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理論與架構

壹

(一)「成長機器」的提出、批判與檢討

「成長機器理論」出自都市政治研究大師 Molotch，其 1976 年著作”The city as Growth Machine”文中提出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的理論，主要研究地方菁 英如何形塑地方政策和影響地方發展。他認為地方是由政治、經濟兩面向構成，

其內部運作是透過行動者彼此間的權力互動及結盟關係，來形塑地方發展的樣貌

。都市被視為成長機器，是社會、經濟、政治力量具體化於地方成長機器的表現 結果，都市內部所以追求成長動力，來自於將「土地」作為都市發展的基礎。(陳 挹芬，2011)

在都市發展過程，尋租者階級站在核心位置，致力於極大化其空間的交易價 值，並需要透過結盟合作方式，來增強或補足彼此力量，該結盟有著強烈「成長」

目標，為了合法化其目標及協調企業菁英、政府、市民代表的利益及需求，會強 調經濟發展是對整體社會、個人都有好處的。這種成長信念，驅使成長機器積極 改變地方環境，也造成地方衝突的產生，衝突的原因，來自尋租者與居住者對於 土地使用的認知差異。這樣的衝突促使反成長聯盟組織的出現，往往這種反成長 運動出現始於環境議題和利益分配，且研究也證實其有能力減緩成長的空間。(陳 挹芬，2011)

Molotch 在文中未確切提及和描述地方政府在成長機器中扮演的角色，但不 同地方政府皆透露出，其關心成長的議題，且是有利、關鍵的支持者。簡言之，

成長機器理論延續菁英政治的概念，認為都市政治的權力與資源掌握於少數精英 份子。對於「成長機器理論」，Stone 在 1989 年出版的《Regime Politics：Governing Atlanta，1946-1988》，闡述「政權理論」的概念來加以批判，並分析亞特蘭大的 治理變得有效率的並非是正式的政府機器，而是市政府與商業菁英間的非正式夥 伴關係，由公私部門彼此合作，實現統治決策。本研究個案為台北文化體育園區 中的「松山文創園區」，其空間實踐過程涉及政治權力互動與利益結盟關係，除 了地方政府的管理外，利益取向的相關行動者積極介入，因此，儘管「成長機器」

與「政權理論」皆能解釋都市政治運作過程中的權力互動關係，但筆者認為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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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個案不具有都市政權強調的政府與商業菁英長期非正式的夥伴關係，因此採用

「成長機器理論」視野對個案進行分析。

(二)台灣都市成長中的國家機器角色

國家機器在台灣整體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欲理解都市政治及政策的發展

，需對國家機器如何透過權力的發揮來展現國家自主性與能力加以討論。陳挹芬 (2011)從兩個不同階段，討論台灣國家自主性與能力展現的變動：

1.強勢國家時期：

從歷史的脈絡，台灣國家機器從日治時代為了有利於殖民統治，國家機器建 立全面的政治控制，財政上實行專賣、獨占、管制、壟斷等措施；國民政府接管，

繼承此種管制型態的統治方式。這個時期，國家機器有絕對的統治權力，更進行 全面的控制，民間社會受制於國家機器的控制，毫無自由發展的空間及自我表達 的機會。台灣在威權體制的政治專權下，國家機器有相當大的自主性支配社會其 他部門，以國家利益、政治考量為優先出發，是本時期最大特色。相關於都市發 展、土地政策的原則是要依「發展導向」、「經濟優位」原則做配合。在此脈絡下，

都會區土地政策具有強烈分贓及壟斷性格，威權政府幾乎控制所有資源，並利用 這些資源作為酬庸，都市也因國家特殊政治現實，使少數菁英的結合掌握都市政 治的走向。在此一時期，都市發展是配合國家發展方向進行規畫，沒有太多地方 自主權限。

2.國家地位動搖：

1970 年代後，美國改變對中國的政策，國際局勢改變，一個中國的原則產 生巨大的質變。且台灣強人領導結束、威權體制鬆動(如承認反對黨的地位、恢 復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人權、區分黨與國的不同等)，政治開始邁向自由化。由 於社會運動大量興起，國家機器在統治正當性及政權合法性遭到質疑。王振寰 (1996)認為舊政權轉型後產生一個新國家型態，特色是建構在國族認同及新自由 主義經濟政策上，國家機器為尋找新的正當性基礎，一方面透過文化、政治等政 策來凝聚本土認同，另一方面在經濟上更趨國際化與自由化。轉型中的新政商關 係出現，資本階級滲透政治體制的動機越顯增強，過去資本主義依附在國家的被 動地位，改變成有權力影響國家政策的主動地位。政治權力的鬥爭需仰賴地方派 系與官僚體制的動員已取得黨派系鬥爭中的政治優勢，於是中央政府政治派系須 交換更多的經濟、政治利益以取得其他團體的支持。

