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晰可理解。不過，臺、日人通婚的現象並非日治時期臺灣民眾婚配類型的主 流，對數不多，日人官吏的家眷雖然有一定人數，但就本文中所討論的四項政治 議題中，女性參與的程度極低，因此，儘管臺、日人結合的婚配組合或日人官吏 家庭都居於臺、日人界線上的模糊地帶，可能多或少會影響其思考，但是由於人 數不多，影響的程度有限，故本研究不特別將其獨立視之。
三、研究回顧
為完整回顧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從「地方發展」、「一九二○年代臺灣政治運 動」，以及「在臺日人、臺日交流史」等三方面分別整理學界既有研究，其中「地 方發展」向以領導階層的生成與變化較受關注，因此又以其為研究回顧的對象。
（一）領導階層與地域社會的發展
要論日治時期臺灣領導階層面貌的變遷，須從清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談 起。
清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以蔡淵洯為較早之成果。蔡淵洯所稱之
「領導階層」包含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以及具有聲望、財富與影響力之人士，
因臺灣社會移墾色彩濃厚，商業發達，後者人數較多，氣質粗獷豪放而俗化。隨 著開墾事業日趨成熟，人力、技術等資源的適當分配，再加上文教日興，捐納日 行，臺灣西部各地均見以士紳為主的文教型領導人物之崛起。至於領導階層的流 動則可能有三種模式，一為由平民上升為士紳型領導人物，一為由平民上升為豪 強型領導人物，一為由平民上升為豪強型領導人物後復轉型為士紳型領導人物，
造成流動的原因則因移墾社會不斷擴大所形成對領導人物之需求，經濟發展也促 使平民因財富累積而竄升領導階層，當然，科舉考試也是原因之一，因此要維持 領導地位，必須透過持續增闢財源，或設法取得功名，以維持影響力。在清治時 期的臺灣社會中，士紳集團扮演著社會與政治整合的力量與功能，在經濟上，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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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階層主導水利設施之興修或財源之籌集，自然與地方發展有密切關係。6 清治末期臺灣社會已然由移墾社會轉型為文教社會，然而日治初期的社會動 盪使得部分領導階層逃離臺灣，造成領導階層的真空現象，留臺的領導階層協助 殖民社會秩序之建立，這群在清治時期未必為高級領導階層的士紳因此地位得以 提升，促使日治初期領導階層的流動。另外，日治時期的新式教育也培育出一批 新式知識份子，他們可能負笈日本學成返臺，或者畢業於醫學校、國語學校等教 育機關，在社會上成為有別於清治時期臺灣領導階層的知識菁英。除了清治以來 臺灣舊有之領導人物，以及新式教育培育下的知識菁英外，吳文星透過分析臺灣 總督府評議會與地方自治下的州會議員身分，說明另一種官方刻意拉攏下誕生的 領導階層。然而，日治時期臺灣領導階層並非完全受制於殖民者，他們亦吸收文 明，主動推行斷髮放足等文化運動，卻又致力於維持漢文化傳統，可說是在文明 化與日本化之間尋求平衡，此為存在於殖民地菁英之間的獨特現象。7從清治時 期到日治時期，蔡淵洯與吳文星不只勾勒出臺灣領導階層的特色，也爬梳了各時 期領導階層特質之變遷，可為本文之基礎，進而加入對在臺日人社會及其政治活 動情形之關注。
除了蔡淵洯與吳文星之外，多位研究者注意到地方領導階層與地方發展之間 的關係。莊英章、陳運棟以北埔姜家為例，說明為了適應臺灣社會移墾特色，移 墾組織從「原鄉」的組成轉變為「宗族」的發展之特色。8賴蕙琦關注嘉義地區 士紳利用其權威聲望來參與公共事務的情形，對地方上的械鬥與民變之平定亦發 揮一定程度的功能。9張秀琪之研究則再一次證明了前述領導階層轉變與維持的 現象。她提到桃園新屋地區的范姜家族在日治時期持續透過累積土地資本與培育 家族菁英積極延續清治時期以來的家族勢力，甚至因日本殖民政府的拉攏而能主 導地方政治的發展，進一步擴大影響力。10許永河說明了柳營劉家與地方發展的
6 蔡淵洯，《清代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1684-189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1980 年）。
7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教育部大學聯合出版委員會，1992 年 3 月）。
8 莊英章、陳運棟，〈晚清臺灣北部漢人拓墾型態的演變〉，瞿海源、章英華主編，《臺灣社會 與文化變遷》（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 年 6 月），頁 1-43。
9 賴慧琦，《清代諸羅地區士紳的公共參與》，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0 張秀琪，《日治時期新屋范姜家族社會領導階層之探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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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11吳乃德、陳明通則以宏觀的角度指出政權更替雖造成本土政治菁英的流 動，但影響不大，只有戰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產生較大的影響，既有的政治菁英 在事件後被當局除去，新的菁英熱烈地投入政治，成為新的政治菁英群，不僅在 當時是國民黨政權在地方得以穩固的重要原因，隨著政治自由化之後，他們的地 位更形重要。12
