標的韓國，也出現反思聲音（Byun, Jon, & Kim, 2013）。以經濟誘因 鼓勵大學教師極盡可能發表英文期刊，學者們也擔憂長遠來說，會造成研究者 日益商業導向，取代原來的學術研究熱忱，並為了追求短期的具體成效，而放 棄需要投注長時間的研究。甚至，在此商業導向的氣氛下，乃是變相的鼓勵投 機、欺騙的行為，對於真正的學術研究其實並非好事。如此所造成社會正義的 錯落，也日益浮現，不論是重理工輕人文（Byun, Jon, & Kim, 2013），或重應用 研究輕基礎研究，皆造成學術資源集中在 I 級期刊論文上的不公平對待（吳靖 國，2011；吳清山，2011a）。

三、狹義的國際化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

以大學教師的研究產能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學術地位與能見度的提升，這 些要求顯然都反應在大學教師的學術評鑑上。對於教師們而言，具體指標即是 國際英文期刊的論文索引。然而，把國際化等於英語化的美國霸權（Mok, 2007, p.438），不但忽略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窄化國際化的視野，更忽略人文社 會科學領域的本土性與社會關懷，過份看重以英語世界國際期刊SCI 和 SSCI 的 發表數作為評比標準，使得原先作為溝通表達工具的語言，反成為判定優劣高 低的指標。在英語發表的出版物凌駕中文發表內容的思維與政策，重形式而輕 實質，當然招致教師們的批評（李崗，2011；周祝瑛，2012；張茂桂，2003）。

為了換取點數，讓文章刊登於國外期刊，學者們認為這將造成國內研究或 在研究議題上轉向國際潮流，或在文章形式上鑽研美式模版，偏好英語，將讓 國內學術圈成為英美代工，忽略臺灣本土重要議題的關懷與深入研究，研究成 果對於本地問題的改進與啟示也難收推廣之效（王明珂，2011；周祝瑛，2012；

游家政，2011；陳麗華，2011；甄曉蘭，2011）。該如何融入自身優勢、特色與 文化底蘊，實是重要課題（姜麗娟，2012；張小虹，2003）。

25 四、變調的學術價值

在上述種種的社會條件下，學者們更深刻指責為發表而發表（游家政，

2011）造成學術倫理的失落（黃政傑，2011），學術血汗工廠的形成（方永泉、

張天泰，2011），更影響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讓投入教學的教師感到挫折（吳 清山，2011a）。這樣的學術發表生態，不僅忽略大學教育該有的長遠視野與穩 固根基，對於臺灣整體學術知識的傳承累積與全球競爭力也無太大助益，只顧 數字績效而忽略實質品質。如韓國的學者也指出，在此般風氣下，雖然文章發 表數暴增，但在全球學術界中，文章實質的引用率上並未有同等效果（Byun &

Kim, 2011）。學者們因而呼籲要有更多的省思、自覺與行動（邱天助，2007；

甄曉蘭，2011）。

貳、回應

一、回應策略

目前有關大學教師與 T/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文章，多為反思與倡議層面，

實徵研究較少。若將研究主題擴大為大學教師對於重視學術文章產出績效的品 質保證、學術評鑑，與競爭經費等為因應全球性高等教育現象的回應，則國、

內相關研究結果，可作為本節探討內容。

探討教師如何回應之研究，量化取向較少（吳明鋗、李隆盛，2009；孫于 智，2012；Shin, 2011），多採訪談進行，或關注年資較淺之大學教師（林昱瑄，

2011； Archer, 2008a, 2008b）、或關注大學新進女性教師（陳怡如，2009；

Chen, 2008）、或關注兼任行政職者（Deem & Brehony, 2005）、或以個案學校內 的多領域教師為研究對象（郭育誠，2010；Lin, 2009），更多是跨校多領域進行 訪談（Clegg, 2008; B. 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 B. B. Davies,, &

