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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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人治色彩，以及蔣介石的意志先行於制度的特色。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在 制度未變動的狀態下，臺灣省與中央能長期維持平衡的關係。在時間斷限上，以 1945 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開始，歷經 1947 年改制與 1949 年中央遷臺，
並止於1953 年吳國楨離職。這是因為吳國楨之後的臺灣省主席與中央之間不再 有強烈的摩擦，顯示臺灣省政府對中央的威脅性相當程度的減弱，代表臺灣政局 逐漸穩定後，中央不再需要仰賴省政府的協助，逐步取得治理臺灣的主導權，省 政府的作用逐漸走向形式化。
第二節 研究回顧
1997 年精省之前，臺灣省政府在臺灣各方面的發展上一直扮演重要角色，
相關研究也不勝枚舉，本論文將依制度、組織及人物研究三的部分進行討論。首 先，在制度方面主要圍繞在1947 年前後臺灣省政府改制及 1949 年中央政府遷臺 後所產生變化。其次，制度的轉變將直接影響組織的發展，因此有關組織的部分 主要分析行政長官公署時期與省政府時期之間的差異。最後，人物研究方面則是 扣緊歷任省主席，包括魏道明、陳誠與吳國楨研究幾個的方向。
臺灣省改制的意義，是理解政府遷臺後省與中央關係的重要背景。在這個議 題上，鄭梓已有詳細的歸納與分析，其著作收錄作者針對戰後臺灣政權交替、政 制變革的相關研究，探討戰時收復計畫的推動與擬定過程及戰後實際接收與計畫 的落差，並指出改制並未使臺灣跳脫特殊的定位，而是透過各種方式，擴大行政 首長的權力。6鄭梓認為改制後，省政府委員會弱化、組織的擴充等因素，使得省 政府體制鬆動，而提出臺灣仍處於特殊地位的解釋。由於鄭梓主要著重討論行政 長官公署改組臺灣省政府的過程，對於臺灣改組省政府後比較沒有深入討論。從 省的法規脈絡而言，鄭梓所提出的因素普遍出現於各省之間，僅從 1947 年改組 的人事異動與省政府制度分析改制的意義似乎稍嫌不足，因此在臺灣特殊地位的
6 鄭梓，《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台灣現代史研究論集》（臺北：新化圖書，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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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上仍有值得著墨之處。在這個議題上，蘇瑤崇則提出不同解釋，他運用美國 檔案，指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佔領」時期為因應佔領需求，在中美共同默 契下所產生的制度，而非過去研究者認為的特殊省制，並提出二二八事件後改制 的表面意義，是使臺灣省政府成為「內政性質」的一般文人政府，具有向國際傳 達臺灣為中國領土的目的。7蘇瑤崇的研究是回應鄭梓對於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特 殊性的結論，對於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過程提供新的面向，同時對臺灣省改制提 出新的解釋，值得思考的是儘管改制後在魏道明時期實現短暫分離，但後來受到 中央政府遷臺影響，陳誠與吳國楨時期實際上又回到了行政首長（省主席）兼任 軍職的狀態，就此而言，儘管表面上維持省政府制度，但實際上自陳誠擔任省主 席開始，臺灣省的權力再次高度集中於一人。此外，松田康博認為臺灣改制後行 政首長就不再像過去一樣擁有強大權限，但因為中央政府遷臺緣故使得臺灣「中 央化」8造成中央成為臺灣的最高領導權的掌握者，同時對臺灣在「省長民選」議 題上因美國因素而腰斬的情況提出解釋，他認為陳誠作為行政院長立場已與省主 席時期不同，若中央遷臺後省長民選將嚴重撼動中央政府的統治，刪除民選省長 具有牽制吳國楨的意味。9不過，值得探討的是在松田康博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對 於臺灣是否民選省長的議題上，地方與中央政府均有高度重視，這表示了在這個 時期臺灣省政府的重要性，而刪除民選的可能性則是憂慮無法控制省政府的權 力，也提到日後陳誠就任行政院長亦透過各種方式限縮省政府的權力，這表示即 使沒有民選，中央政府仍難以控制臺灣省政府的作為，而這正是本論文的重點所 在。
對於政府遷臺的論述，多位研究者從不同角度討論省政府定位的變化。鄭梓 的研究則對中央政府遷臺的決策過程及臺灣自戰後地位特殊化的問題進行討論，
7 蘇瑤崇，〈論戰後（1945-1947）中美共同軍事佔領臺灣的事實與問題〉，《臺灣史研究》，23：3
（台北，2016.09），頁 85-124。
8 松田康博所提「中央化」係指因中央政府撤退，導致中央層級組織、基層集中於地方的狀態。
參見松田康博，《台灣一黨獨裁體制的建立》（臺北，政大出版社，2019），頁 200。
