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環境風險報導的困難
Dunwoody & Greffin（1993, p.22）的研究之中，歸納出報導環境議題困難的 原因：第一點，環境汙染通常對人們的健康造成風險，讓新聞記者感受到必須將 風險解釋清楚的責任與壓力；第二點，環境污染問題常伴隨著大量科學專業語 言，讓環境新聞顯得複雜；第三點，許多環境汙染及環境議題本身的來龍去脈就 不甚清晰，連專家之間也存在不同意見；最後一點，這些議題可能持續很多年都 找不到解決方式，新聞報導斷斷續續的本質，限制了將環境議題報導清楚的能力。
從以上探討的幾類案例之中，歸結國內環境風險報導有以下幾種狀況：
1. 主/獨立媒體的環境報導波動──環境面向不受主流媒體重視
從簡單統計很容易就看出，國光石化剛進環評之初，四大報的報導相關報導 數量不多；反而是專業財經報紙《經濟》與《工商》兩報的報導，在 2010 年 7 月之前一直多於四大報。直到 2010 年 7 月，因為國內財經雜誌的報導，以及六 輕大火的牽引，加上吳敦義的「白海豚轉彎說」，才使得此議題的報導量越來越 多。這現象某程度上反映，國光石化在剛開始時，僅被視為經濟議題，並非環境 議題；直到社會上反國光石化的聲音越來越大、各界參與聯署人數增加、相關活 動越來越多，主流媒體的才開始將環境面向加入。有趣的是，主流媒體的報導高 峰發生在 2010 年 4 月 22 日總統馬英九宣布國光石化停建隔日，為整個議題定調。
2. 情緒式風險框架：明星人物使議題持續
先前文獻回顧提到，環境風險報導以「情緒式風險報導」的數量最多，本研 究的觀察結果也是如此。但是，若沒有「明星人物」作為標的，就算報導上了版 面，也很容易被視為平常一般類型的衝突新聞，隱沒於其他有趣新奇的報導之
中。反國光石化的相關團體順利用了「白海豚」為最佳主角，不但可愛的樣子獲 得許多支持與喜愛，政治人物對它的評論更是激起民眾對於白海豚的同情，使得 白海豚成為此事件之中的「明星代言人」，只要有它出現幾乎可以是版面保證，
亦容易使人聯想到反國光石化運動。
3. 科學爭議報導：簡化/省略它
面對專家之間的不同意見，大多數主流媒體選擇簡化處理，或是乾脆不提。
大多數的媒體無論是採訪或是版面有限，因此經常省略所有討論過程，僅抓出其 中最重要的爭議寫在報導之中；甚至，科學爭議類型的報導幾乎不會出現在報紙 之中。雖然科學爭論過程冗長且複雜，記者花很大心思去理解之後，未將過程詳 細記錄公開，對於社會資源來說或許是種浪費。網路新媒體的形式可以解決版面 限制，關心此議題的獨立媒體記者可以將過程詳細記錄，成為公開詳盡的公民資 料庫，可能可以提供無法進入會場的其他專業人士做為參考。
4. 事件脈絡式報導：議題發軔之初，主流媒體的報導斷續
各大報的每日新聞性質，將長期冗長的環境議題切割開來，不僅如此，國光 石化議題發軔之初，許多重大事件還被主流媒體忽略，一字都未上版面。此時獨 立媒體發揮關鍵作用，不僅將國光石化每一場相關會議內容記錄下來，讓「倒下 的樹被看到」；亦使得反國光石化團體表達的非主流意見，透過其他的發聲管道 傳播出去。
至於媒體內部如何看待環境風險報導？是否如 Dunwoody & Greffin（1993, p.22）所說，記者感到必須將風險說清楚的壓力？媒體對於環境風險報導的想 像，很大程度影響了報導產出的面貌。接下來的章節，就將從媒體的運作方式，
觀察環境風險報導在其中每一個環節的產製過程。
5. 難以顯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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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脈絡化，亦不擅長解釋複雜具衝突的科學爭議。進而無法發揮預警風險的效 果，最後，僅能在事件結束之後下評論，再次強化主流論述。
胡慕情（2012）認為，新聞工作者難以全盤了解環境議題，隨而對之冷感，
或依既定偏見下定論；最後，最便宜行事的作法，就是以「經濟」與「環境」兩 者的簡單對立呈現報導，在未考慮更細緻寬廣的社會衝擊與成本分析之下，形成 環境與經濟之間虛空而無立基點的對立75。
接下來，將透過觀察媒體組織，以及記者在其間的運作方式，觀察環境風險 報導在其中產製的過程。
第伍章 獨立/主流媒體的運作方式
前言：環境新聞展背景提要
如文獻所述，國內新聞媒體的勞動狀況，較之從前已經不同。當今新聞組織 多以企業化模式經營，媒體集團化使得新聞多元性降低，（陳炳宏，2009&2010）。 受到更加流動的液態社會影響，新聞組織為了節省營運成本，亦發展出更加彈性 的勞雇方式（華婉伶，臧國仁，2011）。例如大量優退年資、薪水、福利較高的 資深新聞記者，轉而聘僱成本低的新進新聞記者（潘俊宏，2010）；裁撤地方記 者，造成「社會公益」與「環保」新聞急速減少；新聞記者沒有時間經營路線，
