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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程度，毋需再使用更為複雜的解釋模型，將其化簡為繁，否 則會得到反效果，反讓信度與效度失真或產生「倒果為因」的 重大結構性謬誤，進而得出最終偏離事實的實證分析結果。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主要在說明兩國比較期間的縱向「時間序 列」範圍之選擇與設定。在界定台灣和南韓時間序列範圍之前，
有必要就選擇起始點的背景因素事先加以釐清和說明。台灣與 南韓在政黨體系演變的歷史過程中，歷經多次的政黨體系變遷 及政黨興衰分合的反覆循環，尤其南韓更此為甚。但為契合本 文預期研究目的，故必須將政黨體系變遷的時間縱深，納入民 主轉型過程乃至最終民主鞏固階段的橫向框架做整體考量，選 擇出適當的時間序列交集點，才能標示出比較的意義和價值，
否則可能會執著於政黨體系「因」的片面研究，反而忽略或扭 曲對民主鞏固「果」的連結探討，最終導致研究主題的偏離失 焦，或落入平行比較的謬誤。
本文對於台灣的研究時間範圍主要界定於 1986 年至 2012 年做為起末點。選擇 1986 年之因，係該年民進黨成立，成為台 灣第一個真正具有競爭實力與符合現代民主意義的本土反對 黨，台灣自此從非競爭性政黨體系轉型到競爭性政黨體系，邇 後隨著民主化的開展到民主鞏固發展的階段，在多元制度改革 與民主意識提升的推動下，台灣政黨體系型態，逐步從黨國體 制的「霸權一黨制」政黨體系，過渡到民主轉型初期的「優勢 一黨」體系，隨著第一次政黨輪替的完成，再轉型至「多黨制」，
現階段，有朝向「兩黨制」政黨體系鞏固的趨勢。119
南韓部份，時間範圍的主軸設定在 1987 年至 2012 年為起 末點。以 1987 年為南韓研究時間始點的主因，在於 1987 年被 公認是南韓終結 30 多年軍人威權獨裁統治，開啟民主轉型的關 鍵分水嶺。當年，盧泰愚發表著名的「六二九民主化宣言」(June
119 彭懷恩，2003，《中華民國政治體系》。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頁 14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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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Declaration)，推動政治改革與民主制度。此宣言被視為南韓 民主化的發軔與開端，自此邁入民主轉型的進程，象徵威權政 體正式瓦解，擺脫了近 40 年軍事政變與學運動員的惡性循環，
國會、政黨與選舉等民主體制運作的基本機制，已成為南韓政 治運作的主軸。120公平競爭與多元參與的選舉競爭開始制度化，
使得南韓政黨體系特徵與運作已產生重大質變，121驅動政黨體系 從壓抑期變遷為開放與規律期。兩國政黨體系的變遷過程與民 主轉型經驗將在本文第三章詳加描述。
至於為何要把兩國比較期間的研究末點統一設定為 2012 年 的主因有二點：(一) 政黨體系制度化的首要分析面向為「政黨 穩定性」。採用的測量指標為總統與國會兩項關鍵性選舉的浮動 性與有效政黨數目的計算，在比較基期內所需的背景資料，兩 國最後的選舉時間皆為 2012 年，而下次兩項選舉日期都在 2016 年。(二)政黨體系制度化其它三個分析面向設計及修正的各附加 對應測量指標使用的長期調查資料，主要是擷取「國立台灣大 學東亞研究中心」成立的「東亞民主計劃」(The Program for East Asia Democratic Studies)分別在 2001~2003、2006 及 2010 年針對 台灣與南韓在內等亞洲部份國家進行的三波大規模「亞洲民主 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資料為來源，搭配第一點 主因，選擇 2012 年為研究終期，是最能同時兼顧選舉時間和調 查資料的最佳時間點。
二、研究限制
本文採行政黨體系制度化的分析面向及測量工具做為實證 操作化比較工具，運用在亞洲區域尚屬實驗性質的研究議題及 新興的探索領域，選取台灣與南韓做為焦點比較對象，從而進 行優劣排比的文獻更是相當匱乏。拙著應是國內首次完整採行 政黨體系制度化四個面向與附加指標針對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 與民主鞏固因果關係的論文，加上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兩種理 論概念的廣袤複雜與模糊等特質的影響，因此在企求展現原創
120 倪炎元，2002，〈製造多數：南韓第六共和憲法下的總統與國會關係(1987~2001)〉。
收錄於高朗、隋杜卿主編，《憲政體制與總統權力》。台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頁 201。
121 Chong-min Park, 2007,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East Asi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3):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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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和自主觀點的同時，不可避免的，必然會產生一些的研究 限制和探討疏漏。經由整理之後，主要包括有研究方法、研究 資料和研究內容三項限制。分別說明如下：