9 松田康博，《台灣一黨獨裁體制的建立》，頁 199、2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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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焦點放在臺灣如何從中央眼中的邊陲成為中華民國唯一的實際領土的轉換過 程，指出中央與地方權力重疊的矛盾，並認為韓戰的發生為中華民國政府解決這 項問題，中央透過擴大總統職權壓縮省的實權。10然而，鄭梓並未說明政府遷臺 後，省政府與中央政府維持平衡的脈絡、中央與地方實際運作上的權限關係，及 人事的複雜性問題。薛化元從憲法體制的角度分析臺灣地方自治的問題，其認為 由於中央遷臺後，中央與省的轄區嚴重重疊使得地方自治實施後產生一個趨勢，
即省級權力越來越小，而中央權力越來越擴張，造成省欠缺足夠的自主性。11唯 對此一趨勢的產生過程著墨之處不多，特別是1947 至 1953 年間可以說是臺灣省 政府最有作為的時期，尤其在陳誠與吳國楨時期面對動盪的政局，為維持臺灣秩 序，在中央的授權下臺灣省主席掌握的權勢可見一斑甚至超越中央的決定，因此 該文對於省級權力被剝奪的解釋尚有討論的空間。陳胤宏則從國防的角度分析中 央與省的關係，陳氏認為1954 年的「疏遷」帶有強烈的軍事意味，是整體防空 疏散政策下的產物，否認其中的政治意圖，並指出為解決中央與省同處一地的問 題，疏遷是不得不為之的結果，陳氏的觀點提供另一個面向的思考，不過卻忽略 了省政府在其中的自主性，認為省政府聽令中央，而沒有反抗的能力。對於疏遷 之前省政府也少有提及，僅以國防考量作為論述基礎似乎稍嫌不足，同時沿襲鄭 梓的觀點認為韓戰是中央與省關係為重要的轉折，但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12 另有學者從中央的遷臺準備作為切入點，討論省在中央遷臺過程中扮演的角 色。林桶法認為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並非完全的倉促也非完全計畫周全，而是因應 時局而有所變化，遷移計畫多為原則性，縝密度不足，但也指出政府機關遷臺仍 具有包括族群遷移、技術引入、學術傳承等意義，同時亦認為中央機關遷臺是造
10 鄭梓，〈戰後臺灣地方與中央關係之演進與轉折─從「光復邊區」到「反共中樞」（1945-1950）〉，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新店：國史館，2000），頁 2025-2052。
11 薛化元，〈臺灣地方自治體制的歷史考察─以動員戡亂時期為中心的探討〉，收錄於《威權體制 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1），頁 169-212。
12 陳胤宏，〈遠離台北：台灣省政府「疏遷」之研究（1945-1960）〉（臺北：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 系碩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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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日後省虛級化的原因。13歐素瑛著重省參議會的角色，儘管省參議會非正式議 會，權力也相當有限，但作為臺灣省級當時最高民意機關，面對中央政府遷臺的 重大事件，卻無法參與其中，失去主動能力而處於被動與協助的狀態，大多僅是 在關鍵時期代表民意發出聲明。不過歐氏也指出省參議會在中央遷臺前後仍冀望 政府收復民心，以挽救政權，因而多採配合態度，協助遷臺機構與人員向省政府 訴願或促請省政府制定相關法案。14有意思的是歐氏的研究說明中央─省之間省 參議會的協調角色，是提供分析省政府的新面向。
除了制度與組織的研究，臺灣改制後的第一任省主席魏道明以及政府遷臺前 後出任省主席的陳誠與吳國楨，各具有不同重要的意義，三人的在職期間對臺灣 都產生極具影響，以下就三人的研究分別論述之。針對魏道明的研究，夏良業與 蕭碧珍均以魏道明為中心，探討魏道明在改制後出任省主席的意義與作為。二者 對臺灣改制的意義，在鄭梓的基礎上繼續延伸，前者修正鄭梓關於擴充省府機構 的論述，比較臺灣與浙江、福建兩省，認為擴大編制並非臺灣獨有，但臺灣省各 廳、處、局的編制與人事安排仍與其他兩省有所差異，且設有副首長的情況，認 為臺灣仍處於特殊統治的狀態，15後者則指出臺灣省政府在未經立法院議決的狀 態下，增加〈省政府組織法〉中未列之機關，缺少法律依據，認為臺灣仍未脫離 特殊的範疇。16此外，兩者均指出魏道明任內政策雖然改革強度不足，但部分重 要政策包括肥料換穀、菸酒公賣等都是為陳誠時代的改革奠立基礎。夏良業與蕭 碧珍的研究在臺灣特殊地位的討論加入其他省份作比較，跳脫過去以臺灣視角的 侷限，不過兩者提供臺灣特殊地位的解釋仍然稍嫌不足，尚有值得著墨之處。
有關陳誠的研究相當豐碩，不過就其擔任省主席時的討論有薛化元，其有系 統地論述陳誠主政時期的重要作為及影響，陳誠任期雖不到一年，但其所施行之
13 林桶法，〈政府機關遷台的問題〉，《國史館館刊》，5（台北，2010.12），頁 74-99。
13 林桶法，〈政府機關遷台的問題〉，《國史館館刊》，5（台北，2010.12），頁 7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