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第一節研究動機

一直很喜歡一本書：普羅旺斯童年四部曲一：爸爸的榮耀，書中的父親會推動自然觀察，要馬瑟仔細觀察昆蟲習性，寓教於樂，也會在馬瑟兄弟於戶外玩印第安人遊戲回家後，在餐桌上延續他們的酋長角色扮演，並與之對話，父子間更會一起逛舊貨攤、共同改造舊家具；書中生動鮮明的刻劃出父子間的日常互動，

以及父親形象在孩子心目中的崇高偉大，讓人印象深刻。研究者本身從事教育工作，站在教學現場，常對父親參與孩童日常生活的質與量有所感慨，好在多年下來，逐漸看到父親參與孩子學校事務的提升，心中未嘗不是欣慰與感動。每天簽閱家庭聯絡簿，已由母親的例行公事逐漸轉變為父親的對等參與，而在每學期初舉辦的學校日活動中，每每見到父母親連袂出席，總是對雙親重視孩子與學校的精神大為感動，儘管父親參與率仍遠較母親為低，但卻也有緩慢的成長，家庭教育中的父職參與能漸獲重視與實踐，著實令研究者心中欣喜不已。

2004 年，聯合國國際家庭十週年的公共論壇報告中，特別提到父親角色的侷限，報告指出，男人在家中的角色，還被限制在「家庭經濟來源的供應者」上（引自李雪莉，2005），這表示世界大眾對於父親角色仍處於低度開發狀態。社會價值觀會隨著時代遞嬗不斷改變，對於理想父職角色之定義與期待，以及父母親在家庭中責任分配與照顧分工的模式，也會逐漸隨之轉變。如何重建新世代家庭中的

「父職」（fatherhood），實為家庭教育中重要的成功關鍵因素。

依照功能論的看法，男主外、女主內，男性養家（breadwinner）、女性照顧

（caregiver）的傳統性別分工，是最能發揮家庭功能的安排與運作方式（唐文慧，

2007），長期以來也導致了在大多數家庭中，多半是由父親擔負起家庭經濟供應者的工具性角色，而母親則多扮演照顧者、情感性的角色，以相夫教子、理家育兒

為職責，也因此，很多人習慣將教養子女的責任交給孩子的母親，形成「父親缺席」的普遍現象（李文龍，2002；張再明，2006）。根據行政院主計處 2006 年「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家庭生活」統計，二十歲以上同住夫妻就業情形方面，夫妻均就業佔了46.84％，較 87 年的 41.54％增加了 5 個百分點，而夫或妻一方就業及夫妻均未就業方面，則分別為 33.13％及 20.03％，由此可知現今臺灣社會的一般現況，以雙生涯家庭（dual career family）為大多數。美國研究指出，婦女就業人數的上升，是影響兩性分工與新父職議題的主要社會結構（Coltrane,1995），在現代的雙薪家庭中，男性被期待擔任共親職（co-parenting）角色（Pleck & Pleck,1997）。

過去的大家族，分擔了家庭中養育的責任，而現今隨著社會的變遷，家庭結構的改變，再加上女性就業率提高、愈來愈多的女性投入勞動市場，共同分擔家計，

使得資源相對薄弱的雙薪小家庭勢必得分擔更多責任，雙親角色亦面臨極大壓力；母職角色因職業家庭雙重工作負荷增加，遂無法依照往昔悉數執行傳統母職工作，是故傳統父母性別角色分工模式面臨考驗，家庭中之男性無法再依照傳統方式擔任父親角色。

在雙薪家庭日益普及的今日，教養孩子已不可能是女性單獨的責任，但臺灣男性似乎仍遲疑於參與孩子的教養工作（王叢桂，2000a），女性仍舊擔負照顧與教養孩子的主要責任；這使得女性無論就業與否，仍得負擔大部分的親職工作。

與以往相較，雖然現代父親願意花更多時間照顧養育孩子，並與孩子相處（Pleck &

Masciadrelli, 2004），但若與母親相比，仍明顯不足（呂素美，1994；吳黛宜，2003；

黃怡瑾，2001；Barnett & Baruch, 1987; McBride & Rane,1998）。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2006 年針對府城國小學童的父親進行抽樣調查發現，現代爸爸比起上ㄧ代雖較懂得如何當父親，但在參與部分仍明顯不足（鍾享龍，2007）。

主計處（2006）的資料指出，兩性在平日（週一至週五）每天平均處理家事時間為1.6 小時，若按性別觀察，男性平均為 0.92 小時，女性則為 2.25 小時，兩者間差距雖已略小於91 年調查之之 1.6 小時，但仍達 2.4 倍之多；在照顧孩童方面，主

要為家中男性成員擔負者佔了2.41％，女性為 48.09％，而兩性平均分攤則佔了 48.22

％，另外親子平日相處時間方面，父母與6 至未滿 12 歲子女平日相處時間多數超過3 小時，其中男性大多分布於 1 至未滿 2 小時（22.24％）、2 至未滿 3 小時（21.64