因而失去規劃新聞的能力，置入性行銷意造成新聞記者揭弊的意願下降，社會性 新聞卻急速增加（劉昌德，2008；顏雅娟，2009）；資訊科技的進步，也促使新 聞記者經營採訪路線的時間在時間壓力下越來越少，甚至可能還要「多工」：同 時寫報導、拍照以及製作影音新聞（華婉伶，臧國仁，2011）。
這樣的狀況的確也出現在環境線，除此之外，本研究想要稍微提及環境線的 特殊性。環境報導在不同的年代各有興衰，十年前，又是不同光景。
但是，隨著社會風氣的波動，環保新聞也有兩段時期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成 為超級熱門的路線。何明修（2006）在《綠色民主》之中，將台灣的環境運動分 成三個時期：「激進化」（1987-1992）、「制度化」（1993-1999）和「轉型」
（2000-2004）。第一波高潮──「激進化」時期，出現在解嚴前後期間，社會上 的環保意識開始萌芽，尤其是 1985 年到 1988 年之間，重要環保團體紛紛成立，
反核、反公害等等各類環境運動風起雲湧76。第二個「制度化」時期的轉折點，
出現在 1987 年行政院環保署成立，各類相關規範漸漸體制化，環境運動從街頭 走向體制內的抗爭。第二波環境運動的高潮，也是環境運動的「轉型」，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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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前後那段時間，正值台灣工業發展已漸趨成熟，社會上環境意識萌芽，
各種嚴重的公害汙染頻傳，如三晃農藥、李長榮化工、台化、台電、中油、生豐 農藥、萬豪皮革、奇美化工、中華紙漿、高銀化工、林園石化工業區等等；而在 政治上，學者稱其為「政治自由化與環境運動激進化」，因為解嚴之後結社法令 開放，大量環保團體成立，然而逐漸甦醒的環境意識卻尚缺乏體制內的參與管 道，因此專家學者甚至黨外人士以抗爭方式進行環境運動，而另外此時環境運動 亦被視為政治運動的一環78。尤其是趙少康短暫擔任環保署長期間，深諳操縱媒 體之道，他會為記者安排污染公害場景，甚至為記者安排交通工具，讓記者可以
「享受」三更半夜去工廠外抓廢水排放，罪證確鑿的快感（訪談資料：受訪者C，
2011 年 3 月 22 日）。另外，因為環保署 1987 年剛成立，許多相關法規尚未有規 範，所以許多工廠排放的汙染容易察覺，亦容易報導：
以前的那個環境議題很精采啊，你怎樣都...死魚啦、污染啦，嘿啊，
現在是比較政策辯論嘛，啊你也知道台灣，就這些人民很不喜歡 boring 的東西，只要嚴肅的辯論、政策都不愛啊。（受訪者 H，2011 年 3 月 27 日。）
相對來講，還有一個是當初環境與現在環境略有不同。比如說你在 朱淑娟，他們更早，或是薛荷玉，比如說更早一些環保記者我也不 認識喔，在解嚴前後跟環境的議題慢慢被揭露啊，就是說很多資訊 或環保的運動比較興盛那個時候，它們就比較會發揮，它們就有熱 點。那現在比較制度化，譬如說比方說現在都有環評，環評就是說 一切都照制度來走，相對來說本來就是說...它的那個...就是環保 的那個...衝突點就不像以前的那麼劇烈這樣子。(受訪者G，2012年 1月18日)
如同受訪者 H 所說，當各項污染法規逐漸建制化之後，原本明顯可見的汙 染漸漸隱形；可怕的顏色不見了、難聞的氣味消失了，日新月異的化學物質仍然 不斷製造，汙染，卻以另一種形式存在於生活之中。要使得這些風險顯影，唯有
依靠更精進的環境政策，因此，環保團體也漸漸轉型，從街頭上的抗爭轉向體制 內的衝擊。
近年來，環境新聞又似乎出現另一波高潮。因為張國龍早年由反核運動出 身，他擔任環保署長期間，與許多環境團體中的人士親近，在第六屆環評委員遴 選中，首次邀請環保團體參與，大量舉用民間環保團體人士擔任環評委員，如李 根政、文魯彬、詹順貴等。第六屆環評委員對於開發商提出的環評報告有嚴格的 要求，面對環保署不合理的行政程序亦常發出不平之鳴，甚至不惜中止會議，或 是在會議結束之後馬上在場外召開記者會79。加上當時幾個大型開發案，例如中 科后里基地、中科七星農場開發案、中油三星更新計畫與台塑煉鋼廠等大型開發 案80，使得以往平靜如波如同為開發商背書的環評會議，變得精采萬分。
當時，幾位環保線上的大報記者，也順勢向環保署爭取採訪權。在部分第六 屆環評委員與報社記者裡應外合的情形之下，環保署的採訪權也一步步被打開
（受訪者 J 訪談，2010 年 3 月 14 日）。例如，某次環評會議拒絕記者旁聽，朱 淑娟即按麥克風，依資訊公開法表達抗議；當主席詢問在場環評委員的意見時，
（受訪者 J 訪談，2010 年 3 月 14 日）。例如，某次環評會議拒絕記者旁聽，朱 淑娟即按麥克風，依資訊公開法表達抗議；當主席詢問在場環評委員的意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