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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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14 年 3 月 17 日下午，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 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由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 暨內政委員會召集人張慶忠，在立法院用30 秒宣佈開會、將服貿協議逕送院會 存查、並宣布散會，引發上百名學生與公民團體不滿，於18 日晚間湧入立法院 以示抗議，翌日正式佔領議場，展開為期24 天的「太陽花運動」（或稱「318 佔 領立法院事件」）。太陽花運動中，展現Dutton（2007）所說之數位時代抗議的「資 訊權」，資訊傳播與詮釋權不再只由大眾媒體與政府菁英一手壟斷，不必是大眾 媒體工作者，也能透過行動媒體、社群媒體等網路與新資訊傳播科技，建立相當 規模的資訊傳播網絡，達到公共影響力、影響政策發展、並得到政府回應。
民眾佔領國會最初30 小時，議場內已有人架起個人平板電腦 iPad 與網路連 線設備，在19 日凌晨 2 點開啟 Ustream 線上直播專頁，第一晚就獲得 80 萬人次 瀏覽（胡瑋佳，2014 年 3 月 21 日；李建興，2014 年 4 月 8 日）。立法院現場每 一台輕薄的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傳播能力，直追傳統新聞媒體昂貴、笨重的 攝影機器，現場人們很快將最新消息以影像或文字作數位紀錄，並以最即時速度 發布到社群分享平台，不需經編輯台審稿，病毒式網路傳播模式猶如星火燎原，
如Google 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所言，網路世代善用資訊科技，傳統媒體缺乏 互動的模式「根本無法匹敵，明顯淪為配角」（簡立峰，2014 年 8 月 31 日）。
此外，太陽花運動期間的新媒體百花齊放，包括「沃草Watchout!」、「零時 政府g0v.tw」、「台大新聞 e 論壇」、「反服貿黑箱協議」臉書專頁，許多參與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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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抗議議題感興趣的人，直接繞過大眾媒體的守門，線上張貼自己的所見所聞 與意見分析，甚至自組線上媒體平台專門發送抗議相關訊息（陳怡如，2014 年 4 月14 日）。值得一提的是，太陽花運動並非台灣政治抗議史上第一次使用新科 技的案例，早在 2008 年野草莓學運時，抗議者就首次使用網路直播與社群工具 爭取傳播權，不過當時技術、時機都不夠成熟，平均瀏覽人次僅3 萬人，抗議規 模也並未成功擴散，與太陽花運動的傳播規模相去甚遠（曾允盈，2014 年 5 月 5 日）。
而太陽花運動參與者的組織分工模式，與以往抗議最大不同的一點是，太陽 花傳播行動者的組成，並不只有抗議組織本身，而是以Web 2.0 資訊科技在短時 間內，串連大量來自不同領域的、組織外的人，集合傳播、外語、資訊科技、法 律、政治、設計等專業人士在線上協同合作，成為線下世界抗議活動的最佳助援
（簡立峰，2014 年 8 月 31 日）。
新媒體在太陽花運動發揮相當規模的社群影響力，從粉絲團人數可見一斑，
抗議運動結束後的4 月底，台大新聞 e 論壇與《聯合報》粉絲團人數也只相差 1 萬多人（張約翰，2014 年 5 月 30 日），太陽花運動領袖林飛帆的臉書追蹤人數，
更在立法院出關當天，高達30 萬 7 千多人，超越三大報粉絲團人數，林飛帆臉 書發文也隨時可見大眾媒體直接引用作新聞（蘋果日報突發中心，2014 年 4 月 10 日），可見線上流動的抗議消息觸及的網路閱聽人規模，已有溢散到主流媒體 的情形。
不只是抗議參與者與關心抗議民眾，會做出線上抗議傳播行動，大眾媒體面 對外在環境的科技創新挑戰，同樣會作出回應與變革（Boczkowski, 2004）。太陽 花運動期間，大眾媒體加入網際網路空間的媒體競爭，尤以傳統平面媒體近年面 臨數位轉型壓力，開始在網路空間積極活動、密集發布即時新聞，試圖用網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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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去經營社群媒體（張約翰，2014 年 5 月 30 日；巫其倫、洪德諭，2014 年 4 月15 日），主動應用網路與數位科技，在新聞內容呈現與資訊傳佈方式作出創新 與實踐。舉例來說，《蘋果日報》在抗議第二日中午，就架設網路影音專區，直 播議場內情況，不久後也加上議場外畫面，全程錄影未經剪接編輯，太陽花期間 直播總時數850 個小時，同步上線收看人數 1 萬 7 千人以上（蘋果日報網路中心，
2014 年 4 月 11 日）。
雖然大眾媒體擁有龐大媒體資源，抗議期間使用科技的方式，卻比網民來得 保守與單一，儘管科技本身是不帶有立場的工具，但大眾媒體與一般人在網路平 台上面交鋒時，組織結構與動機的差異浮現，加上不同科技具備的不同特質，也 產生不同的科技使用情況。大眾媒體在佔領立法院事件期間，大量提供即時新聞，
並且立刻用網頁、行動推播與社群媒體發送出去，可以明顯觀察到各大報粉絲頁 都因此有明顯成長。
台灣四家主要平面媒體《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
