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軌跡，翻譯則是跨文化的傳通。翻譯研究是比 較文學學者最為關注的研究對象之一，正如義大利比較文學家梅雷加利（Franco Meregalli）指出：「翻譯無疑是不同語種間的文學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徵的媒介，
我們僅僅對它的一個側面說幾句話。翻譯不僅是不同語種文學交流中頭等重要的現象，
並且也是一般人類生活和歷史中頭等重要的現象。雖然翻譯的最終結果大概是屬於語 言，而後又屬於終點文學範疇的，可是翻譯行為的本質是語際性。它是自然語言所形 成的各個人類島嶼之間的橋梁，是自然語言非常特殊的研究對象，並且還應當是比較 文學的優先研究對象。」1可見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息息相關，因為翻譯的過程就是 翻譯者的思維活動過程，在這個共性下，又由於譯者母體文化背景和語言習俗的差異，
或是翻譯目的與態度的不同，就會大大左右譯品的風貌，形成雖本於同一原著，卻產 生截然不同面貌的譯本。因此，各領風騷的譯品不僅豐富讀者的閱讀享受，更具有比 較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在異中求同，同中見異下，探究譯者的翻譯策略和心理取向，
欣賞多元文化交會時激迸的耀眼火花；又能在譯品的相互參照下，截長補短，去蕪存 菁，為後續譯品能通往止於至善的境界給予方針。
明末清初的李漁2（1611－1680）3是位多才多藝的文學家，舉凡於戲曲、小說、
詩文、史學、養生、飲食及園林設計等領域皆有不凡的貢獻。李漁的小說作品《無聲 戲》和《十二樓》強烈彰顯他「刻意追新」的創作意識，因為李漁無論在題材揀定、
1 梅雷加利：《論文學接受》，見干永昌等編選：《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頁409。
2 李漁原名仙侶，號天徒，字謫凡，又字笠翁，號笠道人，隨庵主人、湖上笠翁、覺世稗官、覺道 人、十郎等。李漁的生平及著作，可參考馬漢茂（Helmut Martin）編：《李漁全集》15 卷（臺北：成 文，1970）及《李漁全集》20 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 李漁生年有 1610、1611 兩種說法，一般以 1611 年較為常見。此說乃據李漁《一家言》中〈庚子
舉一男，時予五十初度〉詩。《一家言》為李漁自己所編，並經其子及婿沈因伯校核，應較可信。見《李
漁全集》第20 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 362。
語言使用和劇情安排上，企圖達到「不效美婦一顰，不拾名流一唾，當世耳目，為我 一新」4的藝術訴求，讓讀者能沉浸在不同以往的閱讀體驗。再者，他獨特的個性總 是反覆出現在字裡行間，人格化的敘事者彷彿熱情地和讀者親切對話或是溫柔叮囑，
更讓讀者一頭栽進他建構的小說世界。
然而，在搜集李漁的相關資料過程中，發現其實後人對他的評價相當不一，甚至 判若雲泥。縱觀早期傳統中國文學史，國內的撰寫者普遍高度肯定他在戲曲和戲曲理 論的貢獻，但是對他在小說方面的成就則是相較冷落，對於其道德人格也多是抱持負 面的評價， 例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僅在提及《金瓶梅》時帶過一筆，稱其 為「末流」與「狂疾」，便不再多贅一詞；葉慶炳的《中國文學史》、孟瑤的《中國小 說史》，與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皆對其在小說方面的成就隻字未提。5即便 在相較晚期出版，由馬積高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中，雖略述其話本小說的內容 思想和藝術成就，最終仍不免予以「小說品格低下，思想庸俗，即使是他的一些優秀 之作，也缺乏深度」的負面評價。6又如袁行霈的《中國文學史》評價其小說，也批 判他玩世的娛樂性，認為他遷就媚俗又成了庸俗之作，並未能反映真實生活樣貌；7反 觀，海外文學史作者對李漁小說的重視和欣賞，則是採取天壤之別的角度切入，例如：
在漢學權威著作《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中，編者梅維桓（Victor H. Mair, 1943－）介紹他為「著名學者、戲劇家，清代最偉 大的小說家」8；《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也 以長達八頁的篇幅介紹李漁的小說和戲曲等文學作品；9《中國文學編年史：從先秦 到 1911》(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主編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1946－）更提昇笠翁的文學地位，不僅是有清一代優秀的小說家，
4 李漁：〈與陳學山少宰書〉，《李漁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 163。
5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臺北：廣文，1966）；孟瑤：《中國小說史》（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76）；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香港：三聯，2001），頁 1294－1295，肯定李漁是優秀的戲曲理論家。
6 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 4》（臺北：萬卷樓，1998），頁 388。
7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頁 539。
8 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595-619.
