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台中縣市國小高年級獨生子女親子互動與情緒智力之關 係。本章共分為六小節，首先說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根據研究目的提出待 答問題，接著將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變項與相關名詞加以詮釋並予以操作型定義，

然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範圍與步驟，最後提出本研究之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Mancillas（2006）提到，心理學家G. S. Hall在1898年以獨生子女為樣本的研 究宣稱：「獨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種病狀」（Being an only child is a disease in itself.）。此研究一出，Hall對獨生子女的負面觀點產生了長久的影響，也深深影 響了理論家、研究學者還有一般大眾。張怡貞（1998）引述B. Brill的言論，其認 為：「不論對個人或國家民族，最好都不要有獨生子女。」張怡貞亦指出，即使 在1979年實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國，也認為班級裡獨生子女越多，學校的秩序管 理、學生的生活適應以及衝突行為就越多。而行政院主計處（2004）根據世界人 口展望會所統計的全球生育率，發現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生育率都有減少的現 象。幾年來，無子化、少子化或只生一個小孩的家庭已成為國際間許多國家流行 的趨勢。這突顯了對於獨生子女雖有負面看法，但少子、獨子風潮仍吹襲全球。

在國內，台灣政府自1964年全面推行家庭計畫工作以來，人口的生育率逐漸 下降，到1984年時，台灣人口淨繁殖率已降到人口替換率之下（張怡貞，1998）。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2008）統計，台灣2007年總生育率降至1.10人，遠低於人口 替換率2.1人。意指平均每個家庭約只生1個小孩，這不僅說明了台灣的家庭計畫 政策實施成功，也顯示有越來越多的家庭偏向選擇少子、獨子的型態。因近年台 灣生育率不斷下降，連婦產科醫生都名列衰退行業，所以政府極力提倡生育，力

求人口別負成長（吳素柔，2005）。這些現象都透露出，未來獨生子女的比例極 可能增加。獨生子女在幾年或幾十年後將在我們國內佔有一定的份量，故獨生子 女的角色越來越受矚目，這是本研究為何以獨生子女為研究對象的的原因。

家庭是孩子出生的第一個環境，也是學習的啟蒙之地，其一生都受家庭所塑 造的觀念影響，如家庭的價值觀、待人處事的方式、面對問題所持的態度...等 等都隨時在左右我們的想法（黃瀗瑱，2006；劉淑利，2005），可知家庭對個體 影響之大。心理分析論學者S. Freud認為兒童與父母相處的早期經驗，會影響其 日後社會及人格的發展。社會行為的發展是先經由親子關係，待人格主要結構形 成後才受同儕影響，特別是獨生子女，親子關係更是影響其社會化的重要力量（引 自張怡貞，1998）。而Carson和Parke（1996）認為親子關係中又以親子互動關係 最具影響力。江德怡（2006）也認為家庭對孩子的影響是從親子間的互動直接而 來的，親子間的互動方式會影響親子關係，親子互動關係是否良好會深深的影響 著兒童未來的發展。由此可知家庭及其成員間的互動對孩子成長的重要性。

獨生子女的家庭成員單純，只由一個孩子和家長所組成，這樣的孩子會花較 多的個人時間來和父母相處，故和父母間的關係也會變得更親密（Mancillas, 2006）。Polit和Falbo（1985）研究也顯示獨生子女比非獨生子女能得到父母更多 的關注。因此滿足了兒童對愛的需求，使獨生子女比一般人擁有更強烈的安全感 和自信心（陳順發譯，2000；楊麗芬，1993），所以親子關係被認為是獨生子女 正向發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另外，父母對不同性別子女的教養方面，莊麗雯（2002）

研究發現，男生覺得父母待其較嚴厲、有較多的處罰、與命令，可能是男女生先 天氣質的不同，一般男生較好動，常反抗父母的權威；而女生較文靜、順從父母，

因而影響到父母的教養態度，進而影響到親子互動關係。而獨生子女是家中唯一 的孩子，本研究欲了解性別是否會影響其與父母之互動。另外，國內許多研究均 顯示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親子互動關係，認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父母在關愛、

管教及與孩子的溝通方式上會有差異（朱崑中，1996；吳俊賢，1999；林玉慈，

1998；孫毓英，1985；翁樹澍，1990；郭怡伶，1994；莊玲珠，1999；陳春秀，

2001）。故本研究除了瞭解目前獨生子女與其父母的互動情形外，亦將性別及家 庭社經地位列為背景變項來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個人的情緒，會影響其思考與行為模式，同時與個人的身體健康、生活適 應及人際交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王全益，2004；沈秀美，2004；張淑媛，2001）。 妥善地管理自我的情緒能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需要經由後天學習的。在遇到問 題、困難時若忽略情緒的管理，任由情緒宣洩，其結果輕則影響個人，產生情緒 困擾，嚴重者可能會傷害自己及他人（張淑媛，2001）。近來世界各地有關情緒 失控的新聞事件層出不窮，諸如：日本名門高校的畢業生，在東京秋葉原當街殺 人案件、美國得獎畢業生持槍掃射校園；台灣也出現高中生受到同學排擠，情緒 憂鬱失控跳樓、大學生因感情問題自殺或傷人、父母均為高級知識份子的國小學 童，因課業壓力大而相約自殺等事件（何世煌，2008；曹婷婷，2008；黃淑莉，

