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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1 發展型國家理論

發展型國家的概念自二十世紀八零年代起被發明以來,經過不同學者的發 展、潤飾,已經成為解釋東亞(指日本、韓國與台灣)六、七零年代經濟奇蹟的 重要變項。發展型國家被認為是介於英美市場模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間的一種 國家介入但採取市場經濟的模式。以 Johnson(1982)2的話來說,就是「計畫-理性」

(plan-rational)的型態,國家更有意識地介入市場的運作,而不僅是規劃運作規則而 已,國家官僚有意識地將「發展」視為優先,利用其政策工具與能力,將國內的 有限資源分配給重點產業部門,以提昇其生產力及競爭能力。

根據王振寰與蘇耀昌(2002),國家要能購有能力決策和執行既定政策,有幾個 重要面向:第一就是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國家官僚體制一方面要具有能力規 劃政策,另方面有效執行這些政策,這必須依賴幾個因素,其一就是國家的自主 性(state autonomy),也就是決策官僚能夠拒斥私人利益的影響,而從國家政體長遠 的角度來歸法發展政策,這是因為私人或公司比較是從個別和短期角度看待利 益,因此假如他們對國家有重大影響,將使得國家失去自主性,而無法中立地從 整體長遠角度設定政策。這樣的發展型國家,在政治體制上通常是威權主義政治 體制,國家一方面壓制或以統合主義(corporatism)的利益代理體制,來管理社會組 織,特別是勞工團體,國家之所以具有自主性與這樣的威權體制,公民社會受到 壓制有密切的關係,也因為這樣的壓制,公會活動幾乎消失,工資因此受到壓抑,

有利於工業產品壓低價格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也有利於生產秩序的維持

2 Johnson 指出「市場-理性的國家關心的是經濟競爭的形式和程序,但它自己並不關心實質的事 務;例如,美國政府有很多與公司大小相關的反托拉斯的管理規則,但是它自己並不關切哪些工業 應該存在或不再需要。相反地,發展主義或計畫-理性的國家裏,政府給予工業政策最大的優先,

也就是關切國內工業的結構,提升結構以強化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工業政策的存在本身隱含了

(Deyo,1989),因此一般而言,東亞經濟體中,市民社會普遍虛弱,國家則相當強 勢。

其二,前導型的機構(pilot agency),這些機構吸引優秀人才從事計畫、導引不 同行動者,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日本的通產省或南韓的經濟企劃院或台灣的經 建會等,這樣的經濟官僚體制具有共識地從事以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政策,而 較無內在衝突,抑或這些衝突能在形成政策之後一致地執行。其三,這些前導行 機構不僅是企劃而已,因為國家政策的一致性,因此需要能有效地協調國家內部 各積極不同行動者的利益。

然而,一個具有國家能力的官僚體制,未必是發展導向的,它也可能會是掠 奪式的國家,由於具有高度自主性,因此它也可能將國家資源挪進少數官僚的荷 包,這就要提到發展主義的第二個面向:國家政策,具有自主性的國家在政策上 是與市場原則搭配而非反市場原則的。私有部門比政府更有動機和能力來吸收和 過濾資訊,以擴大私人利益,但若缺乏政府介入,只靠私人利益擴張將產生市場 失靈;而國家介入過深,則又會產生國家失靈,因此,國家需要以政策引導私人 擴張利益和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對此,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東亞的成功,在於國 家透過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引導私人資本進入國際市場從事競爭,而不同於拉丁 美洲的進口取代工業化,以補貼和保護來發展工業。

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第三個主要面向就是國家與私人資本之間的關係。雖然強 調國家自主性的重要,但這個自主性主要是在政策制定和有效的執行上,透過特 殊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公司部門之間的合作來達成。這也就是 Peter Evans(1995) 所強調的「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國家官僚透過協商委員會,將具 有主導性的官僚組織與私人資本之間制度化地連結起來。國家官僚的自主性及介 入經濟領域,因此與私人資本之間有所隔離(insulate)但非孤立(isolate)(Weiss &

Hobson,1995),國家官僚透過這樣的制度化政策網絡,動員私人資本網策略性工業 投資和執行工業政策,Weiss and Hobson 以「管理的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

來說明這樣的公司合作與制度化的連結。

2.1.2

台灣產業發展軌跡及政府所扮演之角色

台灣整體產業的發展,可以分為下面幾個階段3

(1) 民國 39 年至 49 年,勞力密集輕工業進口替代時期:此時期發展的重 點在於以國產品替代進口之消費品,政府採取的重要措施包括民國 43 年的「外國人投資條例」;民國 49 年「十九點財經措施」確定以對外 開放為政策基本導向;同一年並公佈的「獎勵投資條例」,以租稅、土 地、貸款等優惠來鼓勵私人企業發展。

