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和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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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中國大陸（下稱大陸）自 1978 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促使經濟、社會與 政治體系重新融入世界體系（the world-system）的運作內，進而牽動內部 的巨大轉變。本章首先將以大陸在全球地位之崛起背景下，說明電影作為 文化產業商品的角色、以及大陸過內電影產業躍進式的成長。大陸政府與 電影產業之關係，不僅表現於政府希冀透過電影產業以刺激經濟發展的期 待，更是更將電影媒介作為意識形態塑造的重要工具，並對作為宣傳主旋 律的公安題材電影寄予厚望1。本研究目標乃是以獲得 11 餘億人民幣票房 的公安題材電影《湄公河行動》作為參照點，分析電影《非凡任務》，討 論如何透過電影建構公安警察形象，如何在大陸的電影監管機制下，進行 符合政府期待下的敘事活動。其次再進一步申論政府與電影產業發展間的 關係，以及面對政府之電影審查機制，《非凡任務》所做出的變動及修改。
最後對於公安題材電影產製與後續研究提供建議。
第一節 研究背景和研究動機
壹、 中國崛起與大陸電影發展
一、大國崛起與文化輸出
自 1978 年底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逐漸與國際市場接軌，納為
（incorporated）全球性的重要生產基地。隨著經濟快速成長，中國於 2010 年躍升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二大經濟體。各界預測大陸的經濟生產總值將 於近 30 年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1 主旋律最初為音樂創作之用語。目前在大陸被廣泛應用在稱呼特定影視創作作品的題 材上。主旋律電影通常指能宣傳政府主流意識價值觀之電影。1987 年，時任廣電部電 影局局長的滕進賢即正式提出應加強主旋律電影的創作。大陸政府在1994 年首都電影 界座談會上，也再次以「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口號訓勉大陸電影創作方向（電 影通訊，1994）。此用語也見於 2010 年國務院發佈之《關於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 指導意見》之內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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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起，中央電視台推出以近代世界史出現過的 9 大強權為主 題的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解讀 15 世紀以來世界強權崛起的歷 史，探究其興盛背後的原因2。作為崛起的經濟與政治大國，大陸不但未以 作為「世界工廠」而自滿，更亟欲在各領域都能有所作為，不僅要能走進 國際社會，更要帶領國際社會。
首先，於製造生產部分，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提出「從中國製造蛻變中 國創造」的概念，不再只扮演「世界代工廠」的角色（騰訊新聞，2018）。
其次，於國際外交領域部分，提出「一帶一路」的構想，並積極推動
《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簽訂，同時創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從意識形態建設上，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曾提出「中國夢」的理念，並 於全球設立了 500 多所「孔子學院」，且自 2010 年 2 月之《中共中央關 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能看出，大陸積極 推 動 文 化 產 業 成 為 國 民 經 濟 支 柱 性 產 業 。 加 強 對 內 、 對 外 宣 傳 和 文 化 交 流，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
換言之，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大陸於政治、經濟、國防，甚至 是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展現旺盛的鬥志與強烈的「走出去」的企圖心。
「文化輸出」向來是各國際強權重視的課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
文化輸出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和現實意義，作為文化大國的大陸應該盡快 加強文化輸出的能力建設（高宏存、牟曉春，2011，頁 20）」。然而，文 化多以「商品」的載體形式輸出，不管是好萊塢電影的 DVD、韓國 K-Pop 的 CD 等，這些文化商品是否會受到其他國家消費者青睬與消費，最終仍 取決於文化產品於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如何讓大陸文化商品具備
2 中央電視台。〈中央電視台 12 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隆重推出〉。上網日 期：2020 年 6 月 28 日。取自：http://finance.cctv.com/special/C16860/01/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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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爭力，成為真正的文化大國以利文化輸出，必然是政府關切的重點。
二、 電影作為意識形態文化商品
文 化 商 品 的 種 類 既 繁 且 多 ， 而 電 影 一 直 是 文 化 藝 術 領 域 內 的 重 要 項 目。由於電影同時結合了影像、音樂與對白，所以它所能承載的文化符號 與意義可說是極其豐富與多元。職是之故，電影也從未被認為只是單純的 娛樂性或藝術性的影像產品。
