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明代中葉以降，伴隨著經濟型態的改變，以儒學為基礎的傳統思想產生劇變。
此時期的知識份子關注到現實社會逐漸失序，紛紛提出改造方法，試圖重構理想 的世界圖景。余英時在綜述古代思想史的重大變動時斷定，十六世紀王陽明的時 代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突破，並認為此乃明清儒學「基調的轉變」，
可見明清之際的思想風氣實有值得關注的重要性。1溝口雄三先生也認為，明清 思想有「座標轉移」的現象，「人欲」一詞通過「座標轉移」由負面轉為正向肯 定，而「天理」一詞的地位依然穩固，也就是此時期的思想從「滅人欲的天理」
轉變到「存人欲的天理」。2雖然從宋明以降所建構的「天理」依舊高居上位，然 而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明清學者對人之情欲的正面肯定，必然造成天理人欲觀 念之重整，甚至使「天理」的內涵產生不同程度的偏重。3針對此時期的社會變 化，張壽安更明確地指出，明清社會文化及思想界的兩大走勢：一是情欲覺醒，
二是禮學復興。情欲覺醒表現在下層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處處顯露人性久梏於 禮教而欲求掙脫解放的呼聲；禮學復興指的則是「儒學擺脫了以個人內在心性修 為為主的哲學型態，走上禮學實踐的社會學型態。儒者企圖通過彝倫常秩、家族 重整、鄉黨關係重建、禮俗等生活日用的實事踐履，重整社會秩序」4。換句話 說，在明末經濟型態的轉變之下，宋元明以降的理學思想與現實人生產生割裂，
社會矛盾日趨嚴重，知識份子作為官方意識形態與市井話語間的橋梁，一方面力 圖掙脫傳統理學思想，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也試圖重整社會秩序，將形 上的空論落實於各階層都能接受的信條。這種注重人欲的思潮，在晚明的詩、文、
1 余英時認為，民間力量的興起造成市商階層的互動，富民觀念改變了傳統儒學的價值意識。
詳參余英時：〈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中國文化史通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2010 年），頁 1-20。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從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 的現代發展〉，《現代儒學論》（香港：八方文化事業公司，1996 年），頁 8-27。
2 ［日］溝口雄三著，龔穎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曲折與展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聯書店，2011 年）。
3 士階層不但有主動入世情懷和自我意識，而且也能真正成為「道」價值承擔者，使「道」被賦 予新的內涵和意義。詳參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4 張壽安：〈禮教與情慾：近代早期中國社會文化的內在衝突〉，《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 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頁 735-752。
小說、戲曲、民歌中處處可見，並在明代末年表現出對「唯情論」的提倡。5在此
分子主動參與通俗文化，除了基於現實生計的考量外，也有對通俗文學的出版事 業投以理想的寄託。10在《醒世恆言》序中，馮夢龍更闡明這種觀點：
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
以《明言》、《通言》、《恆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若夫淫譚 褻語，取快一時，貽穢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藥飲人，吾不知視此
「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11
馮夢龍將話本小說與六經國史並置，認為小說能深入社會底層，彌補六經國史所 不足的部分，賦予小說一個極爲重要的任務。12李志宏以「演義」的文類意識說 明「四大奇書」的寫定者在建構敘事話語的過程中，揭示歷史興亡盛衰的變化規 律以及內在因素，同時也以「借彼喻此」的書寫策略，積極發揮其政治理想以及 對人生命運與生存定位的考察。13換句話說，白話通俗小說實則兼容子部與史部 的書寫傳統，承繼傳統文人思維，重視「補正史之闕」，展現出「紀傳為體，說 話為用」的敘事話語特徵，並呈現「時著良規，頗存雅道」的積極意涵。14因此，
小說作為一種通俗文學，不僅有其文體價值，更成為知識份子寄寓個人理想價值 的重要管道。透過探求通俗小說的深層涵義，我們或可辨析這群長年徘徊在政壇 邊緣的下層文人，如何以末技的姿態書寫世道，在日漸僵化的現實社會中展現知 識份子的精神風貌。15
10 余英時認為，明代社會產生兩種值得關注的文化變遷：一是知識份子開始主動參與通俗文化，
二是明末以來小說與戲曲的興起，且有知識分子開始參與其中。詳參氏著：〈明清變遷時期社 會與文化的轉變〉，《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頁 35-42。
11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臺北：三民書局，2015 年），頁 1。