9 Chang, Kang-i Sun and Stephen Ow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3-210
更稱讚李漁是中國小說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10普遍高度肯定李漁小說的文學成 就。雖然各書出版的年代有先後，但東西方學者品評其文學成就極端差異和其中的轉 變，值得深入探討其小說。
西元 2011 年 9 月 4 日是李漁誕辰四百週年的紀念日，學界於中國浙江省蘭溪市 舉辦「首屆李漁學術研討會」，與會的海內外學者莫不衷心期許能重新審視及定位李 漁的學術成就。至於「首屆」一詞，我們不禁可以嗅出國內學界長期對李漁的忽視，
尤其是小說文類的部分，直至二十世紀後半葉起才有所改善。美國學者以新的角度研 究李漁取得豐富的成果，也啟發國內學者以不同的面向深入研究李漁。李漁之所以被 嚴重漠視的緣由相信其來有自，大抵與傳統中國儒家道德觀及「作品風格即人格」的 品評標準息息相關，故李漁始終被摒棄在正統文人行列之外。
隨著中西文化交流，李漁擬話本小說早在十九世紀初便由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官譯 介，此後從片段篇章翻譯、選譯、編譯到全譯本陸陸續續付梓，小說作品被譯介為英、
法、德、俄等國語言，不僅讓李漁的名聲享譽中外，更吹起一股李漁研究風潮。李漁 便宛如一塊璞玉，在工匠巧手下刨除雜質，以明日巨星之姿躍起，於漢學界大放異彩。
其中，李漁更是深得北美漢學家韓南（Patrick Hanan, 1927－）的厚愛，他在訪問中強 調李漁是個可以進行總體研究的重要作家，大方讚賞李漁在小說作品中展現的機智和 幽默，11不僅深入研究李漁，著有《創造李漁》（The Invention of Li Yu），更對《無聲 戲》（Silent Operas）、《肉蒲團》（The Carnal Prayer Mat）和《十二樓》（A Tower for the
Summer Heat）等李漁的小說作品進行詳盡的翻譯工作，均為相當優質的英譯作品，
《無 聲戲》甚至成為美國課堂中所教授的東亞文學教材之一。從後世對李漁小說文類的懸殊評價觀察此一現象，我不禁反思：歷來在國內不受 重視的李漁小說究竟有何特殊魅力，能夠吸引國外讀者和學者紛紛對他著迷？抑或是 李漁作品如何在譯本的包裝上，躍升國際舞臺，不僅廣受讀者與學者的青睞，更讓李 漁在文學史上揚眉吐氣呢？而對中國文化背景知識匱乏的目標語讀者，又如何經由譯 本感受到李漁的匠心獨運呢？再者，譯者擁有不同的成長背景、文化態度與翻譯目的，
10 Stephen Owen, ed.,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ew York: Norton and Company, 1996), 915.
11 張宏生：〈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韓南教授訪問記〉，《文學遺產》1998 年第三期，頁 112。
且譯本的所處的時代氛圍與社會背景也迥然各異，因此雖然本於同一原著，譯品卻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