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化媒介與同性戀認同

在文檔中 當運動遇上性/別:五名男同志運動員的認同與處境 (頁 65-0)

本研究發現,影響個人同性戀認同發展的主要社會化媒介為「家庭」、「同儕團 體」(包含同學、隊友)、「大眾傳播媒介」、和「網際網路」,而其中又以「家庭」對 於五位個案的影響最為深遠。以下本研究將就上述社會化媒介進行討論,並就「家 庭」與同性戀認同之關係進行深論。

一、家庭

(一)最想逃避,又最想獲得支持─「家」

彭懷真(1994)指出「家庭」之所以成為個人社會化最重要的單位,是因為個 人長期的童年依賴通常是發生在家庭之內,其次,家庭成員是親密互動關係,這樣 的互動關係是其他團體所無法取代的,而這種親密的互動關係,就是個人社會化過 程最重要的因素。也因此家庭成為個人社會化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單位(彭懷真,

1994;葉至誠,1997)。而陳杏之(1999)也認為,家庭是大多數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社會化場所,其中父母親對於子女的想法和行為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在五位研 究者的認同歷程亦可以發現,家庭對於他們同性戀態度影響,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77 本研究對於個人特質的歸納有三點,亦不能解釋所有人個人特質的內涵。

其中田小白、小斌都曾因為家人無法接受同性戀,因而對於自身的同性戀自我形象 抱持著非常負面的看法,在過度渴望家人支持與認同的壓力下,甚至產生「希望家 人早點過世」的想法。另外,田小白、小斌和宇霆也都曾因為同志身份的壓力,而 試圖透過疏離家人的方式,以降低家人對其同志身份的懷疑,其中小斌和宇霆都曾 因此產生「離家出走」的念頭或行為。

周華山(1995)指出家庭往往成為華人同志現身所面臨的最大障礙,畢恆達

(2003)則強調其中最難以現身的對象是父母。研究者在此不禁反思,為何家庭在 大部分研究參與者的認同歷程中會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呢?而為何他們又如此渴 望獲得家人的支持呢?首先葉明華與楊國樞(1997)在「中國人的家族主義:

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中,將華人家族主義視為一套態度系統78,其中「強調 家族延續」、「家族和諧」、「家族團結」和「家族名譽」,被視為是認知層面 上的重要內涵,因此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個人最重要的人生使命即是維持 家族的延續,以應付繁重的農業生產。然而在強調傳宗接代、延續子嗣的華人 家庭中,其預設的前提,即是認為「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應該是異性戀者,非異性戀 者不會存在於家庭之中」,故同志兒女的存在即成為破壞家族體制、家族合諧和家族 名譽的罪人。

畢恆達(2003)指出,家庭一直是華人社會中最主要的社會組織單位,同性戀 則是父權社會中具有「缺陷」的性別他者,因此同志子女的存在不但讓包含父母在 內的家庭成員,必須面臨來自親族的壓力,而同性戀身份所背負的汙名標籤,也同 時讓他們身陷可能破壞華人「家族名譽」如此重要的觀念。因此許多身處華人家庭 的同志,他/她在家中不得不採取各式各樣可以幫助隱身的方式,以免讓家人丟了面 子,甚至讓整個家族蒙羞79。然而由於背負著來自家庭的龐大壓力,同性戀者若在 家庭當中感受到無法容身的壓力,則「疏離家人」或「離家」的方法就成為他們自 我解脫的方式之ㄧ,例如本研究中的「田小白」、「小斌」和「宇霆」就都曾因同性

78華人家族主義系統包含著三個層次的內涵,分別為「認知層次」、「情感層次」與「意願層次」,

其中「認知層次」包涵強調家族延續、家族和諧、家族團結和家族名譽;而「情感層次」則包含關 愛感、一體感、歸屬感、榮辱感、責任感及安全感,另外「意願層次」則包含繁衍子孫、相互依賴、

忍耐自抑、謙讓順同、為家奮鬥、上下差序和內外有別(楊國樞、葉明華,2005)。

79 如電影「喜宴」和「面子」(Saving Face),前者是描述身處美國社會的華人男同志高偉同,他 在面對家人時,如何處理其同志身份的故事。後者是描述在美國社會長大的華人女同志 Wil,在面 對中西文化衝突,以及她如何處理與中國傳統母親之間關係的故事。

戀認同的壓力,而產生疏離家人或離家的念頭。張婷菀(2002)在針對青少年離家 意義的研究中也指出:「如果人在家中無法自在地展現自我、沒有私密的個人空間以 獲得心靈安歇的角落,甚至家是傷害、恐懼、壓力的來源,則家反而是傷害自我認 同的牢籠。對於離家青少年而言,離家則是掙脫牢籠的開始」。而鄭美里(1997)、