Bansel, 2010; B. B. Davies,, & Petersen, 2005），或輔以觀察方法也有之（Deem &

Lucas, 2008）。在分析角度上，則多以全球化、新管理主義、新自由主義，或制 度變革為主。

就國內兩篇量化調查之研究觀之，吳明鋗和李隆盛（2009）指出對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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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來說，研究與授課的投入時間為負相關，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同見於韓國的研 究型大學，Shin（2011）進一步發現，特別是對新進教師而言，相較於發表在 地期刊或專書，發表國際期刊（SCI、SSCI、A&HCI）對於教學品質亦為負面 成效。究其原因，作者解釋為因為國內期刊與書籍的發表，脈絡性、整體性強，

也具應用性，較容易轉化為大學階段的教學內容；國際期刊因為語言及特定議 題的要求，耗費教師較多時間，因而無暇備課，同時，發表資料也難轉化為大 學階段的課堂知識用。這樣的研究發現，在臺灣現場亦有其相通性。而教師對 於SSCI 的態度，孫于智（2012）以國內英語教學領域教師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

整體而言，研究發現受訪的臺灣英語教學領域學者對於 SSCI 現象，普遍保持正 面的看法，包含在提升國際能見度、促進學術國際化、提升學術水準，並提供 較為客觀的學術評鑑標準等面向。英語教學領域學者普遍認為，SSCI 期刊無論 就品質、審查委員素質、審查流程等方面，皆普遍優於非 SSCI 期刊或國內期刊。

就此研究發現，研究者認為或許就英語教學領域的屬性，閱讀與發表英語文章 頗為合理，同樣的態度是否見於其他領域，如教育學門，則有待本研究進一步 檢視。

質性取向的研究結果，均凸顯今日教師面臨學術工作時的沈重壓力。有些 研究視教師主體較為悲觀，或形勢比人強僅能順從面對，或意識型態之滲透難 以察覺，甚而被收編，遑論改變（林昱瑄，2011；陳怡如， 2009；Chen, 2008;

B. 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 B. Davies, & Bansel, 2010; B. Davies, &

Petersen, 2005; Deem & Brehony, 2005）。有些研究強調教師主體性，儘管制度束 縛，教師仍能於其中做出對應策略（Clegg, 2008; Deem & Lucas, 2008; Archer, 2008a），有些研究則認為抵抗的作為實則在鞏固制度，展現順從（郭育誠，

2010）。這些研究發現分別來自澳洲、英國、香港，與臺灣地區。在政策制度面 與意識型態面的規範下，目前大學教師所採取的回應策略，依據現有研究發現，

研究者將其分為共謀、妥協、應付、抵抗等四項策略，而在各大項底下，又存 在多種的實踐方式，以下說明之。

（一）共謀

這樣的策略之所以出現，主要在於意識型態的宰制，行動者並不自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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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成制度合理推行的共謀力量之一，而是將新自由主義或新管理主義的論述 內化為自己的言語，如績效要求，透過監視與審核的技術，使得教師在論述的 過程中成為自我負責與自我監視的主體。因此，教師對於成效產出感到焦慮，

並歸因於自己的責任。同時，商業利益的考量，如換取外部經費補助、個人研 究經費等，也成為道德的判準。受限於政府經費補助之掌控，為求整個機構生 存，教師一方面受迫於產出績效的壓力，一方面又效忠於任職機構，與之生死 與共，形成本該如此的合理化，並進一步以此彼此監督、評價，造成同儕壓力，

共同營造競爭的氣氛，實踐研究產出（B. 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 B.

Davies, & Bansel, 2010; B. Davies, & Petersen, 2005）。

其次，管理階層則是成為督促同儕遵守學術產出績效的規定者，擔任行政 職的大學教師或為自己的升遷之故，或為整體單位利益之故，或為面對外部的

其次，管理階層則是成為督促同儕遵守學術產出績效的規定者，擔任行政 職的大學教師或為自己的升遷之故，或為整體單位利益之故，或為面對外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