Althusser（1970）認為現代國家對的統治主要依賴「鎮壓性國家機器」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所謂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教育、宗教、家庭、法律、政 治、工（公）會、文化、媒體等，它的功能在於將具支配性、具階級性的 意識形態進行「自然化」的工作。例如，在工業化革命前，歐洲人並未有 清楚的時間觀念。但在「時間就是金錢」的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下，守時是 非常重要的觀念。因此觀念的培養就必須透過教育與家庭等組織不斷灌輸 與規訓（discipline）。
承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統，John Hill（1979）即認為，電影作為一 種文化商品，它同時內含了支配性的意識形態（ruling ideology）。藉由文 化商品的消費，意識形態得以被受眾接收、甚至內化（internalization）。
而電影作為一種再現的媒介，會對文化的意義系統不斷作用，去更新、複 製，或是評論。至於此種更新、複製與評論的過程，則是透過文化中的符 碼、慣例、迷思與意識型態，以及透過媒介內容本身特別的符號指涉實踐 所進行（轉引自梁宏志，2000，頁 15）。
一 言 以 蔽 之 ， 電 影 對 大 陸 政 府 而 言 是 絕 佳 的 文 化 與 意 識 形 態 輸 出 工 具。作為崛起的「大國」，大陸政府不可避免地會注意到影視產業作為文 化輸出項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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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產業研究報告》（2018）、〈2019 電影票房創新高》（央視，2019）。14.5 8.5 8 8.7 9 9.5 15 20 25.7 33.2 42.15 62.1
440.69457.12 559.11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票房 同比增長
（票房數以億元計，幣別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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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府與電影的關係
電影具有強大的傳播影響力，政府與電影究竟該採取何種態度與政策 措施，一直是傳播學者們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Robert G. Picard（1989）
認為，政府介入影視傳播市場的行為分為四種主要類型：包括監管規範、
優惠待遇、補貼政策以及稅收手段。而 David Hesmondhalgh（2012）則認 為，政府介入傳播、媒介及文化市場有立法、管制和補助三種方式（轉引 自梁婷婷，2018，頁 3）。
一般多以為，民主國家對於電影的文化生產通常採取商品自由競爭的 放任態度，其政治部門通常扮演的只是消極的協調角色（李天鐸，頁 40）。
但筆者必須強調的是，除對電影進行如「娛樂稅」這種稅收工作外，世界 各國政府對電影也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監管審查制度。
例如，早期美國各州政府均設有電影審查委員會，當受審電影被視為
「不道德」、「褻瀆神聖」或「有害」時，則會被拒發放映許可證。此外，
現今各國對電影普遍都實施嚴格的分級制度。電影中若置入暴力與色情的 畫面，或主題存在爭議時，僅有成年人得以進場觀賞。即便如對成人電影 採取開放態度的日本，所有的成人影片上市前也需接受「倫理委員會」的 審查。另一方面，政府對電影是否會採行「優惠待遇」與「補貼政策」，
則與各國政府自身的文化影視政策息息相關。
政府與電影究竟處於什麼樣的關係？誠如馮建三（1999）所言，電影 作為媒體產品消費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品類，始終跟國家機器的介入緊密 相關，而國家的介入則體現於電影的生產、發行和放映等環節。不論作為 藝 術 或 是 作 為 傳 播 媒 介 ， 電 影 都 具 有 特 定 的 意 識 形 態 性 質 和 功 能 ， 與 政 治、社會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
若參照 Robert G. Picard 所提之政府介入影視傳播市場的 4 種主要類 型，可以發現大陸政府對電影產業除監管規範、稅收外，自 2007 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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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提供了優惠待遇與補貼政策。關於此部分，馮建三又進行更細緻的 分析。
馮建三（2005，頁 150）認為，國家制定電影政策的特定範圍為「通 過直接補貼、財稅誘因、融資、配額、票價、地理空間的建構等『經濟』
手段，對電影的『生產、發行與映演』市場進行規範」。因此，透過經濟 手段的操作以改變電影製作者的成本及市場供需，以間接保護扶植國內電 影產業的發展，可說是許多國家政府慣用的政策工具。而大陸最主要的介 入形式，除了傳統守門人的監管政策外，其餘則為補助（subsidy）、配額
（quota）與壟斷（monopoly）三種。例如，「中國電影集團」獨家擁有外 國電影進口權，並與「華夏電影」同時擁有進口電影發行權。與此同時，
每年可允許進口的「普通分帳片」、「特種分帳片」與「買斷片」，均設 有數量限制。這類藉由對外國電影進口配額的限制、將電影進口限定為特 許事業，以及戲院播放國產電影最少天數之規定等政策，對大陸自身的電 影產業發揮了保護的效果，同時也促進大陸國產電影市場的發展。
關於大陸電影政策的歷史性發展與轉折，筆者將於本章第二節部分再 進一步討論。但此處要強調的是，大陸在致力於文化輸出、推動電影產業 發展之時，隸屬於「主旋律電影」範疇內的「公安題材電影」勢必會受到 官方的高度重視。同樣的，大陸的公安題材電影伴隨共產中國的成立餘 70 載，其發展也具備重要的研究意義。
參、 公安題材電影的發展轉型與研究意義
筆者根據學者過往研究、網路公開資料整理統計後顯示，公安題材電 影自 1949 年至 2019 年總計數量為 145 部（參照表 2-2）。而公安題材電 影的類型發展自 1949 年共產中國成立即開始，亦逾 70 載。儘管定義名稱 與類型名稱卻至今未明確統一，但筆者根據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將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