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比較法觀點下真相知情權之理論建構與實踐
第二節 真相知情權之實踐：以德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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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權置於轉型正義之脈絡下進行討論，有鑑於轉型正義之實踐將會因為不同國 家各異政經歷史脈絡而開展出諸多態樣，故各國在處理過往威權遺緒時所採取之 真相建構模式亦有所不同；從而，本文接下來將於第二節借鏡外國，特別是德國 在 兩 德 統 一 之 後 ， 其 處 理 前 東 德 統 一 社 會 黨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ED）獨裁統治之經驗。雖然東德與臺灣威權統治時期二者人權侵 害之歷史脈絡並不完全相同，然而德國社會大眾與政府如何回首自身不堪之過往，
仍然值得在解嚴之後已遲了三十多年始逐步進行轉型正義工程之臺灣學習。
第二節 真相知情權之實踐：以德國為例
如同本文一再強調真相知情於各項轉型正義措施之重要性，「真相如何而來」
也是個同等重要之問題。撇除選擇直接遺忘威權過往之國家（例如早年甫自佛朗 哥獨裁政權結束之西班牙），從實證經驗觀之，可發現不同國家亦有著截然不同 之真相探尋模式，有些選擇透過宏觀、整體性之真相調查委員會（例如南非真和 會），亦有透過個案性之刑事審判（例如紐倫堡大審、東京大審）、金錢彌補（例 如臺灣）或權利回復措施來建構出真相351。至於針對昔日舊政權檔案文書予以公 開查閱，其實也是還原歷史真相相當重要之方式之一，然而吾人可能難以將其界 定於整體性或個案性之真相探尋模式當中，蓋兩者可能都需要以檔案公開作為前 提。
其中，兩德於1990 年統一之後，執政當局針對統治東德長達 40 年之久之統 一社會黨所造成之威權遺緒展開一系列回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措施，而這 些措施基本上已涵蓋了上述整體性與個案性真相探尋模式，其分別為352：就柏林 圍牆邊境守衛射殺逃亡者一事，以刑事訴追向行為人（執勤之東德邊防軍士兵）
以及制定此一命令之黨政高層進行究責353；透過史塔西檔案之開放與應用以用於
351 張郁質，轉型正義脈絡下的檔案公開制度－以協商式民主轉型國家經驗為中心，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7-22（2017 年）。
352 A.JAMES MCADAMS,JUDGING THE PAST IN UNIFIED GERMANY 18-22 (2001).
353 針對柏林圍牆邊境守衛射殺案的事實介紹與後續的判決評析，可參閱：薛智仁，溯及既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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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清查(Überprüfung)；聯邦議會(Bundestag)分別於 1992 年與 1995 年成立了調 查委員會(Enquete-Kommissionen)，專職於勾勒統一社會黨獨裁歷史，以供統一 後德國人民警惕；以及後共產時代如何將當時不義（或不當）取得之財產歸還於 人民之措施。
上述四項德國所進行之回溯正義措施當中，涉及真相知情權之實踐者為刑事 訴追、史塔西檔案（政治檔案）公開以及調查委員會，至於財產歸還則較屬於實 踐真相知情權後因此獲致真相，而得以進行之後續回溯正義措施。然而，在臺灣 脈絡下，這四項措施當中之刑事訴追可能較難以借鑑，蓋有別於德國在兩德統一 後隨即進行刑事審判，臺灣首先於法制上勢必面臨到刑事訴追期間可能已罹於時 效354、證據滅失之問題，而另一個事實上困境則在於即便能夠確認當時之加害人 身分，該加害人亦可能早已過世而無從究責。因此，期望臺灣亦透過刑事訴追作 為實踐真相知情權之方式可能較有難度，故本文以下介紹德國各項具體實踐真相 知情權之措施時，將僅就政治檔案公開以及調查委員會兩大面向進行爬梳。
第一項 德國作為臺灣借鏡之原因
儘管學者蘇永欽表示，臺灣在結束威權統治後只需進行政治上之去威權化，
經濟上並不具有其他後社會主義國家之集權特徵；且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自始即 明訂於我國憲法，並未受到壓抑，因此亦不需進行意識形態之重建工程，故其認 為德國轉型正義經驗實難以為臺灣所複製355。然而本文提出以下兩點來說明德國 確實可作為臺灣實踐轉型正義之借鑑對象：
止與轉型正義－以東德邊境守衛射殺案為例，中研院法學期刊，25 期，頁 131-204（2019 年）；
李建良（註75），頁 7-32。
354 在此需說明的是，縱使《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有著「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九條規定」之 宣示，但該條並無對於刑事追訴權之行使期間有特別立法處理。
355 蘇永欽（註 222），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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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統一社會黨與國民黨威權統治之相似性
在本章開端所引述之序言中，吾人可窺知東德統一社會黨以史塔西作為鞏固自 身統治正當性與合法性之工具。史塔西不只是秘密警察，它也是特務機構以及外國 情資部門；事實上，此種秘密警察或特務組織之存在即為列寧式黨國體制特徵之一，
統一社會黨透過史塔西擔任「思想警察」(ideological policing)之角色，來確保人民對 執政者之完全效忠；史塔西亦自詡自己為「黨的劍與盾」(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
以確保統一社會黨在東德至高權力之地位356。
根據統計，截至1989 年 10 月為止，當時共有 9 萬 1015 個員工效命於史塔西，
而這意味著每180 個東德公民就有 1 位秘密警察正進行監控357，若再把史塔西歷年 來對人民進行監控而所做成之檔案文件一字排開，將長達 111 公里之多358；與其他 同為共產鐵幕集團國家相比，也許史塔西並非最冷酷無情之秘密警察，但絕對是最 鋪天蓋地存在於人民之中的一個。在史塔西威迫利誘下，當時許多老師及教職人員 為了獲取升遷或是金錢利益而成為了線民，開始定期向史塔西回報學生動向；此外，
親人之間亦開始猜忌懷疑而因此使家庭分崩離析，這些都是史塔西諸多作為所導致 人與人互不信任之局面359。
同樣為列寧式黨國體制所統治之往昔臺灣，國民黨之影響力亦遍及臺灣社會，
無論是私人企業抑或是國營事業之經營都依賴於黨的安排或扶持，更遑論軍事及 情治單位皆服膺於黨的紀律教條；因此，國民黨與整體國家運作體制在威權統治 時期之臺灣相當程度融為一體360，產生了政治與經濟盤根錯節、相互交融之局面。
