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者拉斯威爾（H. Lasswell）說：「政治是權力的形成與分享。」政治 的本質就是權力，研究政治就是探討權力的本質及其分配。
在以「人是理性的，並且由理性來主導或支配行為」的前提下，權力是會流 動的，在有限的資源中，個人或團體為了在有限的資源中爭取最大權力，或保護 既有資源不致損失，可能採取不同方式的社會互動方式，因此，權力的消長與維 持左右著民眾對政治的態度與參與程度。權力也是可交換的，它可以像貨幣一樣，
在多方團體之間透過交換取得平衡，維持社會秩序的如常運作。權力也關係到「影 響」。在政治場域中，個人企圖透過組織或結盟來凝聚影響力，擴大活動範圍，
因此，集團性活動是政治活動常見的模式。
德國社會學家齊穆爾（Georg Simmel）認為，下自家庭，上至國家，兩者之 間的齟齬，必受第三者的仲裁，第三者的介入，將使三方勢力重新趨於平衡，因 此第三者所扮演的關鍵勢力越形重要，即知名的「團體均衡說」（equilibrium）。
美國社會學家開普樓（Theodore Caplow）則進一步主張，在兩個對峙的勢力團 體中，第三者是兩者之外的另一股勢力，它不只是被動的平衡角色，反而可能是 洞察局勢、對全局具有關鍵影響的勢力團體，對峙的兩個團體原本互有強弱，但 弱勢的一方當然可能因為第三勢力的加持而扭轉劣勢，但也可能因為第三者的出 現而終結原先對峙的局面，進而結盟以抗第三勢力。當然，也可能成為三強鼎立 的態勢。總之，和齊穆爾的主張不同，開普樓認為權力的關係不可能達到均衡，
各方勢力會在權衡全局，以及觀察權力變化後，展開權力結構重組的歷程。65 歷史學是一種對時空正向的演繹，回到特定的時空中觀察社會的變貌，並從 而解釋其成因或理由，尋找通則也關心特例；政治學或社會學是對社會現象逆算
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64 胡巨川，〈日治時期旅居高雄的日本人簡介〉，《高市文獻》18 卷 2 期（高雄：高雄市文獻 委員會，2005 年 6 月），頁 61-87。
65 Caplow, Theodore, Two Against One: Coalitions in Triads,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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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題，設定了社會變遷的假設，再從逆行時光，攫取史例加以證明，目的在使 假設成為定律。兩種治學方式不同，關注的重心也不一樣。本文以史學方法為主 軸，廣收資料，分析其可用的程度及其真偽，將所蒐集的史料作廣泛地歸納、演 繹，並參酌政治學之理念，跳脫過去傾向處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二元關係，本 文著重社會上不同族群或社群間的互動問題。
如果以勢力團體的角度來審視一九二○年代臺灣政治發展，就會發現在過往
「官方／民間」、「日本人／臺灣人」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之外，還有非常值得玩 味的遼闊空間。我們可以想像，以臺灣總督府為首的「官方勢力」，以及「民間 臺灣人」各是不同的勢力團體，但是除此之外，「民間在臺日人」也是不可忽視 的勢力團體，總督府必須同時應付來自民間的兩股力量，並從中尋求達成勢力平 衡的手段。而臺灣人與在臺日人之間，則可能結盟以獲得更大的政治能量，但是 這樣的結盟關係也不可能毫無保留沒有上限，勢必在某些立場的考量與價值的維 護下有限度地進行。
因此，本研究預設了下述的時代背景：臺灣社會自清治時期以來即有強烈的 地域社會之性格，由地方性領導階層為中心的地域社會是地方性政治活動的基礎。
日治時期的改弦易幟造成臺灣社會階層在日治初期的汰舊換新，但是到了一九二
○年代初期，領導階層在經過一定程度的流動之後又逐漸定著下來，繼續維持地 域社會的運作與發展。
另一方面，經過日治初期的經營，教育、經濟、文化、交通，甚至是國族意 識等面向，均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或是建構論述的強烈需求，有別於小規模、地 區性的地域社會，一九二○年代臺灣已經蘊積出另一群懷抱「臺灣大」意識及政 治視野的人物，其關懷的議題與規模都和地方性政治活動大不相同，而「地方性」
與「全臺性」成為當時臺灣社會上可見的兩種政治活動規模，且兩種規模中，臺、
日人之間都各有合作與競爭的可能。
地方性政治活動方面，本文分別以 1920 年嘉義、阿緱及宜蘭三地的廢廳反 對運動，以及地方制度實施後議員的選任問題，作為探討臺、日人競合的史例，
除了討論此二議題裡臺、日人的互動關係之外，更重要的在於探究造成臺、日人 競合關係的關鍵為何？地方性政治活動和全臺性政治活動的關係如何？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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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活動為何沒能提高層級，成為全臺性政治活動？
全臺性政治活動方面，無疑地，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僅是當時臺灣人最 主要的全臺性政治活動，也是在臺日人猛烈批評的標的。相對於此，臺灣總督府 評議會議事中有關日本民法繼承編是否在臺全面實施的討論，明顯呈現出臺、日 人議員跨越民族界線的熱烈討論，是討論全臺性政治活動中臺、日人競合的佳 例。