(一)「研究方法」的限制：本文的研究主題為台灣與南韓的比較 分析，故「焦點比較法」為研究方法之核心。然此法在本 文應用上可能衍生兩個限制：1.台灣與南韓比較條件的一致 性。2.主觀偏見招致的價值不中立。首先在一致性方面，誠 如前節所言，在焦點比較法上，要找出背景條件完全相同 的兩個國家進行比較，幾乎是不可能的。值此，本文針對 研究主題來進行比較國家篩選時，僅能就具有政黨體系與 民主鞏固背景有相似性、脈絡性及共通性，做為較鬆散的 選擇依據。其次，在主觀偏見限制方面，本文以台灣與南 韓做為比較研究，由於台灣屬於筆者之母國，在情感、血 源和文化的高度聯結下，主觀偏見所導致的價值不中立乃 是無法迴避的及根本性限制。對此，筆者認為，既為一般 人，受到直覺式反射的心態與經驗認知不同的雙重影響，
或多或少會帶有主觀偏見。然而身為一個研究者，就有責 任窮盡辦法，在客觀事實與主觀偏見中求取平衡點。在此 心態下，筆者處理主觀偏見的原則如下：1.在進入論文寫作 前，極小化自我的預設立場或國族情緒。2.在論文實體寫作 過程中，若遇到涉及優劣評價等相關研究問題時，儘量不 厭其煩，以參考多元文獻或諮詢學者的方式來反覆交叉驗 證，以避免因為主觀偏見招致價值不中立，而犯下「化約 主義」、「以偏蓋全」等謬誤。
(二)「研究資料」的限制：豐富暨多元的研究資料是決定一篇研 究論文內容是否扎實的基礎。對此，本文運用次級資料分 析法做為蒐集本文文獻資料的主要研究方法，然因本文有 一研究對象為南韓，也造成次級資料蒐集與分析的限制。
由於筆者完全不熟悉韓文，雖有心蒐集韓文文本的研究文 獻與資料，卻無力廣泛深入的閱讀，以有效汲取南韓在地 學者的重要觀點和媒體資訊，致使僅能以韓籍學者或其它 國籍學者撰寫或引用的英文研究著作或第二手南韓文獻為 吸收其資訊的主要來源，但缺少韓文文獻此一區塊有價值 或原創力的研究觀點，可能造成南韓方面的本土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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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完整性有所侷限和缺漏。此外，本文另一個研究資料限 制來自於長期背景調查資料的限制。在學術專業要求的考 量下，一些媒體、民間民調公司或非官方智庫等做的調查 資料，本文一律不予參考或採用，使用的資料或數據均以 學術部門為準。本文長期調查資料主要是以三波「亞洲民 主動態調查」的資料為優先來源，雖然調查資料具備有長 期性且有一定的公信力等優點，但畢竟資料資料有調查時 間、受訪樣本與問卷題目的諸多限制，故從中也產生過度 仰賴單一資訊的制約。基此，筆者在從事實證比較分析時，
為強化多元化與解釋力，以及增加統計方法的效度與信 度，降低區塊謬誤的產生，也曾經試圖採用「中央研究院 調查研究專題研究中心」認可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資料庫做為另一研究調查資料來源，但 仔細比對之後，發現此一機構對於台灣的調查，相對南韓 而言，不僅有樣本數不足且調查次數極少及時間間隔過久 等最基本的統計分法結構問題，因此最後僅能捨棄不用。
(三)「研究內容」的限制：本文的研究主題與分析架構涉及政黨 體系及民主鞏固兩大領域與議題的因果關係。由於政黨體 系的理論廣袤且繁複，牽動的層次，從微觀的政黨單元體，
到涵括各政黨互動關係的政黨體系，不同的層次不僅有各 自所屬的專門理論，影響的面向更是多不勝數，舉凡憲政 體制、國會制度、行政體系、選舉制度等，皆與政黨與政 黨體系有學理連結。而民主鞏固概念更是有不同的界定與 內涵，至今仍為學界所爭論，再加上模糊且抽象的特質，
使得民主鞏固概念或定義難以形成統一的判準與建立通則 化的理論。據上背景，本文研究內容主要有三項限制：
1. 由於民主鞏固的測量迄今仍無法建構一套為比較政治學 界所普遍接受的固定指標，加上隨著研究主題或假設的 不同，所涉及的變項相當多元且複雜，單以測量基準與 因果關係而言，就有「行為」、「態度」與「結構」三種 面向為基礎。122此外也有學者僅以「政府治理的優劣」
做為分析主軸，就設計了「政治自由」、「平等權」、「依 法而治」、「政策透明度」、「回應性」、「選舉舞弊」及「大
122 Andres Schedler, 2001, “Measuring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6(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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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相信民主制度」等大量變項，做為測量民主鞏固的指 標。123因此考量民主鞏固變項設計的分歧與難度，本文 對於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因果關係，是將民 主鞏固設定為單一解釋項，而不是採取在民主鞏固概念 內設計多元變項或眾多對應變項的量化統計方式。
眾相信民主制度」等大量變項，做為測量民主鞏固的指 標。123因此考量民主鞏固變項設計的分歧與難度，本文 對於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因果關係，是將民 主鞏固設定為單一解釋項，而不是採取在民主鞏固概念 內設計多元變項或眾多對應變項的量化統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