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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研究設計
各國政府近年來已積極的進行打擊企業租稅規避的行動，而透過文獻探討我 們可以發現，不同的企業特性對企業進行租稅規避的誘因也有所不同，本研究根 據 Fama and Jensen (1983)所提出的理論：「當公司的股權或公司的決定者集中於 少數人身上的時候，這些管理者會比較傾向於風險趨避者，也較不願意投資風險 較高的專案」，而對於租稅規避這樣高風險的行為，股權結構集中與否是否對其 造成影響，將是本研究探討的主要核心。本研究將分成兩部分進行討論，首先我 們先從當公司股權結構較為集中時，是否降低了租稅規避的誘因，接著進一步討 論當公司股權集中於不同的內部人手中時，是否同樣的只要內部持有者股權愈高 就不易進行租稅規避。
第一節、研究假說
一、股權集中度與租稅規避
在探討股權集中度時常依持股比例來區分控制及非控制股東，控制股東通常 擁有較高額的持股比例，也因此對於企業有相當程度的控制程度，除了在股東大 會具有多數的表決權外，尚擁有決策權。也因此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較高時，如果 各方的利益不一時，控制股東便可利用自身的優勢進行維護個人利益而損害其他 關係人及公司利益的行為，也因此當股權愈集中於控制股東身上時，將會使控制 股東做出對自己最為有利的行為，也因此Thomsen and Pedersen (2000)認為當控 制股東與公司的利益愈發一致，使得控制股東更有誘因監督經理人，除此之外控 制股東也擁有愈大的力量使經理人朝著他們想要的經營方向。
常見的控制股東企業如家族企業，根據國內外學者對家族企業的定義可知家 族企業為一常見的股權集中型態企業，如國內學者許士軍與陳光中 (1989)認為 家族企業為一群具有血緣或姻親關係的人，共同籌設、創立及經營的企業，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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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數占50%以上，或即使低於50%，但仍掌握控制權。而Chen, Chen, Cheng and Shevlin (2010)曾提出一般認為家族企業較非家族企業更容易進行租稅規避的行 動，除了由於家族企業的成員從減少的稅務成本中得到的利益較高外，也因為家 族企業中至少有一家族成員進入董事會，使得企業更有機會進行避稅等抽租的活 動，但實證的結果卻與預期相反，Chen et al. (2010)認為比起非家族企業，家族 企業更重視非稅成本的發生，如潛在被國稅局查核的危險或是對於企業聲譽的影 響…等，也因此反倒是家族企業的所得稅率較高，繳納較高的所得稅負，研究中 亦提及外部投資人會因為自身的利益，可能會因此較有誘因進行租稅規避。在 Thomsen and Pedersen (2000)提出家族企業股東通常較傾向於風險趨避者後，
Rego and Wilson (2011)認為風險趨避者較不易進行租稅規畫，但如果為風險中立 的股東則希望經理人可以執行所有可以產生淨收益的租稅策略。根據上述我們可 以發現對家族企業股東來說，由於本身對於風險的態度，使得租稅規避較不易出 現在這樣股權高度集中的公司，而家族企業僅是屬於高度集中股權的其中一種類 型，而本研究將不把高度集中股權的企業僅侷限於家族企業，而是單以企業的股 權結構分析之。
根據2011年兩岸三地上市公司統計，台灣家族企業高達72%，而Yeh and Lee (2001)針對台灣1994年及1995年上市櫃公司進行調查，發現台灣上市公司有76%
為家族控制，而其董事會有66.45%為控制家族完全掌握，因此台灣企業的所有權 結構基本上就是La Porta et al. (1999)所指出的存在有控制股東的形態(高蘭芬與 邱正仁，2002)，如此我們能夠得出台灣大多數企業較屬於股權集中的家族企業 的推論。此外，台灣近期對於租稅規避的行為已開始嚴密立法進行防堵，也因此 當企業選擇逃稅無疑是一個高風險的行為，當被國稅局掌握企業的漏洞時，則不 僅需要補納稅款尚有罰金要繳，其金額之巨大，對於公司的損害可見一斑。而台 灣大多數企業股權較為集中，是否會對進行避稅產生誘因，著實值得探索，因而 本研究的樣本將著重於台灣的上市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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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對於公司股權結構集中度較高是否會使公司避免進行租稅規避提 出假說1。
假說 1：股權集中度高與公司租稅規避行為呈負相關
二、內部持有人股權集中與租稅規避
上述的股權集中度是根據企業的內部持有人的股權比例加總而來，而在本研 究當中，企業的內部持有人分別為經理人、董監事、關係人及持股達10%以上的 大股東。
(1)經理人及董監事