上述各研究均顯示地方領導階層與地方社會發展密不可分，地方領導階層一 方面因其財富或威望，經常是地方公共事務的領導者，一方面領導階層也透過參 與地方公共事務持續或擴大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同時，不同政權更迭時，新政權 為了鞏固地方統治而透過利益分配或給予名譽認可來拉攏地方領導階層，地方領 導階層也為了維持其勢力而和官方維持一定程度的互動，因此地方領導階層有著 跨時代延續的現象。上述研究的關懷重點放在「人」（特別是臺灣人）的流動與 地方關係上，但是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社群不但在這裡建立起自己的社群，一定程 度地也和臺灣人產生互動關係，即使是在政治活動中，臺灣人也已明顯將在臺日 人視為交涉的對象，然而有關地方的臺、日人之間有關係如何，卻始終少被論及，
仍值得探討。
此外，亦有研究者留心個別菁英與地方發展的關係。例如吳沁昱以黃旺成為 例，說明一位臺灣人菁英在地方自治選舉下與地方政治生態的關係。13王御風透 過日治時期高雄及屏東地區地方自治團體參與者的分析，關心地方上領導階層的 變化。14鄭志敏也將焦點置於特定地區，闡述高雄市臺灣人醫師參與地方自治之 情形，隨後又稍加擴大到以高雄市臺灣人菁英的地方自治經驗為研究對象。15
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1 許永河，《光復前柳營劉家與地方發展關係之研究》，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教 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3 年）。
12 吳乃德、陳明通，〈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台灣史論文 精選》（下）（臺北：玉山社，1996 年 9 月），頁 351-386。
13 吳沁昱，〈日治時期自治選舉與新竹市會之運作─以黃旺成參政經驗為例（1935-1939）〉，
《臺灣史學雜誌》10 期（2011 年 6 月），頁 62-90。
14 王御風，〈近代臺灣地方議會與領導階層之研究 : 以高雄市為例（1920-1960）〉國立成功大 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王御風，〈從日治屏東市（街）議員看社會領導階層之 變遷（1920-1945）〉，《屏東文獻》11 期（2007 年 12 月），頁 51-83。
15 鄭志敏，〈日治時期高雄市臺籍人士地方自治之研究〉，《高市文獻》20 卷 1 期（2007 年 3 月），頁 58-153。鄭志敏，〈日治時期高雄地區臺籍醫師的政治與社會參與（1920-1945）〉，
《高市文獻》19 卷 1 期（2006 年 3 月），頁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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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二○年代臺灣右派政治運動
本文以體制內改革為研究對象，因此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之研究回顧，
僅就政治運動中的右派路線說明，而，先行研究大致可分為「政治史論」、「政治 運動」及「政治團體」三大類，以下分就這三類進行回顧。
有關政治史論方面，在史料尚未完全公開以前，最常被政治史學者援引的是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該誌將 1920 年至 1927 年稱為臺灣政治運動的「統 一戰線時期」，本時期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臺灣文化 協會為臺灣內部最重要的政治運動及文化團體，收錄請願書等運動資料，並分析 文協成員與活動情形。雖然該誌充斥官方觀點，但在資料不充分的年代，其翔實 的內容實為研究者了解日治時期臺灣人政治運動的入門磚。
政治史論述正如鐘擺，在偏擺至一端後，擺錘終究會再度擺盪到另一端。戰 後除了方豪《臺灣民族運動小史》16等專書外，另有葉榮鐘、蔡培火等人共著《臺 灣民族運動史》17代表日治時期右派人士的歷史詮釋。相對於此，連溫卿則撰《臺 灣政治運動史》18補充左翼人士的看法。只是，此類著作，與其稱之為研究，毋 寧屬於回憶錄般的史料敘述，可從各種路線與立場了解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的 情形。之後，許世楷所撰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概論日治時期殖民統治，以及 臺灣人在此之下的思考與應對，在臺灣史學研究中具有開創性之地位。19陳俐甫
《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之研究》20探討右派政治運動的發展、維持，以及政治 運動團體的瓦解。日籍學者則有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運動 史》，21同樣以民族運動的角度論析臺灣政治運動的發展。兩人的研究均未侷限 於特定政治運動，而是綜論右派路線政治運動，將之視為民族運動。
《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之研究》20探討右派政治運動的發展、維持，以及政治 運動團體的瓦解。日籍學者則有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運動 史》，21同樣以民族運動的角度論析臺灣政治運動的發展。兩人的研究均未侷限 於特定政治運動，而是綜論右派路線政治運動，將之視為民族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