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獻回顧與探討

在文檔中 「三言」邊緣人物身體敘事的人欲觀照 (頁 16-23)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文獻回顧與探討

作為明代短篇通俗小說重要的集結作品,學界對於「三言」的研究,始終 不乏關注的目光,從早期的外緣研究,到近年從主題思想、敘事藝術、人物形 象等研究路徑著手,累積歷來的研究成果豐厚,蔚為大觀。根據論題及性質的 需要,在文獻探討的部分擬從「『三言』的成書性質及話語表現」以及「身體理 論在古典小說的運用」兩方面,分別梳理前行研究成果,以提出本文的研究價值。

首先,對於「『三言』的成書性質及話語表現」的研究,在早期的學術氛圍 帶有為五四時期思想轉變的尋根目的,大力讚揚晚明主情學者如李贄、湯顯祖,

或提倡個人性靈的公安派文人對掙脫傳統理學思想的肯定。在此背景之下,馮夢 龍做為晚明通俗文學家,其所提出的「情教說」被拔擢到至高的地位,成為掙脫 禮教束縛的代表人物。因此,早年論及「情教」往往從對立的角度,將其視為解 放僵化禮學的良藥。然而,許多論者卻留意到「三言」向社會主流價值靠攏的現 象,夏志清針對此一特殊狀況,提出個人與社會的「雙重忠貞」(Dual Allegiance)

作為解釋,認為此種矛盾起於作者對個人自我與社會群體間游移的結果。33王鴻 泰認為夏志清的說法將個人與社會對立,也將情教與理學再次對立起來,他從 理學「天理──人欲」的辯證及「緣」「報」的概念結構為兩個樞軸考察,認為

「三言」中對情慾的重視是伸張禮法的包容性,而非否定既有禮法的存在意義,

33 夏志清道:「他尊重熱情之本能的完整性和惋惜性愛之遭受剝奪,所以是站在個人這一面的;

但他指出強迫性的色慾和過度縱情之危險,所以是站在社會那一邊的。」詳參夏志清:《古 典小說導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 年)。

換句話說,馮夢龍「情教」的意義即是在既有的倫理框架之下,將「情」包融進 去以作為維護禮法的動力。34從夏志清到王鴻泰,我們可以看出情與理的對立性 逐漸減弱。在相通一體的脈絡下,人欲與禮法間的論題,產生更為寬廣的論述空 間。

隨著馮夢龍生平事蹟越趨完備,學界注意到馮夢龍晚年參與復社,並在明朝 亡國後致力刊刻《甲申紀事》與《中興實錄》。儘管推算馮夢龍參與復社的年齡 已近古稀,並不見得有太多實際作為,然而,單就參加的舉動而言,便透露其強 烈的政治立場,加上他在晚年作品中流露的悲憤激慟之情,對於熟悉「三言」作 品的學者而言,容易產生形象誤差的疑惑。正如胡萬川所言「從他的小說戲曲當 中,我們好像很難看出他對社會的見解,而《甲申紀事》等說所論的當時政治、

軍事的弊端卻又是那麼深刻與激烈,很難令人相信這是同一個作者的作品」。35 馮夢龍是多產的作家,在通俗文學之外,亦留下許多經史類的著作,這些作品因 應各自的文體性質而有著不同的話語表現。龔鵬程藉由分析馮夢龍《春秋衡庫》、

《麟經指月》與《春秋定指參新》等「春秋學」相關著作後,指出其中所蘊含的 時事之感與經世之意。36李志宏亦認為「三言」「二拍」有著與歷史語境密切相 關的文類意識,認為作者有意以「野史」書寫的姿態,表達個人面對世變的獨特 理解,體現重建世道的歷史意識和價值判斷。在「史統散而小說興」的著書意識 中,「三言」向史官著史記傳的書寫意識靠攏,帶有輔史、補史的實際功用,而 非純粹從其文學性質出發,因此,在日常的生活見聞的題材之下,「三言」的成 書性質及話語表現顯然具備別有所託的寓意表現。37由此觀之,我們對於馮夢龍 在「三言」中所呈現的思想矛盾,似乎應有新的理解與調整。若從馮夢龍本身的 文人身份與儒家思維去看待「三言」的話語表現,是否能提出另一種研究視野?

34 王鴻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4 年)。

35 胡萬川:〈從智囊、智囊補看馮夢龍〉,《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2018 年),頁 159-172。

36 龔鵬程:〈馮夢龍的春秋學〉,《六經皆文──經學史/文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

37 李志宏:〈「野史」與「演義」的關係:以「三言」「二拍」為考察中心〉,《中正漢學研究》

2014 年第 2 期(2014 年 12 月),頁 127-158。

劉恆興在此基礎上,提出馮夢龍的情教觀並非是與宋明理學對抗或斷裂,而 是負擔「漸」的任務,調合新舊思想間的衝突,以助社會順利轉型過渡,換句話 說,劉恆興認為馮夢龍站在新舊時代的交接點,在接受儒家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後,企圖重新定義男女之情,吸引民眾重拾傳統倫理的興趣。38基本上,我們可 以認為馮夢龍企圖以「人情中的天理」彌補理學與現實人生的脫節。然而,在劉 恆興的論述中認為馮夢龍所主張之情教,並不與儒家禮教教化有太多的抵觸,事 實上,夫妻之情向來被放在五倫關係中的最後一位,也是最容易被犧牲的一種關 係,又何況是未成姻緣的男女之情,在肯定男女真情的同時,如何與既有的倫理 秩序取得平衡,便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另外,筆者欲進一步追問的是,在編 演人情的眾多作品中,馮夢龍是否也試圖對男女之情以外的人倫關係進行重整?

