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苓（2009）以臺灣的中科三期環評爭議以及霄裡溪光電污染為例，指出 官方的科學生產證據無法描繪風險全貌，然而環保倡議團體雖然缺乏科學生產資 源，卻能以在地經驗知識擴大風險論述。這些對於環境風險的歧異解讀，在現有 的環境報導如何呈現，且如何被其中媒體之中的從業人員所認知，都影響了環境 新聞風險報導的面貌與品質。以下，先簡單描述環境風險報導的困難，接著，列 舉出環境風險報導的不同類型。
（一）環境風險報導的困難
新興的環境議題越來越複雜，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1986，汪浩譯）
指出，人類已邁入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相較於工業革命之後，財富分佈不 均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極大，後工業社會因為科技高度發展，從原本的財富分配不 均轉換成風險不均，並且傾向累積於在社會下層。黃浩榮（2003）爬梳 Beck 的 理論，整理出風險的特性，認為風險在時間上蘊含「未來危害」（hazards in future）
的概念；另外，我們只能以推測的方式想像風險，故風險必然含有若干不確定性
（uncertainty），人們只能知道其中的部份而非整體；最後，風險的產生必然涉入 人為的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評估過程必然加入目的理性的導入。
而具有風險再呈現功能的媒體，其對於風險想像的理性導入方向，必定會影 響其呈現於讀者眼前的方式。而如以上所述，這些模糊不可見、甚至缺乏科學證 據的環境風險（杜文苓，2009），離一般人的日常經驗很遠，甚至是遲滯性的風 險──社會無法即時對此做出反應並處理（周桂田，2000）；這類的環境危機，
對於政府及新聞媒體來說，也是容易被忽略的議題，因為它們看不到，而且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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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p.22）歸納出報導環境議題困難的原因：第一點，環境汙染通常對人們 的健康造成風險，讓新聞記者感受到必須將風險解釋清楚的責任與壓力；第二 點，環境污染問題常伴隨著大量科學專業語言，讓環境新聞顯得複雜；第三點，
許多環境汙染及環境議題本身的來龍去脈就不甚清晰，連專家之間也存在不同意 見；最後一點，這些議題可能持續很多年都找不到解決方式，新聞報導斷斷續續 的本質，限制了將環境議題報導清楚的能力。
從下一段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通常新聞工作者回應「未知的風險」以及「爭 議性高的科學」，在新聞媒體上有不同取向的呈現和處理，但是，常常無法達成 向社會大眾提出預警的功能。本研究自行將新聞媒體的環境風險報導區分三種類 型：「情緒性風險報導」、「科學爭議式風險報導」以及「審時度勢風險報導」。
（二）環境風險報導類型 1. 情緒式風險報導
環境風險常以情緒式風險報導呈現，因為它必須在新聞媒體的競技場中，與 其他新聞事件競逐；當其他更「迷人」的事件發生時，環境報導很快就會失去版 面（Anderson, 1997, ch4）。Friedman（2004）提到，雖然環境議題從早期較為簡 單的汙染事件，擴張到國土規劃、全球暖化、資源耗竭等尺度更大的議題，但是 新聞組織並沒有提供環境新聞更多報導版面。雖然某些風險已由「專家」或「科 學」判定其嚴重性，但若新聞媒體無法挖掘出更多的風險爭論與爭議，進而引發 大眾對於風險的想像，不然此類缺乏故事性的報導，常無法引起讀者關注（Boyne, 2003；Cox, 2010）。
為了能夠讓環境風險新聞能夠競爭上版面，吸引讀者的眼光，大多數環境新 聞都以能夠引人注目的方式處理。最常看到的環境新聞框架，是訴求刺激場面的
「衝突框架」，如：環境保護者與伐木者、暖化學家與懷疑論者，氣憤的居民與 化學藥廠官員等等（Cox, 2010）；賺人熱淚的「人情框架」，常常用來述說被害 者的故事（Cottle, 2000）；國內外以醫療風險新聞為主題的研究也發現，容易引 發社會過度恐慌的「災難框架」也常常使用（胡之瑋，2007）。除此之外，「影像」
也是決定環境風險報導是否能夠吸引目光的關鍵，Deluca（2005）將此稱作「影 像饗宴（image evants）」。
以上的報導方式，使得環境報導的呈現，偏向「事件」導向，而非「議題」
導向（Anderson, 1997）。當新聞媒體將牽涉大而廣，且「緩慢進程（slow-onset）」
的環境議題，以「特殊事件」的方式處理時，雖然能夠短暫吸引社會目光，卻容 易被視為單一的特殊事件，無法提醒讀者注意到事件背後，出問題的可能是整個 運作體制。
這樣的環境風險報導呈現方式，引來不少批評。Lundgren 和 McMakin（2004）
