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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測量指標，採取量化研究途徑，引介具有學術公信力的 長期調查資料，分別衡量兩國在各面向的優劣利弊表現，
從中梳理其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因果關係，進而推論何者 的政黨體系的條件和運作，較有利於民主鞏固的良性發展 和具體落實。
第三節 研究途徑
當 今 探 討 現 代 政 黨 體 系 的 分 析 取 向 或 研 究 途 徑 ， 根 據 Wolfgang 的觀點，主要以西方傳統民主國家政黨運作的實踐經 驗或歷史背景為基礎的「西方中心理論」(west-centered theory) 為主流。雖然從應然面仍具有總體解釋的功用，但從實然面，
運用在台灣與南韓等這些新興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的變遷現 象，似乎顯得有解釋力不足或論證力缺陷的問題。60主因為西方 國家政黨體系發展已相當成熟與穩定，而亞洲新興民主國家的 政黨體系仍然脆弱與不穩定有關。這樣的解釋落差，提醒我們 研究者不論是採取何種研究取向，都要兼顧特定研究對象的本 土性和獨特性。因此針對研究主題或觀察對象所要採取的研究 途徑，顯得格外重要，否則將造成研究主題的失焦，最後導致 研究結果的錯誤與偏差。承上背景，經過廣泛的文獻檢閱及深 入的資料分析等基本研究準備工作後，決定選擇「新制度主義」
(new institutionalism)三大支流之一的「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做為本文主要的研究途徑。以下優先闡釋歷史制 度主義的形成背景、概念內涵、研究功用與優缺點等，最後說 明本文為何要運用歷史制度主義做為主要研究途徑的理由。
影響政黨體系的原因相當複雜，包括歷史背景、社經條件、
文化氛圍、菁英行為、憲政體制及選舉制度等，都有可能是形 塑或影響一國政黨體系的成因。其中，學界普遍接受制度是最 為外顯且直接的因素，61因此「制度研究」(institutional study)向
60 Wolfgang Sachsenröder, 1998,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A Comparative View.” in Political Party System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Vol I: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Wolfgang Sachsenröder and Ulrike E. Frings. Aldershot, UK:
Ashgate Publishing Ltd. Pp.13.
61 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論》，頁 134-137；周陽山，1993，〈憲政體制與政黨體系的 互動關係〉，收錄於周陽山著，《民族與民主的當代詮釋》。台北：正中書局。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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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為傳統或新興政治學的核心。62新制度主義對於制度研究的影 響，有三點意涵：一、制度抉擇的研究，視制度為依變項，受 其它因素的影響。二、制度本身的研究與釐清。三、制度影響，
把制度看作自變數，研究制度設計對政治體系或社會環境的影 響。63
有系統的新制度主義在1984年由March與Olsen兩位學者整 合並提出，64之後隨著「國家」概念的再復興，逐漸取代古典制 度主義及行為主義學派，受到社會科學領域高度重視與積極倡 議，並蔚然成為1980年代末期後制度研究途徑的顯學之一，65甚 至於誇譽為引領「新政治學」領域的「下一波革命」。66它為何 被晚近比較政治學界如此普遍看重與廣泛運用？Przeworski給 我們一個解答，因為在新制度主義理論的核心思維裡，包涵兩 大中心命題：一、「制度是重要的」(institutions matter)：制度會 影響規範、信念和形塑最後的結果。二、「制度是內生性的」
(institutions are endogenous)：制度的形態和功能是依賴制度產生 和存續的環境因素來決定的。67 Blyth與Varghese也認為，穩定 性、一致性、發展及變遷的狀態一直是制度分析的核心，因為 這些律則本身是被「制度改變」(institutional change)形塑的。68
比較古典制度主義，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新制度主義強 調的是「制度」和「變遷」互動關係的動態聯結，擺脫過去以
「機械式」(mechanistic)觀點或單純「規範性」(normative)面向 來看待制度本身產生的侷限。69 Hall點明：「新制度主義的研究
62 B. Guy Peters, 1999,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Pinter Press. Pp.1.
63 吳玉山，2000，《俄羅斯轉型 1992－1999：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台北：五南圖 書出版公司。頁 44-50。
64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1984,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2): 734-749.
65 Vivien Lowndes, 2002, “Institutionalism.” in Theory andmethod in politicl science, 2th, edited by D. Marsh and G. Stok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Pp. 90-108; 張明 貴，2003，《最新政治學導論》。台北：商鼎出版社。頁32。
66 Robert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1996, “Politic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 i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edited by Robert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5.