2008；蔡旻岳、蔡偉祺，2008；劉學源，2008）。這些社會亂象事件的當事人有 很多都是IQ（Intelligence Quotient，簡稱IQ）很高，但在處理情緒的智力上是 有待商榷的。故情緒智力近年來成為全球注目的焦點，此概念的風行首推美國心 理學家Daniel Goleman（王春展、詹志禹、李良哲，2000；葉碧玲、葉玉珠，2001；

Lam & Kirby, 2002）。情緒智力的原文應簡稱「EI」（Emotional Intelligence），

但為了與「IQ」做比較，所以「EQ」一詞就在因緣際會下成了時下流行的術語

（賴怡君，2001）。在本研究中的情緒智力則以原文簡稱「EI」來代表。情緒智 力是個人發揮潛能的重要因素，有些人高智力卻一事無成；有些人智力平庸反而 表現非凡（Goleman, 1995；Lam & Kirby, 2002）。王財印（2000）認為情緒智力 的調整在於維持正向情緒或修補負向的心情，引導個體能朝向適當與正向的情緒 狀態。當個體越能正確的覺察自己的情緒，在面對社會的變遷與外在環境的改變 時，越能自我調節、適應社會的轉變。可知情緒智力對於個人潛能的發揮、社會 環境的適應都有相當的影響力。

隨著孩童智力表現越來越好、日益聰明，但其情緒智力表現卻呈現下降現 象，這一代的孩子比起上一代有更多的情緒困擾。現代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較容

易感到孤獨、沮喪、憤怒、不守規矩、神經質、憂慮、情緒衝動且有較強的攻擊 性（李瑞玲、黃慧真、張美惠譯，1998），這樣的情緒宣洩方式著實令人擔憂。

而研究發現獨生子女在智力及學業成績的表現上是優於非獨生子女的（黃琴雅，

1992；蔡佳靜，2002；Falbo & Poston, 1993），學者認為這是獨生子女優勢之處，

因為有父母全部財力資源來參與各種活動、發展自己的興趣、發揮自己的潛能（楊 麗芬，1993；Roberts & Blanton, 2001）。但也因為獨生子女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父母容易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她）身上，這樣過度的關注、溺愛可能會造 成其嬌生慣養、自我中心、不會設身處地替人著想及愛發脾氣等問題（張怡貞，

1998；楊麗芬，1993；蘇貞，2006；Veenhoven & Verkuyten, 1989），故獨生子女 的情緒管理問題很值得深入探討。

另外，研究顯示不同性別的個體在處理情緒時會有不同的狀況（Rusting &

Nolen-Hoeksema, 1998）。而國內相關實徵研究證實女性情緒智力的發展比男性好

（王春展等，2000；王財印，2000；葉碧玲、葉玉珠，2001；劉清芳，1999）。

另外，呂有仁（2005）研究發現家庭背景愈好、父母教育程度愈高的孩童，因父 母收入好，文化水平高，其家庭生活資源較優勢，也易形成較佳的自我形象與自 信心，對發展孩童正向、樂觀與積極進取的個性方面有好的助力，對於情緒發展 而言，會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欲了解目前獨生子女的情緒表現及管理的情 形，故以性別及家庭社經地位為背景變項，情緒智力為研究變項。

童年情緒的發展對於未來的人生有極深遠的影響，兒童的情緒智力自出生後 便不斷發展，童年的情緒隨著身心成熟、家庭教養及學校教育等因素影響，情緒 智力漸趨成熟（Goleman, 1995）。S. Simmons和J. C. Simmons在1997年的研究指 出，兒童情緒智力的發展深受所處環境的影響。在成長過程中，兒童不斷的觀察、

經驗或改進，發展出自己的情緒智力。尤其以家庭背景的影響最為深遠，因為兒 童從出生以來，情緒的經驗主要發生在家庭中，父母是兒童情緒智力發展的最佳 楷模，孩子在家中所看見、聽見及學習到的各種情緒經驗，都會影響到日後的情 緒智力發展（引自蔡玉瑟、張妤婷、謝孟岑，2006）。Carson和Parke（1996）亦

認為親子互動關係乃是親子之間情緒的表達方式與情感交流的內涵，會在無形中 影響兒童傳遞情感的技巧。而善於表露正向情感的兒童，也較容易受到同儕的歡 迎與接納。在獨生子女家庭中，父母是孩子主要互動學習模仿的對象（薛美珍譯，

1996），故本研究將探討獨生子女的親子互動與情緒智力之關係。

綜合上述動機，了解兒童情緒智力的發展深受家庭因素的影響，而獨生子女 是家中唯一的小孩，其學習、模仿的對象以父母為主，可知親子互動關係對於獨 生子女的情緒智力發展之重要性。國內針對獨生子女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探討大多 採質性訪談方式進行（王先棠，2004；李韋姍，2005；陳小燕；2003；陳曉楓，

2004），只有洪信安在2002 年以海峽兩岸小學的獨生子女為研究對象，比較人格

2004），只有洪信安在2002 年以海峽兩岸小學的獨生子女為研究對象，比較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