在目前全球分工的時代，公司股東無法隨時親自經營公司，於是便聘請較為 專業的經理人經營公司，為公司及股東賺取利潤，並且透過股東大會推舉董監來 為眾多的股東進行監督的工作，在此架構下，當經理人與公司股東的目標不一致 時，便會產生我們所熟悉的代理問題。Jensen and Meckling (1976)進一步提出公 司能透過增加管理者的持股來解決代理問題，此外， Crutchley and Hansen (1989) 認為代理問題能透過以下三種方法來舒緩：增加管理者的持股、股利發放及舉債 融資，而FitzRoy and Kraft (1987)實證研究發現不管是利潤分享或是員工入股計 畫都可以有效減低代理問題，因為透過入股，管理階層不僅可以分享企業獲利的 盈餘，亦可獲得公司股權，一同承擔企業經營成敗的風險，也因此近期企業常透 過分紅配股做為高階管理人的激勵方式，且此種方式也愈來愈常見，台灣亦於 2008年1月1日起實施第39號「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理準則」，也因為如此管理 階層持股其實佔了企業股權結構很大一部分；在董監事的部分，我國公司法第192 條及216條明文規定不論是董事或是監察人皆需持有一定的股份22，而當董監持 股不足時便會當然解任其職務，也因此公司股權的一部分其實是為董監所擁有。
Fama and Jensen (1983)從剩餘求償權的觀點指出當管理階層無須承擔剩餘風險 分擔時，亦即當決策管理與決策控制分離，董事會可藉由監督管理階層以降低代
22 依 發 行 公 司 股 本 大 小 不 同 ， 董 事 合 計 持 股 不 得 低 於 公 司 股 本 的 7.5%至 15%， 監 察 人 合 計 持 股 則 不 得 低 於 0.5%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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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本，相反的，當管理決策與控制決策集中於某些代理人身上時，剩餘請求權 也同時需被限縮，因此可以合理推斷，公司股權結構較為集中的管理階層較易投 資風險較低的計畫，因為他們的投資組合相較之下較不多元。
根據Schipper (1989)的定義，盈餘管理係指經理人或股東欲獲取私人利益時，
利用對外在的報導進行有目的干預，以成就其意圖的行為，其中Watts and Zimmerman (1978)認為管理階層進行盈餘管理其中一個原因便是節稅目的，高階 經理人會將課稅所得降至最低，以減少所得稅負，也因此可以進一步的認為經理 人可透過操縱盈餘的方式進行避稅活動。而Warfield, Wild and Wild (1995)提出對 於低持股率之管理階層而言，因為缺少適當激勵機制，對於許多決策之擬定非以 公司價值最大為其考量，為避免經理人出於自利行為而濫用公司資源，使公司價 值減損，通常公司會與經理人訂定以會計基礎之合約來規範。此合約會造成經理 人利用會計裁量權來進行盈餘管理，以達成其私利目的(蘇惠卿，2005)。而國內 研究方面，王元章、張椿柏 (2012)從1996年至2010年的台灣公司中選取樣本，
並提出當股權大部分集中於管理者手中時，會以公司利益極大化為優先考量，因 此盈餘管理行為愈少。而這與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所提出的利益收斂假說 的結論不謀而合。而在董監持股方面，根據利益收斂假說的觀點，許多學者(Berle and Means 1932; Dalton and Kesner 1987; Crystal 1991)皆認為當董事持股比例越 高時，董事會因為其自利行為而更有效率發揮監督的功能，也因此使得企業較不 易進行盈餘管理，進而使公司價值上升。
利益收斂假說(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認為當管理者的持股比例愈 高或股權越集中時，公司的經營成敗對管理者的影響也就愈大，且管理者的利益 也與其他關係人趨於一致，也因此管理者便會更加小心謹慎，因而，當管理階層 持股比例愈高時，便會更以整個公司或是股東的利益為最大考量。租稅規避本身 便存有極高的風險，除了會引來國稅局更密切的注意外，當經過證實時公司的聲 譽必定也會受到影響，屆時除了可能會造成公司不受消費者信任，進而造成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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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而龐大的補稅及罰鍰更可能造成公司經營困難，使得所有關係人利益受到 衝擊，因而蒙受其害。而由於上述提及的分紅配股激勵措施，使得經理人的持股 比例愈趨高漲，也與公司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降低，目標達到一致性，為了達到 利益極大化，經理人便更有誘因進行租稅規避的行為，同樣的，在我國公司法規 定董監事的職權當中，其中之一便為租稅規劃的決策，對於董監事來說，由於持 有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權，因此也會從企業進行租稅規避的行為而從中獲利，因此，
我們可以推論不論是經理人或是董監事，當其股權集中度高時，反而更不會進行 盈餘管理，也因此較不會進行租稅規避的行為，根據上述我們分別提出當股權集 中於董監事或經理人時是否會產生誘因進行租稅規避，得出假說2-1及2-2。
假說2-1：股權集中於經理人與公司租稅規避行為呈現負相關
假說2-1：股權集中於經理人與公司租稅規避行為呈現負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