％）及3 至未滿 5 小時（28.43％），女性則較集中於3 至未滿 5 小時及 5 小時及以上，分別占34.5％及 40.5％，而相處時間在 3 小時以上者，女性較男性高出 29 個百分點；由上述統計資料可看出在親子平日相處上，每天主要陪伴6~12 歲孩童的雙親仍以母親為主，而在家事處理方面，男性參與的時間仍遠低於女性，但在照顧孩童方面，雖然主要為女性擔負者依舊遠遠超過男性為主的照顧，但卻以兩性平均分攤照顧責任佔了多數。由此可窺見在照顧孩童的兩性工作分攤上，似已逐漸轉於傾向雙親共同分攤之途，此亦符合共親職的概念；這是一項有別於以往的轉變，值得後續研究做更進一步的探討。有鑑於此，研究者對於現今社會中父職參與的面向及程度深感興趣，尤其在照顧6~12 歲學齡階段孩童方面，究竟呈現出何種面貌？

華人父母對子女學業成績的重視可說是華人社會的特色。由於升學主義傳統觀念的影響，學校、家庭、社會及學生本身都非常注重學業成績，「萬般皆下品，

唯有讀書高」的傳統觀念早已深植人心，故父母對子女的教育自然有許多期盼。

許多學者皆指出比起西方父母，中國父母更加重視孩子的學校表現與學業成績，

故高升學壓力始終是親子間生活困擾的重大來源。調查資料顯示，學齡前子女（未滿 6 歲）健康狀況為多數父母最關心的問題，佔 53.42％，其次為人格發展 25.18

％，至於學習情形則只佔13.59％；但對於青少年子女（12 至未滿 18 歲）來說，

與父母發生爭執原因卻以求學態度居多，佔 56.65％（主計處，2006）。推究其原因，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識增強，往往不喜歡與父母溝通而造成親子間衝突增加，

加上在少子化的情形下，父母對子女的期望愈來愈高，因此子女的求學態度遂成為父母與子女的爭執主因。俞國良、辛自強（2000）在針對大陸中小學 483 名家長、362 名學生的問卷調查與家長、學生、教師進行訪談的研究結果中發現，當問

到學生：「爸爸媽媽最關心你的是哪方面？」時，有65.2%的學生回答是學習，17.4%

回答是品德，12.4%回答是安全和健康；可見得對中小學學生來說，所接收到家長最關注的議題仍是孩子的學習與課業。

既然父母親如此重視子女課業表現，到底父母親的參與是否會影響子女的學業成就？又是如何影響的呢？此點可由M. Stearns 和 S. Peterson 所發展的動機歷程說獲得最好的解釋（引自林義男，1989）。此二位學者的主要分析是以父母親參與學校教育計畫的現象為依據，故若父母參與子女的學習活動，便能透過直接與間接途徑影響其子女在學校中的學業表現；直接途徑為父母參與教育歷程中可以學會如何教導自己的子女，進而給予兒童個別注意與新的技巧，而兒童便能學會更好的技巧、導致在校呈現出優良的表現；至於間接途徑則可分為兩方面，一方面是透過父母對於子女的注意與教導，使兒童知道父母對教育的重視，進而激發兒童爭取學校教育中的成功，因而導致子女在校中之優良表現，另ㄧ方面則是透過父母對於子女的注意與教導，父母知覺到自己的能力、並將此種自信傳遞給兒童，使兒童同樣亦具信心達成某種目標，再導致學校中的良好表現。本研究即欲探知父親之父職參與是否會以直接及間接管道傳遞技巧、動機與自信給子女，進而影響子女學業成就表現。

Piaget 的認知發展論指出，7 至 11 歲左右的學齡兒童發展階段為具體運思期，

他們已獲得邏輯思考能力，而11 歲左右及之後的青少年可以思考抽象的概念及純粹假設的可能性，並透過科學方法有系統的檢定那些假設（游恆山，2001）。詹棟樑指出，6 至 12 歲的兒童進入了「幫團時期」，他們的兒童社會意識逐漸增強，開始積極尋求友誼、尋求結伴，同時亦十分順從同儕意見，同儕關係遂成為兒童人際中之重要環節（引自吳明芬，2007）。至於 Erikson 的心理社會理論中則指陳，6 至12 歲的學齡兒童發展重點在於勤奮與自卑，意即學童必須掌握重要的社交技巧和學業技能，不落在同伴後面，否則他們將會感到自卑（游恆山，2001）；因此對該階段的學童來說，學業成就與同儕間的互動關係是此時期發展的重點，亦為教

育工作者十分關注的面向。至於家長究竟該對此階段學童之發展重點扮演何種重要角色呢？

繁多進提出，要培養孩子良好的同儕關係，父母必須和孩子從小建立良好的親子關係，給孩子信賴感和愛，讓孩子以此為基礎，進而信賴別人、並與別人和睦相處（引自蘇玲媛，2007）。孩子若對父母有信任感，就會以父母為榜樣，逐漸將父母的信念或行為融入自己的想法中，所以父母本身的行為模式及與孩子的互動關係皆會影響孩子的人際交往。而父母親在照顧子女的同時若能給予孩子充分的關懷與愛，並用正面及積極的情緒回應子女，孩子便能得到充分的安全感、進而發展良好的人際關係；反之缺乏愛的孩子在未來的人際交往中則會產生困難（李

在文檔中父職參與對國小高年級學童學業成就、同儕互動影響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 (頁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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