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本節綜合各章所論，依照研究動機所關注的三個面向，分別說明身體敘事在

「三言」中的特質及意義。

一、人欲的具體內涵與面向

首先，在「士人身體」方面，馮夢龍對於被排擠於宦官體系的文人，從歷史 與當世呈現兩種不同的書寫型態。前者馮夢龍透過標榜自我才名以及追求世間真 情的身體敘事中，重塑李白、柳永、唐伯虎以及盧柟等人的名士姿態，並寄寓著 不與俗同的深層心理欲望。而後，這種心理欲望又在當世士人的身上得到繼承與 轉化。在當世士人的身體敘事中，俞良與趙旭對於安身養家的生理需求，不僅反 映明代中晚期以降，仕子舉業的普遍心態，同時也反襯鮮于同與馬任不屈就現實，

追求生命自我實現的理想光輝。

其次，在「娼妓身體」方面，身體對於娼妓本為情色交易的工具，然而，馮 夢龍在「三言」中透過病弱、死亡等身體的耗損以及對身體的貞節意識，建立起 娼妓愛情的尊嚴，並寄託了對理想情愛的期待心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娼妓 始終難以保持身體的潔淨。面臨身體底線的侵犯時，娼妓也不斷重建新的身份認 同，甚至以死亡成就自我價值。娼妓在「三言」中，一方面展現文人對理想情愛

的心理欲望，另一方面，也成為文人的替身，透過身份重建，探問不斷被邊緣化 的個體在現實社會的存在意義，展現文人對於建立自我價值的欲望。

最後，在「異類身體」方面，「異類」在「三言」根據其組成性質可區分成 鬼魂靈體與精魅妖體兩種不同的身體形態。從鬼魂靈體中，反映的是死者生前對 現實社會的強烈欲求或渴望。如在女性鬼魂身上多半是對於生前未行人道的遺憾，

導致死後以靈體的方式完成。或如范巨卿、關盼盼、杜十娘等人的還魂報恩，除 了彰顯善有善報的教化思想外，也寄寓了一份超越生死、性別的相知之情。而如 鄭義娘、大孫押司、阿巧、李二郎等被冤害死者的現形，則隱含著透過幽冥力量，

彌補人間律法以彰顯社會正義的欲望。以上三者雖各有側重的面向，整體而言，

表現出追求情感關係、社會正義的欲望。這樣的欲望，儘管在精魅妖體中有所承 接，然而在遠離了人的形象後，反而更加極端的反映出人們在現實人生中所關注 的重點——情色與物質。精魅成為情慾、物欲的實體化身，迫使人們在追尋真情 與正義等普世的價值時，也須一併面對其陰暗屬性。

從以上三種邊緣人物身體敘事的梳理中可知，在晚明崇尚「真」的背景之下，

身體所代表的人欲，其實建立在對生活的實際感受上。馮夢龍正是透過文學筆 法，試圖以人欲從文本中召喚真實的情感流動，有自覺的建立起對人生意義的 追求。在展演人欲的過程中，可見兩種具體的敘事方式，一是從理想層面建立起 精神嚮往的依歸，一是從生活層面建立起現實人生的典範，有助於我們對於「三 言」的欲望有更全面的觀照視野。

二、馮夢龍的編創意圖

在邊緣人物與主流話語體系互動的過程中，可見馮夢龍對於欲望以及現實 秩序的思考。「士人身體」以其狂傲風流的身體形象，代表不與俗同的心理欲 望，然而，儘管馮夢龍試圖讓名士走入現實社會中，但從對李白、柳永、盧柟等 人化仙而去的情節安排中，不難看出其落實於現實生活的困難性。邊緣身體本身 以其強烈的異質性，與官方所提倡的倫理價值觀多有扞格，使狂傲風流成為獨特 的價值品味而難以進入主流的官場秩序。然而，這並不表示挾帶個人欲望的身體，

無法得到官場文化的接納。在對鮮于同及馬任的身體敘事中，同樣可見個人理想 與現實產生衝突時所被貼上的嘲笑標籤，但是，透過「修身以俟」的修養實踐，

我們可以看到馮夢龍對待人生的態度在於真誠面對。在正視個人所欲維護的欲念 後，能清醒的面對生命之有限，並無時無刻努力存養，便能從有限的生命中創造 出無限價值。因此，馮夢龍不僅以黃勝對比馬任的善終，同時也透過鮮于同越加 強健的身體狀態，標舉存養心性的優點。對於俞良與趙旭的生命情態，馮夢龍也 適時的做出轉化，將求溫飽的基本身體需求提升至安身齊家的層次，以此呼應儒 家「修身、齊家、治國」的內聖外王，將對「道」與「食」的追求，逐漸由對立 的水火不容，轉化成相通一體的關係，以此回應晚明社會對人欲的重視。

在「娼妓身體」中，由娼妓的身體書寫所建立的愛情，基本反映出文人對情 感生活的欲望。透過娼妓進入家庭秩序的過程，邊緣人物的身體在進入主流體系 之前，必然須先經過嚴酷的考驗。小說中，蘇三、趙春兒、關盼盼等人透過身體 的耗損、守貞的貞潔意識，使身體遵循著主流禮法秩序的期待。儘管明代文人有 將娼妓入門，在夫妻關係之外，發展出情藝生活的現象。「三言」中的娼妓更多 的卻是透過守身遵循最嚴苛的禮法制度，以獲得新的身份認同。其後，進入家庭 人倫的娼妓，不再以自己生理與心理的需要為考量，而是逐漸脫離情愛的範疇，

