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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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壹、 問題意識和研究對象選擇

大陸政府對電影產業的涉入範圍既深且廣，涵蓋範圍從政治思想到製 作方法、從內容選定到媒介宣傳、從電影監管至最後的經濟市場利益控制 等（盤劍，2003，頁 9），大陸電影市場得以快速發展，終歸得力於政府 角色的積極參與。

電 影 常 用 來 作 為 宣 傳 的 手 段 ， 尤 其 當 此 類 宣 傳 用 於 服 膺 國 家 政 策 目 的，憑藉的是電影傳播的普及性、寫實主義風格、情感的衝擊性與廣受歡 迎的特點（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頁 30）。而於公安題材電影中能清 楚地看到，不同時期電影主題與大陸所處之國際政經脈絡與社會情勢間的 對應和辯證關係。

自 1949 年迄今，大陸的公安題材電影已歷經多次轉折，近幾年來又 開始強調現實主義與英雄主義的風格。導致其中轉變的原因究竟為何？而 如是之轉變是否成功？顯然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前已提及，公安題材電影發展迄今，以《湄公河行動》最為成功。但 必須指出的是，此片因大陸公安部的直接參與，不僅能突破嚴格的內容審 查制度，並能擁有槍枝、場地等特殊拍攝許可，大規模展示了大陸公安警 察之裝備與陣仗等。來自香港警匪片的專業創作團隊，透過將主旋律電影 進行商業化，最終取得 11.88 億人民幣之票房。然與此同時，2017 年作為

《湄公河行動》之「姊妹作」的《非凡任務》，採取同樣的主題、極為相 似的敘事手法，卻僅有 1.57 億人民幣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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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票房表現的對比，以及大陸政府對主旋律電影的支持，筆者 認為，政府部門若欲利用媒介宣傳意識形態與公安警察形象，公安題材電 影 就 不 僅 需 在 主 旋 律 電 影 作 品 中 具 備 市 場 競 爭 力 ， 亦 要 在 追 求 商 業 化 的

「警匪片」市場中找到具獨具特色的敘事手法。若作品在觀眾視野中僅是

「曇花一現」的存在，且媒介內容影響力與形象宣傳的能力皆無法提升。

著名的制度理論經濟學家 Douglas North（2007）於其名著《制度、制 度 變 遷 與 經 濟 成 就 》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 Economic Performance）曾提及，過去探討各國經濟發展的論著多愛挑選「成功」的 案例，從中看出推動經濟成長成功的因素，如亞洲四小龍，金磚四國等。

但挑選成功案例，不僅有事後諸葛之虞，且於多數情況下，這些成功 範例反而是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特例」，其他國家難以仿效。因此，他認 為挑選失敗的案例作為研究對象，或許更能勾勒、刻畫出影響經濟成長的 關鍵因素。

同樣的，若套用於本研究，《湄公河行動》顯為特殊情境下出現的特 例（參見第四章），若以其作為研究分析文本，反而難以探查出現今公安 題材電影製作的侷限性，並提出適切的研究建議。故筆者將不選擇《湄公 河行動》這樣相對「成功」的文本，而選擇相對「失敗」且有著相似創作 主題、創作資源的《非凡任務》作為分析文本。此外，就兩部電影對特定 暴力、血腥鏡頭的處理手法顯有極大的差異，此種差異是否意謂著大陸政 府 接 受 主 旋 律 電 影 的 創 作 能 相 對 放 寬 電 影 內 容 審 查 機 制 ？ 這 部 分 顯 然 又 凸顯對《湄公河行動》與《非凡任務》進行比較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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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本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討論，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可歸結如下：

一、 探討公安題材電影於改革開放後的公安警察角色為何？

二、 分析大陸電影監管與審查制度對公安題材電影創作的影響。

三、 以《非凡任務》為例，探討公安電影的敘事和警察角色形象。

四、 將以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對大陸公安題材電影產製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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