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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參章 研究架構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概念定義及其操作化
本文將從選區的視角出發，探討政治生態中大黨與小黨互相競逐的現象。
以下將對各項重要概念進行闡述，並予以相對應之變數，隨後，再分別敘述各 項概念與變項間的連結以及操作化過程。
一、 政黨競爭
現代民主國家多以政黨政治與代議政治作為其主要的運作形態，在各個政 黨以席次極大化為目的的假設下，選舉制度作為權力分配的遊戲規則，通常是 各方勢力爭奪政權的場域。此種政黨競爭同時出現全國層次以及選區層次，而 本文以選區規模為研究焦點，因此，此處論及的政黨競爭，也定位於選區層次 的選舉競爭。
從選區層次的角度出發，本文將利用得席率(seat share)與席次紅利(seat bonus)兩項指標，探討 SNTV 下政黨競爭的態樣。首先，得席率作為判斷政黨 在議會中勢力消長的標準，其計算方式為：選區內政黨所獲得席次的加總除以 區域內所有的席次總數；通常能直接從數值間的差異觀察出政黨在選舉上的實 際表現。席次紅利的計算方式為：選區內政黨得席率減去得票率(vote share)；
該數值通常被運用於比較不同選舉制度下，政黨在選舉中的獲利情形；若最終 所得之數值大於 0，則出現過度代表(over-representation)的現象，若小於 0，則 出現低度代表(under-representation)的現象（王中天 2008）。雖然部分學者已 證實選區規模與席次間並不存在線性關係，但本文認為在選票轉換為席次的過 程中，選舉制度依舊是決定得票率與得席率間一致程度的關鍵。況且，選區規 模與席次紅利之所以無法形成線性關係的原因，是否與政黨在選區的實力差異 相關，這仍待本次研究加以檢驗，遂將其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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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gan 1945: 13)。在研究上，一般對選區規模的處理方法，可分為兩類：其一，
事前先不將選區規模分類，直接比較不同選區規模間的差異（王中天 2008；
Sartori 2003：43-68；Cox and Niou 1994）；其二，部分學者會依據選區內應選 名額的多寡，將選區規模依次序(ordinal)分成不同的類別後再行分析（李冠成 和劉從葦 2008；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112-493）。雖然目前學界在分類 時，對選區規模大小的界定並無明確的共識12（王業立 2016：101：李冠成和 劉從葦 2008；Taagepera and Shugart 1989：112-493），但研究者通常仍可以依 據研究的需要，自行設計適合的分類方法。在本次研究中，關於選區規模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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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政治傳統
依據第貳章中對杜瓦傑論點的討論可知，選區內政治環境的差異是造成杜 瓦傑法則與現實偏離的主因。Sartori 藉由將討論層次從全國降至選區的方式，
成功解釋了諸多反例。本文承襲以細分區域來降低個案間差異的思維，在分析 時導入區域內的地方政治傳統的概念，希望能更加完整的詮釋台灣 SNTV 下政 黨的競爭情形。Sartori(2003: 43-68)為了將地方上民眾對政治現狀(政黨勢力)的 認同與選區規模一齊納入分析，便利用政黨體系結構化程度作為衡量標準，本 文中地方政治傳統的概念，即是參考該理論發想而來。台灣民主化發展至今，
歷經三次政黨輪替，選舉經驗累積和地區派系的發展，使得國民黨與民進黨兩 大政黨的勢力在全國性的選舉中針鋒相對，同時，若依據直轄市／縣市等行政 區域加以分類，便可發現更複雜的政黨勢力在台灣地區呈現多元的政治態樣。
因此，其在政黨體系的分類上並不僅限於 Sartori 的兩黨競爭和多黨林立等分 類，有些地區甚至於出現僅有國民黨、民進黨或其他特定政黨（或無政黨推薦 的候選人）具競選優勢的現象。
在現實生活中，政黨在每個選區中的實力必各不相同，本文冀望能對各地 區的政黨實力加以歸納，藉此釐清選區規模與地方政治傳統對席次紅利的影響 力及其變化。一般而言，得票率是由區域內政黨總票數除以所有有效票數所 得，可謂是政黨支持度的展現，此一政黨勢力可以經由觀察 2014 年全台直轄 市／縣市議員的選舉結果，將政黨於各選區的得票率歸納成選區政黨實力變 數，以此作為評估地方政治傳統的依據。除此之外，在 2018 年的直轄市／縣 市議員選舉中，不少媒體使用政治版圖的方式，報導民進黨在該年度選舉失 利，使得過去具選舉優勢的地區，綠地變藍天，這也顯示出依行政區劃分地方 政治傳統的想法可行。這些國民黨或民進黨多年耕耘下的優勢選區，其地方政 治傳統對選區規模的影響力，是否會產生或加乘或抑制小黨生存機會的效果，
