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組織文化與傳播

相對於國外在 1980 年代興起的組織文化研究，台灣受美國研究影響的風氣 亦使得組織文化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然而綜觀國內文獻，相關研究多循商 管學、心理學、公共行政相關領域的角度切入，且多採量化功能學派的研究取徑，

將組織文化區分為各種類型，再針對某一變項來研究（如價值觀、信念、故事、

典禮、儀式、領導風格、組織氣候、組織效能等），以量化、統計的研究方法分 析其關聯性（李美華，2000；秦琍琍，2001）。這些實證研究提供組織文化深厚 的理論基礎與驗證，然而與傳播學相關的研究卻相當缺乏，且儘管為傳播學領域 的研究，也多偏向傳統功能學派對於組織文化的認知，研究組織文化與公關活動

（黃如萍，1993；陳蕙芬等，1994）、領導型態（林乾文，1998；葉金萍，2000；

葉家元，2003）、組織決策（李秀珠等，1997）。

這種僅就單一變項的研究，較缺乏對組織文化作一全面性的描述與深究（秦 琍琍，2001）。事實上，傳播與組織文化有著極密切的關聯性，藉由傳播與成員 間的互動而創造出組織真實，傳播不只是在形塑組織文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且是組織中一切互動的基礎（Lee & Barnett，1997）。傳播在組織中、組織 外與組織間的角色不僅僅是傳達訊息的「溝通」而已，相對的，傳播成為一種社 會黏劑將組織成員、次級團體與部門，甚至不同的組織連結起來，意即不同的組 織成員特性與組織特性的交互影響與互動下，傳播成為組織文化建構的基礎（秦 琍琍，2000a）。因而在此特別提出傳播與組織文化的重要關係。

Pepper（1995）將組織視為經由組織成員語言或非語言的傳播所形成的文化 建構物，詮釋學派的學者更指出組織本身就是文化（culture is something the organization is）（Daniels et al.，1997），而 Hall（1959）認為文化即是傳播，傳 播即是文化（轉引自 Gudykunst，1997）。由此可知組織、文化與傳播三造互相 糾結在一起，具有環環相扣的緊密關係：透過組織成員的傳播溝通與社會互動而 形成組織特有的文化，除此之外，傳播又將組織文化符號象徵化，創造出具共識 的組織真實（Brown & Starkey，1994；Lee & Barnett，1997）。

對於組織文化如何傳遞給組織成員，傳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Kreps

（1983）認為組織傳播是一個重要的管道，藉此以教育新成員關於組織的文化，

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傳播管道，正式管道如組織刊物、年度報告，亦可透過非正 式人際間的傳播，用來影響成員對組織文化的認知。Bormann（1983）也指出文 化在傳播的情境中即是一群人建立出的生活、組織、傳播方式之總和，並藉由語 文和非語文的傳播與互動傳遞給新進人員。因此，組織文化是組織環境中的成員 經由傳播的過程創造，具有傳遞與象徵的特質，而在象徵特質上包含了語文與非 語文的意義，就會讓組織成員產生解讀或認知差異上的問題，因此如果僅由商 管、心理與公共行政等角度探討組織文化，或是單就某一變項進行研究，即忽略

傳播學相關的重要層面（李美華，2000）。

近年來國內組織傳播對於組織文化的研究也逐漸朝向詮釋取徑的質化研究 發展，對於組織文化與傳播互動有更深入的探討，如秦琍琍（2001）採用符號-詮釋取徑所強調的文化全觀性之論點，研究公共電視的組織文化、管理運作與組 織溝通之關聯性，探究傳播在組織中對文化的建構、傳承與轉變所扮演的角色；

何天立（1998）以組織傳播的學理為基礎，透過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分析等質性 研究方法，詮釋某一影視集團其組織改組前後的組織文化與傳播型態；同樣是針 對傳播形態進行研究，黃靖瑜（2003）研究某傳銷公司發現，該組織中文化與傳 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且因傳播的因素形塑出獨特的傳銷文化，而這些獨特的 組織文化又會藉由傳播的力量來加以傳遞，形成相互循環的作用；至於林幼唯

