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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五章 結 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法律政策目的與制度之反思
從第二章一開始有關管制施用毒品行為法制度史的爬梳，應該每一個研究論 文應該都差不多，可以歸納出，「臺灣管制施用毒品之立法政策，是從嚴峻歷經 漫長歲月，走向寬容政策」如此意象。然本論文想提出一些觀察心得。
從 1955 年 6 月到 1998 年 7 月長達 40 餘年動員戡亂與戒嚴的時空環境下，
臺灣反毒基本政策是「肅清」的思維與概念，自然對於施用毒品行為，也是採取 重刑化政策。在那樣的環境下，公共衛生的健康思維，好像無法融入國家以司法 緝毒為核心的反毒政策脈絡中。直到打開威權統治後，一個正常的社會體系，國 家才有機會在 1998 年參考於國際社會對於毒品問題的理解，而有了不同的想法，
揚棄了「肅清」煙毒的僵化思維，改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的危害防制觀點，
重新檢討管制政策，制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然而 2018 年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滿 20 週年，20 年前國家對於施用 毒品行為的管制，有了轉向政策，視之為病人，但有沒放棄施用毒品行為定性為 犯罪行為的基本調性。20 年過去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立法目的之一，「維 護國民身心健康」，到底做的如何？雖然 1998 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布施行 後，進行了幾次修正，但如今看看目前監所容人，單純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比 例佔全部收容人約 20%，涉及其他毒品之製毒、販毒、運毒等犯罪及施用毒品罪 者，將近 50%。有那麼多的供給性的毒品犯罪，也代表著也很多的毒品需求量。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迄今，有無做到的當初的「維護國民身心健康」政策 目的？從本論文第三章「偏向醫療的管制與發展趨勢」以及 2017 年「新世代反 毒策略」其中戒治策略的提出，很令人汗顏，20 年過去了，國家仍在建置提供，
「維護國民身心健康」的戒治療環境。我們或許可以說，我們一直朝這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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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中。
另外，國家法律政策對於施用毒品行為，以毒品分級作為刑事罰與行政罰不 同法律效果之區分，根本是忽視毒品特性，也忽視施用毒品行為人施用之情狀，
採取機械式及僵化之制度設計，更是當前管制制度最需要檢討與修正之處。也凸 顯當初制度設計之法律主管機關，對毒品的特性與施用行為，依然停留甚至活在 威權時期的肅清煙毒之老舊、頑固思想中，而健康衛生部門，也未能隨時提供專 業精神醫療、公共衛生之戒癮意見，而使得 20 年來國家毒品防制政策，依然偏 重肅清之觀點，忽視戒癮之精進作為。
能說不努力嗎？似乎也未盡公允，但說實在，努力之程度依然很有限。而這 個有限程度，除了資源投入不夠外，也跟制度設計之核心思維，尤其是如何看待 施用毒品行為之法律定性，未能獲得國家、社會各界共識、認同，有很大關係。
然而，國家治理之的法律在面對公共問題之的態度，與時俱進依舊是基本的態度。
韓非子｢心度篇」中提到：「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法令隨時而變，
國家就能得到治理，政治措施與世相宜，治理才會有成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 於施用毒品行為的管制政策何嘗不也如此。
二、走出二元對立之保護法益框架
施用毒品行為法律定性，未能獲得國家、社會各界的共識、認同，何以如此。
如同本論文提到施用毒品行為保護法益之思辨，兩種不同法益觀點對於施用毒品 的論點態度差益所致。
對於施用毒品行為，從個人法益論出發，大多認為是屬於施用者之自傷行為，
沒有侵害他人法益，縱使同意施用毒品是不好的行為，國家應該給予必要輔導、
或是管制，但都不應該是刑法之任務。即使國家基於父權主義的思想，以刑法介 入，亦遭批判認為國家刑法無需介入。而施用毒品者，成癮者，是病人，國家該 做的是以醫療、輔導對待之，而非以刑罰，此也是主張施用毒品除罪的一個基本 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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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集體法益論觀點，認為施用毒品之行為，對其他不特定人之法益，諸如 財產、身體、生命等個人法益，還有社會安全、秩序構成威脅與風險，因此主張 刑罰可罰性。再且多數社會民眾厭惡毒品，也懼怕毒品帶來的危害，乃至整個社 會氛圍，以倫理、道德來看待施用毒品行為，導致立法者，忽視、無視、放棄或 將保護法益與刑法的謙抑思想放在一旁，僅以社會民眾的主觀感受，採取規範理 論的論點，朝重刑化的立法模式回應各界對施用毒品行為毒厭惡與恐懼。
