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生逢鼎革易代之際，起初一心寄託科舉考試以光耀門楣，歷經多次挫敗後，
終究勇敢捐棄傳統儒者仕進的正路，不畏文士的側目與非議，選擇致力於創作被視為 末技的戲曲與小說，如願以償成為名聞遐邇的通俗作家，更讓笠翁之名蜚聲國際。李 漁的話本小說散發令讀者著迷的魔力，它風格幽默通俗，情節構思巧妙、善於製造衝 突、習於設置懸念，加上獨特的語言魅力，且故事內容映照出時代的輪廓，擁有擄獲 大批讀者的潛質。再者，《十二樓》成書較晚，成熟度也較高，其文字要比《無聲戲》
來得乾淨清爽，題材也較健康，俗而不俗，飽含趣味性。李漁創造富有獨特個性的諧 趣語言，營造風趣生動的喜劇風格，讓讀者享受輕鬆愉悅的閱讀氛圍，追求妙趣橫生 的機巧和尚奇獵新的美感，他更在生動流利、涉筆成趣的語言中，寄寓作者的人生哲 學及自我意識。
自 1815 年起，李漁小說的第一篇譯品問世，此後單篇或是集結成書的譯品陸續 出版，也於漢學界刮起一陣旋風。然而，由於東西方的文化背景對李漁及其小說的評 價與接受程度差異極大，這種文化接受上的差異性在翻譯活動中的體現就更加充分。
李漁的小說作品素來在中國未獲得等量的青睞，卻能夠吸引國外讀者和學者紛紛對它 傾心的緣故便是彼此間審美趣味的不同。一來，目標語讀者不會結合李漁的人品來評 斷其作品的文學成就，即作品的藝術貢獻與作家言行舉止是劃分開來的，和中國習於 混為一談的方式判若雲泥；二來，目標語讀者能夠純粹享受李漁的調笑功力，不受道 德思想侷限，便不至於將笠翁的作品歸為思想低俗之作；三來，西方傳統的價值觀與 儒家思想並不相融，而悖於儒家思想的李漁正好契合目標語讀者的審美訴求。因此，
李漁《十二樓》的譯本在歷經幾番迭宕的傳播過程後，由於其中散發的機智與幽默，
不僅榮登國際舞臺，廣受讀者與學者的重視，李漁更獲得重新檢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 契機，揚眉吐氣，不再背負下流作家的惡名。
在同為二十世紀的《十二樓》譯本中，茅國權與韓南譯本翻譯的風格迥異，包含 在篇名處理、內文處理、注釋處理及話本文體等方面的處理上皆大異其趣；更甚者，
在情節的編排、人物形象的塑造、語言的駕馭、翻譯策略的使用以及誤譯的產生和避 免等技巧運用上也各有所好。面對中國文化背景知識匱乏的目標語讀者，兩位譯者皆 善用註解盡量削減異文化的閱讀隔閡，茅氏還在內容和結構上採取變通手法，利於讀 者接近原作。換言之，他刪節話本文體的獨特性，使作品接近線性小說的風貌，又調 整原作的敘事手法，省略許多典故與俗語，也刪除許多人物心理描寫與故事細節，使 情節更為緊湊。再者，翻譯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兩種語言是在兩種文學傳統的語境 下發生碰撞，譯者周旋於兩種文學傳統之間，有一定的思維模式，主宰他們依自己的 主張進行翻譯，加上前文所述譯者成長背景、文化態度與翻譯目的不盡相同，便讓本 於同一原著的譯品卻展現不同面貌──茅氏創作此譯本的目的是希望能號召更多西 方讀者認識李漁的著作，因此故事情節的流暢開展成為此譯本的首要任務，而人物形 象和語言風格等等寫作技巧則與原作大異其趣；然而，韓氏高度忠於原文，句句雕琢，
企求再現原作的文學成就，著眼於笠翁小說的學術研究價值，故鉅細靡遺，謹慎對譯，
小心考證。再者，兩者間的所受的中國傳統思想倫理觀也深淺有別，故茅氏在觸及性 別議題或性愛書寫時，選擇以含蓄的筆法輕描淡寫，抑或全數刪譯；相較之下，韓氏 則顯得落落大方，直言不諱，且使用正式而科學的詞彙描述。故兩位譯者各有千秋的 展現，讓讀者即使遊歷同一座「十二樓」，卻擁有兩趟殊異的閱讀經驗，值得去「尋 幽」──尋訪其中的美感與深意。
李漁撰寫此書的初衷是「教化人心」，由他不忘提醒讀者：「做小說的本意，原在 下面幾回，以前所敘之事，示戒非示勸也。」可見李漁重視小說的「教化」功能，他 深信通俗小說的語言婦孺皆知，比大談忠孝節義的典籍，更能撼動人心。他在〈與徐 治公二劄〉中提到：「今人喜讀閒書，購新劇者十人而九；名人詩集，問者寥寥。」239 所謂「閒書」指的便是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作品。李漁提倡戲曲要深入淺出，即以淺 顯通俗的語言表達深意，「雅中帶俗，又於俗中見雅」，故在其小說中躬身實踐語言之 淺顯、取材之通俗的藝術追求。《十二樓》故事總讓善有善報、惡有惡果，企圖告誡 世人心存善念的重要，期許能以風情之口述道德之意。然而，勸懲的意涵與諧趣語言 由於茅氏的大量刪譯原文而削弱，亦可推知茅氏創作譯本並非懷抱重現原作的意圖；
239 浙江古籍出版社編：《李漁全集》，第九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 231。