(2) 民國 50 年至 59 年,出口擴張時期:此時期的重點在於發展以輕工業 產品為主的出口,重要措施包括民國 54 年公佈「加工出口區設置條 例」,利用加工出口區吸引外資,並吸引大量農村剩餘勞力;民國 58 年在高雄楠梓及台中潭子設立加工出口區;民國 59 年成立經濟部工業 局。

(3) 民國 60 年至 69 年,中間財工業進口替代時期:此時期的重點在於持 續擴張出口,同時開始推動出口擴張所帶動的向後連鎖(backward linkage)效果,也就是發展下游口工業所需的上游原料及中間產品,以 替代進口品。在這時期,政府不僅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在民國 62 年宣佈推動十項建設、民國 66 年宣佈推動十二項建設,且在民國 69 年頒布修正獎勵投資條例,增列投資抵減以刺激民間投資,同時設立 新竹科學園區。

(4) 民國 70 年至 79 年,資本密集、科技導向時期:此時期除了持續發展 出口工業、重石化工業外,開始著重高科技工業的發展,包括於民國 73 年推動十四項重要建設,民國 74 年通過生產事業研究發展費用適用

投資抵減辦法。環保署也在民國 76 年成立,輔導既有工廠改善污染。

(5) 民國 80 年至 90 年,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時期:此時期的特 色在於國內產業為了因應新台幣升值及工資上漲,而開始做結構性的 調整,此外高科技產業的出口亦開始大幅成長。政府的重要措施包括:

民國 81 年完成「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相關辦法,成立「投資推動小組」; 民國 82 年公佈「振興經濟方案」,成立「工業合作指導委員會」,積極 推動新興工業的發展;民國 84 年實施「發展台灣成為亞太製造中心推 動計畫」,成立經濟部資訊工業、精密機械工業、生物技術與製藥工業 三個重點產業推動小組。

台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具有三個主軸:威權主義統治、國家領導經濟發 展、出口導向的工業。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後,政黨機器透過各種機制將統治 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監控社會組織的運作,也使得當時的社會情勢相對穩定。

而在經濟發展方面,國民黨政府在五零年代開始正式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除了政 權的合法性基礎維持之外,當時有能力的財經官僚也提供相當大的貢獻,制定了 開放台灣市場、經濟改革等多項政策。當時台灣的經濟策略是以進口取代工業化,

選擇紡織、水泥等產業作為重點發展工業,並鼓勵與扶植私人投資,也在同一時 期開始鼓勵出口,但效果不彰;六零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採取出口導向工業化,

並成立加工出口區,透過外匯改革、獎勵投資條例等政策,促進外銷,獎勵並鼓 勵儲蓄,以及引導私人企業發展。一般而言,台灣誘導私人產業發展的策略有三:

鼓勵投資、保護本地市場、促進出口,透過租稅減免或降低生產成本等方式來扶 植與引導私人投資;保護本地市場方面,則是利用管制進口、關稅方式來限制外 地產品的輸入,同時鼓勵本地工業的生產;在鼓勵出口方面,包括了出口退稅、

外銷低利貸款等方式,當中外銷低利貸款的方式,使得廠商能以低於同期銀行利 率的利息,貸得出口所需的融資,這也是一種變相補貼的方式。

從上文得知,台灣的產業發展歷程中,政府的官僚體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時至今日,政府仍在創新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例如,行政院開發基金審核通過 九十億元成立三種「生技創業種子基金」,用以推動國內生技業的發展,近期內尚 要推動大型基金參與,建構台灣成為亞太地區最活躍的生技重鎮;行政院國科會 也業已編列超過三百億的經費,用以研發奈米技術及晶片系統科技,計畫在三至 六年內,使台灣成為奈米科技產業的領導者和晶片系統設計中心,因此,台灣創 新產業的發展某種程度仍延續發展型國家的脈絡繼續前進中。

2.1.3

實證主義、科學、科技與不確定性

2.1.3.1 實證主義與科學

對於實證主義而言,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間沒有本質 上的差異,自然科學通常被視為是所有科學的典範,只有自然科學才能界定知識 的意義。科學是對外在世界現實的研究,這些客觀存在的現實能夠被還原為可觀 察的單元或自然現象,對實證主義來說,任何的現象都可被還原為原子單位,所 觀察到的科學真理與現實的本質之間存在對應的關係,在面對自然現實時能保持 客觀化的態度,也就是說,把自然視為一種外在於科學的客觀存在,同時又能夠

對於實證主義而言,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間沒有本質 上的差異,自然科學通常被視為是所有科學的典範,只有自然科學才能界定知識 的意義。科學是對外在世界現實的研究,這些客觀存在的現實能夠被還原為可觀 察的單元或自然現象,對實證主義來說,任何的現象都可被還原為原子單位,所 觀察到的科學真理與現實的本質之間存在對應的關係,在面對自然現實時能保持 客觀化的態度,也就是說,把自然視為一種外在於科學的客觀存在,同時又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