亦為本研究所關注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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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黨的組織能力
面對 SNTV 的制度效應，政黨也會採取相對應的策略行動謀求議會中最大 比例的席次（李冠成和劉從葦 2008）。政黨策略行動能否成功取決於自身組 織能力的好壞，面對選戰，政黨須依據區域內的政黨實力，提出最適量的候選 人數，並藉由劃分責任區或是聯合競選等方式，化解黨內候選人相互競爭的問 題，藉此將選票效用極大化，以獲得更多的席次。此種政黨策略常見於提名和 配票成功與否，被當作判斷組織中政黨實力評估與資源整合能力的依據（王業 立 2016：98；王中天 2008；徐永明和陳鴻章 2002）。簡而言之，本文在此 所指涉的政黨的組織能力應包含：政黨實力評估（提名）與資源整合能力（配 票），是政黨為減少選票的浪費，使選票能效用極大化，以獲得最多的席次的 一種行為表現。
政黨在選舉前必須先評估自身能力，依據其在該選區可能獲得的選票數，
決定推派最適當的候選人數；但是，在資源有限以及現實中諸多的不確定因素 的影響下，政黨對於選區競選策略的控制程度將隨著選區規模的增加而遞減，
這使得最適提名的決策變得複雜（王業立 2016：133-137；李冠成與劉從葦 2008）。在提名的實際操作上，Cox 和 Niou(1994: 222)利用政黨在選區內的總 得票數除以最後一名當選者票數計算出一數額，並稱其為 MAXS，以其作為判 斷政黨提名失誤的指標。另外，為了將席次比例極大化，政黨除了利用事前評 估，對提名人數進行控制外，到了選戰後期，還須利用配票操作，將政黨支持 者的選票，平均分配給每位候選人，否則即使大黨在提名上並無失誤，倘若在 複數選區中出現明星候選人，則可能導致同黨其餘參選人的選票被掠奪，最終 導致政黨總席次減少的情況（王業立 201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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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天(2008)認為 Cox 和 Niou(1994)對於政黨在複數選區可能犯下失誤的 歸類不甚周延，政黨在競選時的失誤表現僅用低度提名、過度提名和配票不均 等分類，並不足以囊括所有情況，此外，提名與配票更不應作為互斥變項處理 之，於是其依據 Cox 和 Niou(1994)過度提名、低度提名以及配票不均的觀點，
將選舉過中政黨可能會遇到的情形分為六類，如表 3-1 所示：分為「過度提名 但安全」(over-nomination but safe)、「過度提名」(over-nomination)、「不足提 名」(under-nomination)、「配票不均」(fail to equalize the vote)、「不足提名且 配票不均」(under-nomination & fail to equalize the vote)和「最佳表現」(optimal performance)。在這六類當中，「最佳表現」無疑是所有政黨必追求的目標，其 餘各類別則都有改進空間。「過度提名但安全」常來自於敵對政黨在提名與配 票策略上的失敗，最後固然是增加該政黨席次，但卻非政黨本身在選前可預 期。在「過度提名」、「不足提名」、「配票不均」與「不足提名且配票不均」
等四類政黨可能犯下的失誤中，「低度提名」與「配票不均」的對政黨席次影 響最大，其次則是「過度提名」與「不足提名且配票不均」。本文將依據四類 失誤與否，計算區域內政黨發生失誤的次數及其機率，以此做為衡量政黨組織 能力的標準（王中天 2008）。
表 0-3表 3-1 政黨在選舉過程中組織能力表現的分類
選舉過程中的情形 定義
過度提名但安全 政黨提名大於 MAXS 且最終所得席次等於 MAXS
過度提名 政黨提名大於 MAXS 且最終所得席次小於 MAXS
不足提名 政黨提名小於 MAXS 且最終所得席次等於實際提名
配票不均 政黨提名等於 MAXS 且最終所得席次小於政黨提名
不足提名且配票不均 政黨提名小於 MAXS 且最終所得席次小於實際提名
最佳表現 政黨提名等於 MAXS 且最終所得席次等於政黨提名
資料來源：（王中天 2008：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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