會有如此的發展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經本論文的論證，認為傳統與主流的 刑法理論，在討論施用毒品行為時，個人法益論的保護法益圈，仍有缺口及破洞，
無法涵蓋保護法益的範圍，也是社會多數不支持施用毒品除罪一個重要因素。而 集體法益論，卻因保護法益的涵蓋面過廣，而無法就各種施用毒品行為之不同情 狀與態樣，反而擴大了刑法在施用毒品行為範圍，而遭批評。而之所以如此，本 論文認為，是因為我們仍欠缺對毒品成癮之理解與認識。
三、依輔助性原則規範施用毒品成癮行為方是刑法之任務
每一種與每一個級別之毒品都具「成癮性」、「濫用性」與「社會危害性」但 這三種情狀程度不同，而施用毒品原因很多元，複雜與不同之情狀，所以每種情 狀之不法、非難評價均不相同，但施用毒品行為的事實狀態卻是明確的，毒品進 入人體中，並可經檢驗出。
「成癮性」、「濫用性」與「社會危害性」是毒品基本特性，然成癮性卻是最 為關鍵之因素。施用毒品未必等於成癮，一旦成癮，其基本特徵即反覆施用而成 濫用，也造成施用者腦部及其他身體部位之傷害，同時在心理上則將長期依賴毒 品。而毒品是非法物質，不容易取得，價格昂貴，成癮者為取得毒品，衍生性犯 罪諸如財產、暴力、傷害等犯罪比例高，構成危及他人利益與社會安全的威脅與 風險，亦即具備社會危害性。
因此從施用毒品行為的整體觀察，每個施用行為的非難程度不同，本論文 提出：1、尚未成癮，屬初次或初期階段之情狀；2、再犯施用毒品，但仍尚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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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需心理輔導，或適切的改善環境因素等處遇，即可控制；3、已成癮，仍 有戒除可能，只需給予醫療戒治、追蹤輔導、家庭支持等相關服務與支持，未有 危害他人利益與危及社會安全之風險；4、已具成癮性，且具有危害他人利益與 危及社會安全之風險，等四種不同之情狀，提出不同程度之非難程度，並將保護 法益前置之基礎，同時也是刑法管制施用毒品行為之客體標的。
提出施用毒品成癮之危險性方是刑法任務之主張，將毒品成癮之行為設定 為抽象危險犯，固然是立法政策之選擇。然而，也因為此為立法政策之選擇，在 社會普遍厭惡、恐懼施用毒品行為的氛圍環境中，立法者有責任避免將管制毒品 成癮之行為，落入「行為人刑法」或「敵人刑法」的絢爛光芒與誘惑，而對毒癮 者，採取針對性且以「特定人」的刑法管制思想。如何避免，本論文以德國刑法 學者亞圖•考夫曼的「輔助性原則」思想，亦即當一個人能自我負責，無需國家 協助時，國家應尊重基本人格權，刑法不需要介入人民能自助的時候；只有在個 人、團體等自己無法自助時才能干預，此時才是刑法任務。
所以，面對施用毒品成癮之情狀，倘行為人能夠自律，或是依循國家提供 的戒癮治療服務，當然此時，刑法上無需介入，當行為人因成癮而受毒品控制，
無法自律，也無法遵循國家提供之戒癮治療服務，為避免危及他人利益或社會安 全之實害，此時，即為刑法介入之範圍，而為刑法之任務。並進而重新建構施用 毒品成癮者之管制圖像。
四、由行政不法層升刑事不法之管制新思維
國家管制施用毒品行為，並非以處罰為目的，而是預防施用、預防再犯，
對於毒品成癮者，減少傷害，協助復歸社會為主要目標。其中關於減少傷害，還 可再分兩層次，1、減少施用毒品「自傷行為」的傷害；2、「減少因施用毒品而 衍生的其他法益侵害」亦即減少「他傷不法」的機會，而第 2 個層次，還可再區 分是否具成癮性而有不同類型管制模式。至於「復歸社會」是協助成癮脫離對毒 品依賴，回到一般常態生活與社會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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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毒品行為並不等於成癮，管制施用毒品行為，包含戒治處遇措施，應 審酌施用毒品行為不同非難程度，規範設計管制措施。對於施用毒品行為，既然 以預防為主要目標，非以處罰為目的，則管制規範尤其是處罰之制度，可採用亞 圖•考夫曼所提出風險社會之寬容原則設計，行政罰與刑事法之不同管制類型。
審酌施用毒品行為之不同非難程度，不同情狀，並依其成癮危險程度，由行政不 法層升至刑事不法，而有不同與多元化的管制、處遇措施。
五、公共衛生與司法連結設計多元化管制與處遇措施
施用毒品問題是一個複雜結構，並非司法所能單獨解決，需專業精神衛生 醫療協助。對於成癮性的判準，屬精神衛生醫療專業領域範疇，司法應予尊重。
再者，公共衛生的目的，主要在預防疾病、延長生命與維護健康，亦與毒品防制 之目標、意旨相符。
因此司法對於管制施用毒品行為，應充分與公共衛生連結。或許如此說，
國家管制施用毒品行為，應以公共衛生之觀點為前導基礎，建立不同與多元化管 制、處遇措施，而司法之強制力，拘束力，只是搭配性質，協助公共衛生觀點落 實。而這些搭配與落實的關鍵在於需建立專業評估與分流處遇機制。簡單來說，
國家管制施用毒品行為，應以公共衛生之觀點為前導基礎，建立不同與多元化管 制、處遇措施，而司法之強制力，拘束力，只是搭配性質，協助公共衛生觀點落 實。而這些搭配與落實的關鍵在於需建立專業評估與分流處遇機制。簡單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