廖國樞(1997)與畢恆達(2003)的研究中都發現,許多男女同志都會刻意與家人 保持疏離的關係,以降低同志身分所造成的衝擊。

再者,研究參與者為何強烈地想要獲得家人支持的原因,亦與華人社會強烈的 家族主義有關。葉明華與楊國樞(1997)指出,在華人家族主義系統中,存在 著情感層次的內涵,其中家庭成員對於家庭會產生強烈的「歸屬感」、「關 愛感」和「安全感」,歸屬感是個人在情感上對於家庭有所歸屬與依附,而 這種對家族強烈且不易改變的歸屬感,有利於農業生活的適應,因為土地不 能移動,而強烈的歸屬感的培養使的個人能夠產生固守家族土地的意願,並 與家人共同務農。而「關愛感」和「安全感」則是華人對於家人會無條件地 保護與幫助,因而形成一種相互依賴與信任。在這樣「相互依賴」的結構下,

華人對於家族有著「血濃於水」、「不可分割」的概念,而父母對於子女的 付出,以及子女對於父母的依附形成一種緊密的連結,因此對華人而言,家 族是終生的避風港,讓個人覺得安全而無後顧之憂。然而,同性戀者因為身 負社會加諸於同性戀的污名,使他們與家人之間產生嚴重的隔閡,然而他若 透露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則可能遭受父母的責打,甚至趕出家門、斷絕親子 關係,頓時他/她會喪失所有來自家庭的情感和支持。這也是為何家庭成為許 多華人同志最想逃避,又最想獲得支持的原因。

(二)家庭與現身

在本研究中,五個研究參與者僅田小白一人有對自己父母現身的經驗,其他四 人都選擇在家裡堅守這個秘密,這樣的發現與廖國寶(1996)和鄭美里(1997)的 研究相似,他們認為大多數的華人男同性戀不會打算向父母現身。而其中四位研究 參與者不向家人現身的原因則包括以下幾點:(1) 曾感受過來自家人的負面態度(小 斌、宇霆);(2) 基於保護家人的心態,維持暫時的和平(小斌、阿克、Tennis);(3) 害怕影響家人的關係,例如:被逐出家門、斷絕關係等(小斌、宇霆);(4) 傳宗接 代的壓力(宇霆)等。其中此五項考量與畢恆達的研究相似。畢恆達(2003)指出

男同志不願意向父母的考量存在兩個面向,一個是自身導向,一個是父母導向。自 身的利益考量主要是日常生活當中經得到父母對於同性戀採取負面態度的線索,預 期父母無法接受,所以決定不現身。有的同志採取反向的說法,認為還找不到理由 非向父母現身不可,於是在對於現身的後果難以預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況下,

覺得沒有必要現身。父母的導向的考量主要是怕父母傷心(沒有把小孩交好,擔心 小孩遭受社會歧視)、失望沮喪(對小孩傳宗接代的期望落空),進而不希望帶給父 母承繼污名(承擔出櫃的壓力)。其中周華山(1995)、畢恆達(2003)都特別提到 有的男同志不跟父母出櫃,並不是害怕父母會痛苦,而是害怕在向父母現身後,會 將自己出櫃的擔子轉移到父母身上,而這樣的污名繼承反而會讓父母不小心「入 櫃」,讓他們在面對外人的質疑時,必須要為兒子的身分負起說謊、隱瞞等責任,

這樣的行為反而被視為一種自私的行為。

(三)父母的態度

畢恆達(2003)指出,在同性戀仍然必須承受巨大污名的時候,父母一方面採 取不願意面對事實(兒子是同性戀)的態度,一方面永不放棄,在生活中尋找希望

(兒子有可能改正)的火花。而曾寶瑩(2000)亦指出即使同志已經現身,父母仍 不斷反覆測試並尋求改變子女性向的可能,這種永不放棄的韌性,是華人父母的重 要特質。上述學者的看法在田小白的生命故事中亦可以發現,田小白在第一次跟父 母現身的時候,父母的態度是非常排斥的,爸爸還幫他掛號精神科,並認為同性戀 的性傾向是可以「矯正」的。而小白也提到,在他現身後,父母就不曾主動提起他 的同性戀身份,然而在遇到同性戀相關新聞時,亦會表現出排斥的眼神,而這種家 人對於子女同性戀身份避而不談的狀況,亦可稱為一種變相的「恐同情結」。劉人鵬、

丁乃非(1998)就強調這種對於同性戀不可說的含蓄表達本身就是一種恐同,其實 一再複製既定的(同性戀找不到生存位置的)社會價值與秩序,這也使得家庭成為 同志族群又愛又恨的地方。

二、同儕團體

社會學家顧里 (Cooley) 稱同輩團體為「人性的孕育所」,是給予個人「社會導 向 (social direction)」的重要機構(陳杏枝,1999)。同儕團體在個人社會化過程的 重要性,在於同儕團體是與自身相似年齡或地位者的結合,其不像家庭或學校有著

一套嚴格「上對下」的社會化模式,同儕之間的影響是立基於平等的地位,所以較 容易被接受。而同儕團體的期望與規則,則對個別成員常有強烈的內心作用。因此 所有社會成員在與同輩團體親密互動中,其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亦會深受影響,並 產生一種個人角色發展的參考架構(陳杏枝,1999;彭懷真,1994)。

一套嚴格「上對下」的社會化模式,同儕之間的影響是立基於平等的地位,所以較 容易被接受。而同儕團體的期望與規則,則對個別成員常有強烈的內心作用。因此 所有社會成員在與同輩團體親密互動中,其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亦會深受影響,並 產生一種個人角色發展的參考架構(陳杏枝,1999;彭懷真,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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