以便滿足家庭人倫的需要，展現現實化、道德化的傾向。這顯示馮夢龍看待夫妻 關係的方式，並不是在夫妻之倫外另外尋找一個寄託感情生活的化外空間，而是 期望在情感基礎上建立起夫妻之義，以達成順應人情，踐履道德的理想途徑。

另一方面，娼妓本身也可作為文人自我的投射對象，反映著自身的邊緣處境。

對女性而言，身體貞節往往被視為道德人格的象徵，對於貞節遭受破壞的刑春娘、

莘瑤琴、杜十娘而言，在被迫解構與重構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最終皆重新確 立起回歸人倫體制的欲望，其中，如杜十娘這般以自戕成就道德人格的行為，也 隱含著在個人修養的道路上，「捨身取義」的道德實踐態度。

透過「異類身體」的非人的書寫，與陽世所代表的主流價值體系形成對抗的 關係。作為被觀看的客體，在世俗面對情慾以及物欲的過程中，異類身體得以更 加純粹的表現出深藏內心的欲望。首先，面對情慾幻生的異類，在人鬼殊途的觀

念之下，盧愛愛、周勝仙、小夫人、白娘子、日霞仙子所代表的邊緣性身體不僅 始終無法進入陽世所代表的主流價值體系，甚至在與陽世身體相處的過程中，充 滿著壓抑、箝制的表現。然而在「三言」中，馮夢龍透過驅逐異類失敗的情節向 讀者顯示，情慾本人之常情，消滅情慾亦即消滅人之本性，我們能做的只是在理 解情慾乃自然生發的狀態下，試圖接受並以禮相待。其次，面對物慾所生成的異 類，花妖狐媚往往在文本一開始便背負著負面的道德屬性。然而，在「三言」中 更著重的是人與精魅的互動過程，在道德倫理規範，人的作為直接決定了異類的 身份屬性。在小說果報論述的框架下，精魅得以介入人間秩序，在司法長鞭莫及 的日常生活中，導正逐漸失控的社會人心。而在追求完善人生的路上，所要實踐 的並不僅是忠孝節義等倫理道德，更是潛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心中之妖。

綜上所述，邊緣人物的身體在力保主體意識的情況下，試圖與宋明以降「存 天理，滅人欲」之儒家思想進行調和。從人欲層面而言，「三言」不僅將欲望 視為正常的生理欲求，甚至嘗試提升欲望的屬性，融入忠孝節義等儒家價值，

使其更易於融入主流話語體系之中。從現實秩序而言，馮夢龍所渴望的理想秩 序，是以人的基本欲望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因此，儘管儒家認為夫妻應當以義 相交，他仍希望是建立情感基礎上所發展的義，企圖以人情欲望擴大既有的秩序 體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感上的交流也非限於男女情愛，在相知相惜的 情感基礎上，馮夢龍並沒有否認男女之間有發展出情愛以外的可能性，從柳遇春 對杜十娘、錢易對關盼盼，都暗示了情感的交流應具有更為豐富的開展面向。

簡而言之，面對明代逐漸理學化的禮教秩序，馮夢龍以邊緣人物的身體展演 人欲，在重整天理人欲的過程中，展現出個人的編創理想。「三言」邊緣人物所 展現出的人欲，不再具有毫無節制地膨脹性，而是經過人為的約束、轉化，逐 漸被主流中心所接納。同時，在對禮教秩序提出質疑、反思、調整、回歸的過 程中，馮夢龍也從政治仕途、家庭情愛、社會正義等層面，投射對於理想秩序 的期待。

三、「三言」的歷史話語

「三言」雖搜羅宋元以來的話本故事，然而，在馮夢龍有意以情教化的編創 意識下，必定體現其情感思想之評判標準，進而生成「三言」的歷史話語性質。

面對天理與人欲碰撞激盪的思潮，「三言」的邊緣人物身體反映了馮夢龍主觀意 識下，應被重視的情感欲望以及道德價值。

從情感欲望層面而言，邊緣人物身體分別被置於政治、家庭、道德領域之中 進行展演，在敘事中依序展現出個人對自我、家庭以及社會的情感欲望。「士人 身體」在政治領域上，士人面對懷才不遇的現實困境雖有對君臣遇合的嚮往，但 更多的是人心底層對於自我實現，以及創造個人獨特性的渴望。「娼妓身體」在 家庭領域展現出對於人間至情的追求，希望能在夫妻的倫理關係之中，得到真誠

從情感欲望層面而言，邊緣人物身體分別被置於政治、家庭、道德領域之中 進行展演，在敘事中依序展現出個人對自我、家庭以及社會的情感欲望。「士人 身體」在政治領域上，士人面對懷才不遇的現實困境雖有對君臣遇合的嚮往，但 更多的是人心底層對於自我實現，以及創造個人獨特性的渴望。「娼妓身體」在 家庭領域展現出對於人間至情的追求，希望能在夫妻的倫理關係之中，得到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