356 KOEHLER, supra note 313, at 61; ESPINDOLA, supra note 314, at 42.
357 JENS GIESEKE,THE HISTORY OF THE STASI:EAST GERMANY’S SECRET POLICE, 1945-1990 49 (David Burnett trans., Berghahn Books 2014) (2001). 若將此一數據與其他國家並列，更能明顯看出史塔西 存在於東德社會中的密度之高，如蘇聯為1:595、捷克斯洛伐克為 1:867，而波蘭則僅為 1:1574，
可知東德祕密警察佔總人口比例遠比其他國家高出許多。
358 BStU, BStU in Zahlen, https://www.bstu.de/ueber-uns/bstu-in-zahlen/ (zuletzt gesehen am 24.12.2019).
359 MCADAMS, supra note 352, at 56.
360 Slater & Wong, supra note 133, at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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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近兩年來促轉會陸續對政府各部門之政治檔案進行徵集及揭露，可發 現在威權統治時期之臺灣，情治單位亦同樣有著對於人民進行體系監控，吸收線 民等作為：例如於1970 年代開始針對校園師生監控所進行之「春風會報」以及 設置於各校之「校園安定小組」，至1983 年時存在於校園當中之線民即有 5000 多名，甚至還有線民對監控目標之同學告解說：「我要特別感謝你，我這大學四 年學費都靠你」；又或者是針對與執政者意見相左，而把被認定為「言行偏激、
煽惑學生」之教師予以解聘，並封殺該名教師至其他學校求職任教之機會361。
雖然在比較政治學之討論中，以兩蔣為首之國民黨政權通常被視為威權政權 (authoritarian regime)，而東德統一社會黨則被視為極權政權(totalitarian regime)，
但若將此二者予以並列觀察，會發現皆具有：政府為求變革社會而設立特定之意 識形態；僅允許單一政黨實際運作，其他政黨僅是象徵性地存在；透過政治警察 進行恐怖統治；對於大眾傳播及文藝活動內容予以嚴格控管，藉此塑造對政治領 袖之個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以及對於經濟活動進行嚴格控管之特徵。因此，
有學者認為兩個政黨所領導之政府在學理分類上之差異可以被忽略362。
從而，既然兩個政權所呈現之人權壓迫脈絡具有相當程度類似性，那麼在邁 入民主體制後如何建構出過往威權侵害圖像，德國應可作為臺灣參考借鑑之對象。
第二款 立法政策之擇定考量
聯合國人權文件《經更新的一套採取行動打擊有罪不罰現象以保護和增進人 權之原則》在原則十四「檔案保存措施」(PRINCIPLE 14. MEASURES FOR THE
361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Facebook 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twtjc/photos/a.2090167454614 212/2151065441857746/?type=3（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4 日）；謝孟穎，校長老師帶頭監控 學生！30 年前校園白色恐怖：威權統治不一定天天拿槍指著你，他讓你恐懼就好，風傳媒，201 9 年 7 月 19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1490526（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4 日）；陳鈺 馥，促轉會查「東吳政治系事件」 國民黨「春風會報」主導迫害，自由時報，2019 年 4 月 20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64932（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2 月 24 日）。
362 Samuel Shengfei Hung,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Dissidents Under Dictators: Comparing the Gikong Presbyterian Church with German Churches in the GDR, 6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348, 348-34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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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ATION OF ARCHIVES)指出，欲使人權侵害行為不再發生之措施之一，
即為對於那些載有人權侵害證據之檔案進行保存，而這也是真相知情權得以被實 踐之方法之一363。而除了保存之外，原則十五「促進檔案閱覽措施」(PRINCIPLE 15. MEASURES FOR FACILITATING ACCESS TO ARCHIVES)更進一步指出，為 了使受難者及其家屬能夠據以請求其應有之權利，應使閱覽檔案之程序更為便利；
此外，不只是受難者及其家屬得以閱覽檔案，若係為歷史研究用途而申請閱覽者，
亦應提供其必要之便利，只不過為了顧及對於受難者及其他個人之隱私與安全，
應進行合理之限制364。
綜觀世界上歷經威權統治，並透過檔案公開實踐轉型正義之國家，基本上多 集中於中東歐國家365。而此一現象乃肇因於中東歐國家之人權壓迫行為多建立在 綿密且廣大之線民（告密者）網絡之上，並藉此進行個人資訊之蒐集，而獲取這 些載有個人資訊之檔案即為真相知情實踐之第一步366。然而，縱使有檔案公開制
綜觀世界上歷經威權統治，並透過檔案公開實踐轉型正義之國家，基本上多 集中於中東歐國家365。而此一現象乃肇因於中東歐國家之人權壓迫行為多建立在 綿密且廣大之線民（告密者）網絡之上，並藉此進行個人資訊之蒐集，而獲取這 些載有個人資訊之檔案即為真相知情實踐之第一步366。然而，縱使有檔案公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