都市發展在威權轉型後，已提升不少自決的力量，轉向多元的治理結構，「國 家機器絕對主導性」已不復存。國家機器從此失去影響力了嗎?周素卿(1999)在台 北市都市更新政策上的研究指出，中央政府積極介入台北市都市更新計畫中，希 望藉公有地更新來刺激營建業發展，這與中央政府長期來具有追求經濟成長作為 合法化和延續其政權的國家特質有關。綜上所述，國家機器從具有絕對的統治權，

在政治民主化下，資本階級開始獲得較大的操弄空間，並加入多元行動者，都市 政治場域網絡的競逐開始變得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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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機器與都市文化治理

藉由前述國家機器角色的轉變，可以發現都市「治理」逐漸取代都市「統治」， 而影響都市政治場域的行動者變得多元化且複雜，而政治民主化之下，「文化」

開始成為都市治理重要的場域。

劉俊裕(2013)認為都市治理還停留在一種治理實踐的文化表象。二次戰後，

西方對文化統治思維的探討出現幾次變化：首先，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阿圖塞 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論、傅柯的「統理性」(governmentality)都展現對國家機 器由上而下威權式文化統治的批判；1960~1970 年代世界經濟蕭條，由於經濟需 求及政權為維持統治合理性，藝文節慶活動與觀光崛起；1980 年代，新自由主 義市場論述主導國家的治理與發展，文化被捲進市場經濟思維中，開始趨向大眾 文化商品生產與分配的文化治理思維；1990~2000 年，創意文化經濟、文化軟實 力等概念，在都市治理論述中從邊陲成為核心，如澳洲提出「創意之國」之文化 政策、英國祭出「創意產業」概念等，許多國家都在創意文化經濟的思維下，強 調文化與創意活動在知識經濟體系中對產業轉型的重要性。「都市文化經濟」與

「文化權利」在治理論述中興起，都市政權為維持統治的合理性，「文化」成為 策略性手段與工具。

那麼，如何透過「文化」來治理都市?至目前為止，都市規劃者經常將「文 化治理」以下列幾種方式實踐：透過文化思維，影響民眾日常生活的價值與理念；

政府官僚藉由行政作業，對於文化藝術資源和利益作有效率的分配與管理；在不 同利益團體、利害關係人間，對文化資源做必要政治折衝或妥協。(劉俊裕，2013) 回到台灣的脈絡，本土意識的塑造、多元文化主義的修辭也常成為文化治理的重 點(王志弘，2011)，但最終容易出現的卻是「拼貼式」、「碎裂式」、難以尋得政策 內在一貫思維與核心價值的「文化曝光」治理模式，使得「文化」依舊只是政權 為維持穩固的統治位置而衍生出的工具論述。回到松菸空間轉變的脈絡來看，「文 化」在空間轉變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都市政治場域中的行動者如何以文化 來「治理」?令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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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Lefebvre「空間生產」理論

在現代化的狀況下，專斷的政治空間勢力日趨擴張，覺得新生活近在眼前的 印象越來越強烈，到處可見新生活的幻象一再被強化。真實生活看來與我們 如此接近。像是從日常生活中伸手可及，彷彿我們與鏡子那頭的美好真實零

距離。

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空間意識的復甦貫穿於整個二十世紀，這段期間不論是在建築學、美學、人 類學、社會學甚或經濟學方面，都呈現著出空間意識高度復甦的景象。在哲學思 想方面，三○年代左右開始有思想家注意到實存的空間，並提出「知覺空間」這 個突破性的空間概念；到了七○年代，傅柯、列斐伏爾等思想家，開始致力於空 間化的社會批判論述。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論即為這個時代下的產物。以資本 主義批判為背景，列斐伏爾提出了「空間的生產」概念，闡述資本主義下的空間 操作及生產模式，並以「三重性空間辯證法」為方法論，反覆辯證當代的社會現 況與空間問題之間的關聯性。

Lefebvre 對社會關懷的貢獻，是對長期被忽略的空間這個面向重新反思，並 作為與歷史、社會同等重要的研究面向。(王伯仁，2007) 「空間觀點」是地理學 基本的研究觀點，古今學者皆有不同的討論範疇，Lefebvre 關心的是資本主義社 會中人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空間，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就會有不同的空間狀態，沒 有非空間化的社會現實，也沒有非空間的社會過程。Lefebvre 透過空間的生產批 判資本主義的擴張，他認為資本主義正是透過不斷的生產和再生產空間關係和全 球空間經濟，才能夠存活到 20 世紀。他在《空間的生產》(1974，英譯本 1991) 中提出了空間概念三元組，即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再現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並對於此三元概念有條列式的定義(表 2-7)。

在「空間實踐」概念中，談的其實就是我們感知、觀察到的物質空間結構與

在「空間實踐」概念中，談的其實就是我們感知、觀察到的物質空間結構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