反觀韓氏譯本中所有句子大抵皆根據原文詳實翻譯，包含每回文末勸世之語亦一律保 留，如此忠實的翻譯手法也不見得是在達到重現原作意圖的目的，筆者則更傾心解釋 此翻譯手法是譯者在為學術研究鋪路而採取，力求完整呈現原著風貌，但非再現原作 創作動機。
茅國權與韓南兩人《十二樓》的譯作互有見長，然而究竟是前者的自由譯法比較 好，抑或是後者的忠實譯法較佳呢？綜上所述，茅氏譯本為一全譯本，根據原文編寫、
改寫，或譯者自行添寫，未將原文奉為圭臬，以靈活對等的方式翻譯，對原文的刪改 幅度較大，迎合目標語讀者的意識型態與詩學期待；韓氏譯本則為節譯本，逐字逐句 移譯原文，並在涉及中國文化意象時加注闡述，呈顯截然不同的譯本面貌，呼應美國 學者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 1946－1996）在其《翻譯、重寫以及對文學 名聲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一書中指出：翻譯不單單 是語言層次上的轉換，它更是譯者對原作所進行文化層面上的改寫的最佳印證，即在 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改寫主要受到意識型態（Ideology）和詩學（Poetics）兩方面的 限制。贊助者受到個人文化背景影響往往會對原作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以使其與當 時的主流意識型態和詩學型態相符，從而達到讓改寫作品被盡可能多的讀者接受的目 的。因此，翻譯是文化互滲的活動，研究者也能從誤譯的情形窺見譯者間的文化背景，
分析譯者自身文化對翻譯活動的操縱程度，證明譯者是兩個文本的中介者，而不是等 值的尋求者，且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直指：「如果譯文的終極本質 是求其與原文相似，翻譯則成為不可能」，譯者要利用語言之間的差異，藉外語來傾 覆原語的秩序，又把潛藏於原文中，原語無法表達的意念展現出來。240畢竟不同語種 的文字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與文風也會和原作的內容和形成產生距離，而且譯者 的體會與本身的表達能力也存在距離，如此一來，導引我們更進一步反思「譯者的任 務」究竟為何。
語言是文化的承載體，創造出生動自然的翻譯語言的一個要素，即譯文中是否能 將涉及到異國文化方面的詞語譯到恰到好處，因此具備兩個文化方面良好修養才能成 為卓越的譯者。兩位譯者皆富有深厚的中國文化素養，熟諳原文的語言、文化、背景
240 陳德鴻、張南峰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06），頁 197。
等方面的知識，一面忠實呈現原意，另一面考慮讀者接受，造就譯本無論在思想內容 或藝術表現上皆各有千秋，且韓南更以嚴謹審慎、一絲不苟的翻譯態度創作優質譯品，
力求完美，兢兢業業、句句雕琢、仔細考證。再者，每種語言都無可避免地帶有某一 民族文化的積澱和印證，所以除了少數誤譯的部份需要修正外，我們宜以更開闊的胸 襟評價各領風騷的譯本，透過譯本以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十二樓》這部風靡有清一 代的暢銷著作。然而，歷來譯者不絕於途，譯本仍難以達到盡善盡美之境，故「言未 休」，換句話說，既說不停又非絕對完美，因此更期待「原汁原味」《十二樓》英文全 譯本的誕生，「原汁原味」在此意指更貼近原文的文體與內容。且創造出李漁的獨特 性是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他彷彿被歷史超前三百年製造出來，或許只有「現代」的 我們更能夠去理解他，透過譯本以弘揚中國文學之優美特質與風俗，也吸收現代西方 的創作技巧，表現出綜合融會之精神，截長補短以臻於完善，再創《十二樓》的閱讀 風潮。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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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書瀛：《李漁美學心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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