67 Adam Przeworski, 2004, “Institutions Matter?.”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2): 527.
68 Mark M. Blyth and Robin Varghese, 1999,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3): 345-365.
69 任德厚，1990，〈制度研究與當代政治學之發展〉，《政治科學論叢》(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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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即是結合歷史觀點與組織理論，藉以運用來研究政治制 度的新途徑。」70新制度主義是企圖以一種更寬廣的學科定義，
更 多 元 的 架 構 來 從 事 政 治 研 究 ， 並 非 是 內 在 統 一 的 理 論 (theory)。學者分別承襲經濟學、政治學和組織社會學的影響，
對政治制度的研究有不同的假設與研究途徑，進而形成多樣學 派 ， 主 要 區 分 為 ： 「 理 性 抉 擇 制 度 主 義 」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社會學制度主義」71(socioligical institutionalism) 與「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三個分支學派。72
理性抉擇制度主義強調「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研究 途徑，屬於一種微觀層次的取向。觀點與內涵承襲古典經濟學
「理性偏好」(rational preference)的假定，之後受「制度經濟學」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影響，將個體行為者的理性抉擇與策略 算計接軌於制度之上，實踐在政治學的新制度論觀點。此主義 認為，個別主體的政治行為者視政治為一連串集體行動的組 合，基於「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邏輯計算和自 私動機，在「既定」(given)偏好的脈絡制度環境制約下，從中尋 找與選擇能夠達成利益最大化與解決集體困境的制度設計與策 略方法，是故，若要診斷社會的病象，應由個別行為者的角度 切入，經由行為者對規則的利弊分析，解釋社會積累出現的整 體表現。73簡言之，此研究途徑極為強調個體本身的理性抉擇行 為 與 制 度 的 互 動 ， 故 學 界 稱 之 為 「 方 法 論 的 個 人 主 義 」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惟缺點是過於限縮於個體理性人 的微觀層次與算計取向，反而忽略制度反向對於集體政治者的 決策過程或規則建立的影響，以及較難從歷史過程宏觀檢視政 治制度的變遷與發展。Ostrom就指明，此一學派在規範性分析 有某程度限制，因為個體行為者的行動並不一會與理性抉擇所
70 Peter Hall, 1986, Governing the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19.
71 亦有文獻採用「組織理論制度主義」(Organization Institutionalism)的專有學術名稱。參 見 Ellen M. Immergut, 1998,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26(1): 5-34；胡婉玲，2001，《從新制度主義論歐洲議會職權之變遷》。台 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46-56。
72 蔡相廷，2010，〈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與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途徑的探討〉，《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學報》41(2)：40。
73 楊泰順，〈憲政困局與國家認同－形似獨立的兩個糾結議題〉，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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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的相契合。74
至於社會學制度主義，顧名思義乃由社會學發展而來
。
一些 學者認為，當今社會學制度主義的萌芽與形成，主要是受到1970 年代晚期「組織發展理論」(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及「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y)啟發。75論點特別著重文化因素對 於制度的形塑，76認為制度不僅僅是一套既定、冰冷且僵硬的正 式規則、決策程序或法制規範，而是透過組織文化所構建的無 形「符號系統」(symbol system)、「認知圖像」(cognitive script) 與「道德價值」(ethical value)等與制度做緊密的鑲嵌，77也因此 制度設計或組織型態會隨著社會文化變遷進行權變改造。與理 性抉擇制度主義的差異在於，此一主義並不認為制度完全是個 體理性計算或既定偏好下，所形成的外生性人為特定產物，相 反地，是個體會在某種文化情境中尋求與制度所代表的儀式或 符號做適當的對話與磨合，進而通過社會化的過程，逐漸「內 化」(internalize)成對於制度抉擇設定或安排的價值判斷。78換言 之，在社會環境輸出的文化情境制約下，個體基於理性偏好採 取的某種制度設計或策略選擇的自主權力，實際上並不是想像 如此之高，所謂追求利益極大化與解決集體困境也無法輕易就 單靠個體主導的，如同再精明動脫的「孫悟空」(個體)也逃不開
「如來佛」(制度)的手掌心，79因此這兩種新制度主義基本對制 度的研究取向與內涵界定可謂是對立的。
歷史制度主義則是奠基於政治學，兼容理性抉擇制度主義 的「計算途徑」(calculus approach)和社會學制度主義的「文化途
74 Vincent Ostrom, 1991. The Meaning of American Federalism: Constituting a Self-Governing Society. San Francisco, CA: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75 John W. Meyer and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363;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147-160.76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160.
77 蘇子喬，2010，〈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1991-2010）：歷史制度論的分析〉。《東 吳政治學報》28(4)：151。
78 胡至沛，2001，〈新制度主義的檢視與反思〉。《中國行政評論》11(2)：149-150。
79 史美強，2005，《制度、網絡與府際治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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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culture approach)，80帶有「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調 合觀」(harmony views)，81但與兩種主義的差別，歷史制度主義 是奠基一種「國家中心論」(state-centered theory)為本的制度取 絡：一、「制度形塑政治」(institutions shape politics)。二、「制度 是被歷史所形塑的」(institutions are shaped by history)。83這樣的 解釋導引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84和「斷續式均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85的專屬概念。總體而言，透過歷史制度
80 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44(2): 936-957.
81 蘇子喬，2010，〈台灣憲政體制的變遷軌跡（1991-2010）：歷史制度論的分析〉。《東 吳政治學報》28(4)：147-223。
82 胡婉玲，2001，〈論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新世紀智庫論壇》16：88。
83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7-8.
84「路徑依賴」概念濫觴於經濟學者North提出的「制度變遷理論」(Institution Change Theory)，
其後運用在政治經濟學領域。路徑依賴可區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兩種概念，廣義路徑依 變遷，而這種路徑依賴一旦定型或凝化，可能形成包含「初始條件」(initiative condition)、
「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制度重製」(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和「反應序列」
(reactive sequence)四項要素的「慣性過程」(inertia process)。一言以蔽之，原始或最初 的制度建構在歷史過程中是會與後續的制度發展或重構產生一定程度的因果關係或制 約作用，進而影響之後的發展方向與變遷力度。參見Colin Hay and Daniel Wincott,
“Structure, Agenc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46): 951-957; Douglass C. North, 199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W. Mahoney,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4): 510-511; Margaret Levi, 1997. “A Model, a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mes W. Mahoney,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4): 510-511; Margaret Levi, 1997. “A Model, a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