在四項政治議題中，本文分別討論下述問題：
1. 本質：政治活動的團體究竟是哪些人組成的？
2. 目的與過程：組織動機與政治目的為何？政治活動如何進行？
3. 地區連結：集團與集團之間如何互動？影響的關鍵為何？
4. 層級連結：「全臺性政治活動」及「地方性政治活動」之間的關聯如何？
透過各政治事件中有關上述三項議題的分析與討論，釐清各種政治團體之間的利 害關係，進而探究左右臺、日人政治活動中競合關係之關鍵。
有關本文所使用的史料，茲分項介紹如下：
（一）公報：為求確實，本文所引用之法規條文或官方頒行之規定，將以總督府 發行之官（府）報，以及地方行政官廳所出版之各廳廳報、縣報、
州報等公報所刊載者為主，而公文制定之細節及流程，則以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為參考資料。惟日治初期之公報因保存不全，偶有缺 號，地方官廳發行之公報也難免缺漏，公文類纂也可能因屆保存期 限而被銷毀不存，若遇典藏缺漏或一手史料欠缺，將以公文類纂、
府報、檔案彙編、《臺灣史料稿本》或其他史料互相補充之。
（二）期刊：日治時期臺、日人雖受〈臺灣出版規則〉等多項出版法令限制，但 終日治五十年，臺、日人共發行至少四百餘種雜誌，其中包含各行 政機關所發行之機關誌，或是相關社團發行的同仁誌。本文將視討 論議題，參引相關雜誌，例如臺灣人繼承議題時，將參考總督府法 院職員編纂之《臺法月報》，其餘如《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警 察協會雜誌》等，也有相關篇章。此外，除了官方發行之雜誌，或 是官方色彩濃厚之社團期刊外，民間尚有在臺日人所發行之多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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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期刊或綜合性期刊，例如《實業之臺灣》、《臺灣商報》，以及臺 灣人發行之《臺灣民報》系列、《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等，皆是不 可忽視之史料。
（三）報紙：有關本文所參用之報紙，除了日治時期發行期最長、發行量最大、
發行範圍最廣的《臺灣日日新報》之外，為兼顧地方民眾及不同族 群之言論看法，亦包含 1900 年由在臺日人律師等知識人所發行之
《臺灣民報》，以及發行於臺南的《臺南新報》等。
（四）政論集、回憶錄：記者報人為日治時期一項特別的職業，因其職業屬性，
使記者掌握殖民地下的信息流通與出版管道，而行政官 僚則因擁有官、民界的人脈資源，因此不少日人記者或 官僚皆出版政論集或回憶錄，例如記者宮川次郎《臺灣 放言》、永岡芳輔《親愛なる臺灣》、唐澤信夫《黎明の 臺灣》、《明日の臺灣》、泉風浪《人と閥》、《新聞人雜 記》等，而日本本國日人亦曾出版有關臺灣問題的政治 意見，最知名者莫過於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 此外，臺灣人也不乏出版政論集者，如陳崑樹《臺灣統 治問題》、謝春木《臺灣人の要求 －民眾黨の發展過 程を通じて－》、《臺灣人は斯く觀る》等。
（五）傳記、日記：日治時期不少知名臺、日人均曾編纂傳記或留下日記，例如 辜顯榮《辜顯榮翁傳》、《田健治郎傳》、《臺灣總督田健治郎 日記》等，作為親身參與時代或政策制定之一員，其傳記或 日記具相當之參考價值。
（六）名錄、人物評：日治時期，諸多單位均曾登載職員錄、人名錄，如各年度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各縣廳、州廳之職員錄，以及當 時各種社團或職業所出版之人名錄等，如《臺灣實業家 名鑑》等。此外，社會發展逐漸邁入穩定階段後，隨著 社會階層之分化，各種月旦人物之人物評與時人介紹刊 物陸續問世，如《臺灣人物誌》、《臺灣紳士名鑑》、《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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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事業界と中心人物》、《臺灣人士鑑》、《南部臺灣紳士 錄》等，要了解日治時期各層級人物活動情形與影響力 大小，此類名錄與人物評為珍貴的基礎史料。
（七）統計資料：日治以後，統治當局為了解殖民地現況作為制定政策之參考，
陸續進行多項調查與統計，除了大部頭之各年度《臺灣總督府 統計書》之外，尚有各地方行政官廳出版之統計書，以及臨時 臺灣戶口調查部所編纂之《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第 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 查部編纂之各回《臺灣國勢調查要覽表》、《臺灣國勢調查記述 報文》等，在討論地方人口增減與產業貿易變化時，主要以此
陸續進行多項調查與統計，除了大部頭之各年度《臺灣總督府 統計書》之外，尚有各地方行政官廳出版之統計書，以及臨時 臺灣戶口調查部所編纂之《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第 二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 查部編纂之各回《臺灣國勢調查要覽表》、《臺灣國勢調查記述 報文》等，在討論地方人口增減與產業貿易變化時，主要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