12 〔日〕小野四平認為「他（馮夢龍）有意識地表示了對六經國史強烈尊敬之意，但卻不自覺的 對其價值有某種程度的貶損。不用說，這是由於他瞭解到小說是為民眾而寫的作品，加上他 自覺對民眾生活強烈的關心所致。」詳參氏著，魏仲佑譯：〈關於馮夢龍〉，《中國古典小說 研究專輯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頁 203-226。
13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 年）。
14 李志宏：〈「野史」與「演義」的關係——以「三言」、「二拍」為考察中心〉，《中正漢學 研究》第24 期（2014 年 12 月），頁 127-158。
15 高桂惠：〈世道與末技——《三言》、《二拍》演述世相與書寫大眾初探〉，《漢學研究》25 卷第1 期（2007 年 6 月），頁 283-312。
有別「四大奇書」的長篇書寫範式，短篇通俗小說從日常生活見聞著手，取 材貼近現實生活，寬廣且深入的反映當時的時代課題。「三言」為馮夢龍明天啟 年間依序出版的三本通俗小說集《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之 合稱。主要網羅宋、元、明以來流傳在民間的話本、文言小說、野史與各種筆 記，自刊刻發行以來，不僅在當時社會形成廣大迴響，甚而掀起明末清初白話 短篇小說的創作浪潮，樹立起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史中的成就與地位。16儘管「三 言」的成書背景有其商業利益的因素，然而馮夢龍在《喻世明言・敘》中以「史 統散，而小說興」17的歷史意識賦予通俗文學補史的功能，正顯示其有意識地以
「事贗而理真」18的文學姿態回應現世社會的獨到眼光。「三言」所開展的情節 反映不同社會層面的人生困境，飽含現實生活情狀的情節書寫，更是深刻地反 映對時代課題的關注。尤其多篇小說文本將時空架構於明代，顯示作者有意識 地關注現世生活，並試圖以通俗文本回應社會環境。可見馮夢龍編寫書籍的目 的，不僅體現在對於個人安身立命的思考，更試圖重構有別於官方與民間的文 人思維，展現理想的社會圖景。19
綜上所述，本文的基調便訂定在晚明理學化的禮法制度與現實人生產生割裂 的時代背景下，馮夢龍如何看待人欲？如何將人欲安置於既有的禮法秩序？而又 如何在「三言」中，回應現實人生？
16 「三言」問世後在社會中引起巨大的迴響，文人欣賞「三言」的編創方式，書商看到了其中所 隱藏的潛在利益，因此，許多文人書商將「三言」的成功模式奉為圭臬，在當時社會中掀起白 話短篇小說集的創作浪潮。詳參鄭振鐸：〈明清二代的平話集〉，《中國文學研究上冊》（北 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頁 360-474。
17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臺北：三民書局，2017 年），頁 1。
18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臺北：三民書局，2015 年），頁 6。
19 齊浚認為「馮夢龍一生似乎都在以市民意識解構封建文化，努力覺醒自我，追求真正屬於人的 生活理想，但是深厚的儒家薰陶使他在其解構的地方又重新建構起旨在教化社會風氣的倫理 道德。」詳參氏著：《持守與嬗變——明清社會思潮與人情小說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2008 年），頁 75。夏志清亦指出「三言」中存在作者對個人與社會的雙重忠貞現象，「他尊 重熱情之本能的完整性和惋惜性愛之遭受剝奪，所以是站在個人這一面的；但他指出強迫性 的色慾和過度縱情之危險，所以是站在社會那一邊的。」詳參夏志清：《古典小說導論》（合 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 年）。從馮夢龍在〈叙山歌〉：「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 偽藥」之語，成為後世對馮夢龍大費周章收集整理通俗文學的思想依據，從其編寫觀念顯示 出作者所發揚的價值體系並非單純宣揚官方意識形態，而是經過作者的自省。
對人欲的關注，同時也出現在同時代下其他的通俗文學作品，其中又以情慾
望與教化目的之間的衝突。25這顯示馮夢龍擅長透過情節展演，書寫對欲望的追 求與滿足，形塑具強烈自主意識的人物形象群，展現貼近民間的情感思想，卻 又同時在上下場詩詞或入話故事中，不斷重申官方的教化思維，導致「三言」
故事本身與其宣揚的思想呈現許多悖反的現象。
儘管馮夢龍有自覺地企圖以「情在理中」的姿態闡揚「天理」、「大道」
等教化思想，然而「三言」中對欲望鮮明的展演，正顯示這些由食色所發展、
凝聚而成的力量，大幅超出教忠教孝的編創目的，獲得獨立於文本主旨之外的 思想色彩。尤其在晚明面臨儒家禮教秩序重整的特殊情境下，欲望在通俗作品中 獲得更多伸張、發展的空間。職是之故，本文在界定研究範圍時，比起專為教 忠教孝目的所塑造的典範型人物，被排擠於主流話語的人物，理應被賦予更多 的個人情感以及欲望色彩。26據此，本文所聚焦的「邊緣人物」並非界定為相對 於男女主角的串場角色，而是關注於以儒家禮教觀為核心的社會體制下，企圖從
凝聚而成的力量，大幅超出教忠教孝的編創目的，獲得獨立於文本主旨之外的 思想色彩。尤其在晚明面臨儒家禮教秩序重整的特殊情境下，欲望在通俗作品中 獲得更多伸張、發展的空間。職是之故，本文在界定研究範圍時，比起專為教 忠教孝目的所塑造的典範型人物，被排擠於主流話語的人物，理應被賦予更多 的個人情感以及欲望色彩。26據此，本文所聚焦的「邊緣人物」並非界定為相對 於男女主角的串場角色，而是關注於以儒家禮教觀為核心的社會體制下，企圖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