在抗議結束後的四月底，臉書專頁的追蹤人數分別約為115.6、20.1 萬、19.9 萬、
14.1 萬人次，以《蘋果日報》、《自由時報》成長最明顯（張約翰，2014 年 5 月 30 日）。《蘋果日報》網路中心助理副總編輯邱鈺樺，認為這是因為《蘋果日報》
長期經營網民互動、社群編輯發文策略、以及第一時間搶發即時新聞；而《自由 時報》電子報中心主任黃嘉瑞，則認為這是因為新的即時新聞策略奏效，社群媒 體編輯懂得抓住網民口味（巫其倫、洪德諭，2014 年 4 月 15 日）。
當代政治抗爭和社會運動中，傳播媒體與科技出現根本變化，而這個變化以
「網際網路」作主要平台。抗議期間被人們使用的主要網路科技，有即時線上轉 播（live blogging）、社群媒體、行動裝置、網路硬體架設、程式碼寫作等等，透 過網路串聯各方專家與資源，迸發各種網路科技應用的火花與創意。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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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體和新媒體因組織目標與體制結構不同，對相同科技產生不同的使用與認 知，用同樣的網路連線服務和社群媒體，也可能出現不同的媒體工具操作方式
（Dunbar-Hester, 2009）。舉例來說，大眾媒體具雙元性，一方面作為媒體企業 必須追求利潤，滿足不同閱聽眾的口味與遵循市場競爭邏輯，卻也希望追求新聞 專業的公共性與社會責任（楊秀娟，2010），因此新聞傳播者在使用媒體工具時，
就會反映這種雙元性。
另一方面，媒體新科技的運用也挑戰大眾媒體的例行運作，本研究有兩個面 向可以從這延伸討論：首先，科技變化如何連結新舊媒體對科技的創新使用？再 者，這樣的現象，如何反映在抗議運動的脈絡底下？這些是研究者主要好奇的變 化。本研究更深層的關懷是，當代抗議傳播的媒體網絡具有什麼樣的特質，並探 析這些特質，會對未來抗議運動和媒體運用造成什麼影響。以太陽花運動期間的 熱門新媒體為例，這些新媒體都有各自追求的傳播目標，例如：網路新媒體「沃 草」不以市場利益競逐為標的，而是期許提供不同角度的新聞報導，用平易近人 方式觸及網路目標群眾，達到議題設定目的（洪偉，2014 年 7 月 1 日）。
政治抗議轉型，在國外掀起茉莉花革命，挑戰政治權威，甚至造成政權上的 轉移，儘管前因後果並非因科技而起，不過這些著名案例突顯抗議傳播已不同以 往，因此本研究希望進一步從太陽花運動的時空脈絡當中，理解在數位科技進入 政治抗議領域後，新舊媒體連結與媒體角色質變為何，而詮釋權在新舊媒體與科 技間的連結如何轉換。新舊媒體之間的動態連結，使當代政治抗議中的媒體關係 複雜、多樣，也改變政治抗議景觀，新舊科技也因技術交互運用，帶動不同的議 題與輿論走向（Chadwick, 2013）。過去這方面的研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
（Robertson, 2013），因此本研究提升對現在身處的混合媒體應用於抗議傳播的 理解，釐清媒體與科技對於當代抗議傳播中的價值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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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治抗議與傳播媒體
「政治抗議」（political protest）是「為影響公共政策而運用對抗政治去向 特定目標施壓的公眾團體活動」（Terchek, 1977），換句話說，政治抗議是具政 治訴求的集體行動，是一種制度外的政治參與形式。而媒體在政治抗議當中扮演 的角色很關鍵，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政治抗議常是權力弱勢者採用的政治參與 管道，而媒體曝光率越高就越可能達成其政治目標（Lipsky, 1968），從傳播的角 度來看，人們在動盪環境下資訊需求增加，仰賴傳播增加安定的感覺（Castells, 2012）。
社會成員平時需要新聞媒體接收外在知識，而在社會環境產生大變動時，社 會成員對於資訊的需求量就越大，也會更加仰賴新聞媒體提供最新資訊（DeFleur
& Ball-Rokeach, 1982；陳雪雲，1991），如同美國政治傳播學者Lipsky（1968）
指出，傳播媒體和抗議行動的結果密不可分。大眾媒體報導對政治抗議活動而言，
有著動員、認可、與規模擴散的效果。以往的政治抗議傳播必須用大眾媒體當作 揚聲器，抗議群體首先會舉辦具新聞價值的活動吸引大眾媒體報導，大眾媒體把 消息散播給廣大閱聽眾之後，獲得社會成員認可，接著即可擴散規模、取得議題 影響力，最後達到抗議目的，改變政府政策或社會意見（Gamson & Wolfsfeld, 1993; Oliver & Maney, 2000）。
儘管如此，大眾媒體對於政治抗議者而言，不一定是可靠的助力。首先，抗 議參與者無法直接操作大眾媒體產製的新聞，抗議的真正目的易受傳統新聞價值 與產製框架扭曲，尤其是傳統政治新聞的產製結構當中，政治記者把政商菁英當 作常態消息來源，報導立場常傾向握有權力的一方（Gurevitch & Blumler,1990;
Gamson & Wolfsfeld, 1993; Oliver & Maney, 2000）。除此之外，大眾新聞媒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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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組織，報導傾向維護市場利益或穩定社會現狀，容易忽視或扭曲抗議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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