（2003）則是以組織文化為組織的根本隱喻之論點，來探知組織文化深層的本 質，分析台灣兩家有線電視新聞台組織文化的真實意義，並且檢視組織根本隱喻 如何解釋組織潛在的衝突或矛盾。組織成員間的傳播互動為形塑組織文化的重要 角色，且透過文化可以瞭解組織最深層的意識，有鑑於此，本研究也將從組織傳 播互動進而創造組織真實的觀點來探究組織文化。

二、跨國企業組織文化

另外，針對跨國企業組織文化的相關研究，國內也在 1990 年代出現許多相 關研究，由於台灣之跨國企業以美商與日商居多，研究包括比較中、日、美企業 組織文化與領導行為、管理型態之相關性等（吳萬益，1994；洪春吉，1992；陳 慧芬，1993），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台商陸續登陸彼岸展開跨地分工的生產模式，

許多研究也開始針對兩岸來進行組織文化的探究（薛英宏，2000；鄭柏壎等，

1999）。然而這些研究仍不脫之前所述，以商管、心理或公共行政等領域觀點來 研究組織文化，但甚少有以傳播學觀點研究跨國企業組織文化的實證研究，因 此，此為研究者可深入探討之領域。

再者跨國企業集母國文化縮影於一身，如 Soeters 與 Schreuder（1988）的研 究指出，美國跨國企業在荷蘭設置的分公司，其組織文化深受美國文化影響，而 日 本 的 跨 國 組 織 亦 將 其 著 重 人 性 化 管 理 、 集 團 主 義 的 組 織 文 化 引 進 西 方

（Goldman，1994）。以傳播觀點研究跨國企業組織文化的文獻中，Lee 與 Barnett

（1997）運用象徵-意義取徑分析美、日、台銀行的組織文化，以及李美華（2000）

分析出兩家在台跨國廣告公司的組織文化符號有相當的差異，兩篇研究結果皆歸 因為國家文化所影響。另一方面，企業文化亦能跨越國界，超越外國不同環境的 影響，使得母國公司的企業文化強烈影響著國外的子公司（洪春吉，1992）。跨 國企業母國的組織文化、國家文化以及分公司當地的社會文化相互影響交融下，

跨國企業組織與台灣本地企業組織文化會呈現何種差別？國家文化在此扮演的 角色為何？此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由於台灣地區屬於海島型經濟，與美、日兩國的貿易往來極為頻繁，美資與 日資企業也是台灣本地為數最多的跨國組織，在研究分析跨國企業組織的文獻 中，美國與日本自然成為國內研究比較的對象。本研究欲以國家文化作為比較組 織文化的判準，就美國、日本和台灣三者的國家社會文化而言，其中，日本的國 家文化源於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與台灣為較相似的文化群（Chen & Chung，1994；

Hofstede，1991；下平芳久，2000），此文化群具有強烈的家庭意識、尊親敬長、

重視教育、勤奮節儉與關係取向等特質（鄭伯壎、黃國隆，1999），而且日本以 儒學為基礎，強調支撐家族共同體之「孝」延伸到國家文化等其他社會團體，使 形成日本現代化的集團主義經營原理（下平芳久，2000）。Chen 與 Chung（1994）

亦指出東亞五小龍的台灣、日本、南韓、新加坡和香港，在經濟成長上有傑出的 表現，這些東亞諸國的文化特色就是植基在儒家思想的傳統上，更有學者認定儒 家思想乃是亞洲五小龍經濟成就的主要文化因素（Hofstede & Bond，1988；

Hofstede，1991）。

於 Pratt 等人（1993）研究美國跨國組織的美國文化影響英、澳分公司組織

成員的價值系統，認為英國與澳洲的文化傳統與美國相近，且使用相同的語言，

因此能更快速與容易形成「文化移轉」（culture transference）的效果。Pratt 等人

（1993）也建議在比較國家文化與組織文化時，可選擇文化差異較大的國家來比 較，如美國與其他東方國家。至於美國與台灣的國家文化差異，以個人主義-集 體主義與權力距離為主要比較重點（Chow et al.，2002；Harrison et al.，2000；

Scarborough，1998），美國文化有高度的個人主義及較小的權力距離，台灣則是 呈現較大的權力距離與較低的個人主義文化（Hofstede，1991）。

因此本研究將以美商與台灣企業組織作比較，並結合傳播學與跨文化的觀點 來分析在台之跨國企業的組織文化，試圖研究跨國企業之母公司國家文化，是否 影響在台組織文化，並與台灣本地的企業組織進行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