學者黃衛總即關注到「三言」友倫類型故事對求友、重友過度的焦慮,尤其 是在父子人倫之前,吳保安的孝子行徑與吳郭兩人對自我人格形象的維護,揭示 友倫與其他人倫關係之間的矛盾與憂慮。39「三言」中對人情的問題並不僅僅是 將男女之情安置在既有的倫理秩序中,事實上,整個晚明在新舊文化不斷的撞擊 之下,整個倫理框架早已呈現逐漸崩落的現象,馮夢龍帶著儒家的知識份子的自 我期許,以犀利的眼光觀注到許多社會問題,並試圖提出解決之道以助社會回歸 穩定的秩序結構。因此,「三言」不僅真實的呈現晚明的社會屬性,在編創故 事的過程中,馮夢龍亦不斷回應其所身處的歷史語境,以建立理想的社會秩 序。

其次,回顧前輩學者對於身體相關理論的運用述介,在現代文學界已有廣泛 的運用,而對於「身體理論在古典小說的運用」,仍存在許多發展空間。二十世 紀以來,「身體」所包容的概念不斷豐富化,成為不同領域知識結構中的基礎 與準繩,正因如此,以身體作為研究的管道,會根據不同的界定概念,指向不 同的研究領域。回顧「身體」在古典小說中的研究概況,大體可區分為三個面 向:

38 劉恆興:〈柳永與名妓:不同版本與相關評點序言所反映馮夢龍之情教觀〉,《漢學研究》第 23 卷第 2 期(2005 年 12 月),頁 197-230。

39 [美]黃衛總(Martin W.Huang):〈晚明朋友楷模的重寫:馮夢龍《三言》中的友倫故事〉,

《人文中國學報》第18 期(2012 年 10 月),頁 225-238。

其一,身體的生物性肉體書寫以及透過感官經驗所生發的情感欲望。由於 身體最直接的概念就是其作為生物的肉體性質,高桂惠對古典小說領域的研究 中,多有從身體的肉體性質闡釋文本。40在研究方法上,重視身體的物質性特徵,

無論是對《螢窗異草》中肉體的神韻之美、狂歡之樂、縱慾之鑑以及摧折萎頓 之懼探討其所展現出性文化與情文化,或是探討身體的污穢性與世俗性以界定 續書的文化型態,透過多層次的化用西方身體相關理論,探尋隱藏在不同通俗 文學中的身體意涵。然而,由於身體除了承載肉體的生理欲望,具有強烈的感性 特質外,同時也接受社會規範的理性指導,存在社會的群體印記,成為欲望與 禮法不斷衝突、互相調節的場域。黃衛總從主角「守身」與「失身」的人生抉 擇中,對於敘事者極力將肉欲排除在「情」之外的特殊現象提出思考,認為清 初三部純情小說《金雲翹傳》、《定情人》、《好逑傳》反映當代文人對於「情」

之本質的思考。41

另一方面,在肉體的感官知覺中,聽覺與視覺對身體的周遭環境具有開放 特徵,成為肉體的延伸部位,在男女情慾交往的隱私空間中,感官知覺成為第 三者得以潛入隱蔽空間的方式,伴隨偷窺與偷聽的情節大量出現在豔情小說的 情慾空間,眼與耳的功能性被注重,形成新的研究脈絡。42然儘管身體可以做為 探討明清社會情理問題的切入面向,仍舊存在許多研究限制。整體而言,情慾 與禮法的辯證,仍需透過歷史文獻、思想與文化方面的材料,方能取得更多的 進展。

其二,對身體的社會性研究。高桂惠留意到不同生物性別的身體各自指向 不同的權力結構,從成年男性身體化為異樣形體進行鬥法的情節安排,對比女 性與少年身體面對肉搏戰的不同戰鬥方式,認為《說唐三傳》的「身體」文化

40 高桂惠:〈豔與異的續衍辯證:清代文言小說「蒲派」與「紀派」的綺想世界──以《螢窗異 草》為主的討論〉,《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1 卷第 1 期(2008 年 4 月),頁 129-165。

41 [美]黃衛總(Martin W.Huang)著,張蘊爽譯:〈三部才子佳人小說:「情」與身體的貞節〉,

《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敘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

42 康來新:〈身體的發與變:從《肉蒲團》、〈夏宜樓〉到《紅樓夢》的偷窺意涵〉,《中國 文哲研究通訊》(2007 年 9 月)、陳建華:〈欲的凝視:《金瓶梅詞話》的敘述方法、視覺 與性別〉,收錄於王璦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97-127。

意涵是另一種隱喻狀態,男性的絕對主體和完整正體,與女性與兒童非正統身

對身體的研究也涉入醫療領域的相關知識。鄭媛元運用醫籍與醫案等相關材料,

對身體的研究也涉入醫療領域的相關知識。鄭媛元運用醫籍與醫案等相關材料,

在文檔中 「三言」邊緣人物身體敘事的人欲觀照 (頁 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