對環境報導常受到的批評作出以下幾點歸納。第一點，在環境報導中，主要被突 顯的都是傳統新聞價值：時效性、畫面性、顯著性、後果、及人情趣味，以及電 視新聞中的視覺衝擊（p.276）。第二點，大眾新聞媒體只專注在慘烈的「災難」，
並且大量使用戲劇化的符號，消費容易辨識的受害者，特別是小孩或名人
（p.277）。第三點，報導不允許長篇大論，因此一些對於科技專業者來說重要的 面向，如機率、不確定性、危害範圍、急性或慢性風險，以及風險交易（risk tradeoffs），無法在大眾新聞媒體中獲得良好引介（p.279）。第四點，為了將風險 故事人性化，新聞媒體通常挑選某個案進行報導，無論它有沒有代表性。
2. 科學爭議式風險報導
環境領域與風險領域相互重疊，風險也被視為科學的次領域，因此環境議題 報導無可避免的涉及科學爭議（Dunwoody & Peters 1992, see Anderson
1997,p.115）但是，環境風險新聞極度缺少「科學框架」（science frame），科學資 訊常常不是報導中的主要資訊（Weiss and Singer, 1988）。
媒體會避開「科學性」的風險描述，並不是沒有原因。如同 Dunwoody &
Greffin（1993, p.22）所說，很多爭議就算是專家之間也存在不同意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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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使得大眾忽略了議題真正的嚴重性（Boykoff&Boykoff, 2004）。
雖然面對尚有定論的科學爭議，媒體無法代替專家為爭議下結論，但是，仍 然存在一些辦法，能將科學爭議呈現得更好。Butler and Pidgeon（2009）訪談英 國民眾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發現，面對新聞媒體中對於專家意見呈現的眾說紛 紜，觀眾並不渴望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卻希望新聞媒體能夠提供更好的指引，以 促使大家達到可能的共識（或沒有共識）。他們提出一種作法，就是可以提出不 同意見專家的比重，（also Boyce, 2007）；而更進一步，則是挑戰專家的權威位置，
以及質疑科學知識的生產；更進而，推廣到其他不是專家的常民（lay expertise），
他們亦可能對科學提出質疑。兩位作者強調，他們並不是建議科學中亦應該由新 聞媒體終結，而是希望新聞媒體能提供更為寬廣的視野，來描述科學生產社群。
他們也認為，對於科學知識作更清晰的描述，是新聞媒體重要責任。
3. 事件脈絡式風險報導
具有事件脈絡意識的環境風險報導，除了描述事件本身之外，還審時度勢的 考量新聞媒體運作以及社會氛圍的限制。但是這一類型的報導，卻可能無法貫徹 立場，甚至隨著社會氛圍轉向。
DeLuca（2005）的研究發現，綠色和平組織常因為抗爭行動激烈，在新聞 媒體上的形象為「綠色恐怖份子」，然而，冷戰期間美國與俄國對立的氛圍下，
某次反對捕鯨的抗議事件中，綠色和平組織十三人坐在小船中，對抗兩艘俄國軍 艦，卻成為民眾心中的英雄。Dirikx & Gelders（2009）的研究也發現，當社會越 來越相信人類造成全球暖化後，新聞媒體的報導也有所轉向，支持暖化現象的報 導越來越多，尤其是歐洲新聞媒體轉向更為明顯。
馮建三（1995）以幾位諾貝爾得主對於是否該引入「超能導體對撞機」的新 聞爭議事件，分析 1992 年 9 月到 1993 年 3 月的科學報導，研究結果發現，就算 有些記者對於此議題早已知之甚稔，卻常常因為時機不符，無法擔任事先預警或 預警的角色，必須等到適當時機，例如事件主要人物行動強度達到一定的新聞價 值之後，才能掌握機會發佈新聞，卻因而延誤引發社會討論的時機。馮建三認為，
若新聞媒體最後只能跟隨時事決定立場，讀者也難以期待新聞媒體能夠善盡職 責。
綜合以上文獻發現，風險在媒體中的呈現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各有其功能。
情緒式風險報導具有新聞價值，容易引起觀眾注意，但是卻可能無法具體說明何 謂風險；科學爭議式的風險報導對於新聞從業人員來說，難以判斷其中爭議，除 非能夠進一步揭露科學的生產方式以及其權力結構，才能避免做出「假爭議」之 外的風險報導；事件脈絡式的風險報導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與觀察，但是卻可能無 法隨時登上新聞版面。
以上三種類型，可能揉雜在同一篇報導之中。媒體選擇的報導形式，牽涉到 媒體從業人員看待環境議題的思維，也可以說是未被言明的預設，關於風險報導 方式的抉擇，發生於每日的風險運作之中，因此我們必須進入環境新聞生產的場 合，才能看清楚環境風險是如何在每日的新聞之中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