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研究旨在探究我國北部地區醫學生之公民態度及公民參與現況，比較不 同個人背景變項的醫學生在公民態度及公民參與之差異情形，並探討醫學生社 團參與對其公民態度及公民參與之差異情形。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 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並列出具體之研究問題；第三節針對本 研究重要名詞定義；第四節說明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一、大學生參與社團經驗對公民素養的重要性

社團是大學課外活動中重要的社會化學習平台，讓學生透過自主經驗探 索，藉由多元深刻的方式學習，培養學生問題解決、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建 立良好人際關係，以及領導力等軟實力，因此社團經驗學習能為即將出社會的 大學生奠定社會所需要的基礎能力，也是提升學生個人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前哈佛大學校長 Derek Bok 表示，大部分學生認為在社團中與同儕一起閱 讀、思辨，所學習到的東西比課堂上更實用（張善楠 譯，2008）。哈佛大學教 授 Richard J. Light 也鼓勵大學新生多善用學校資源，多參與學生社團，社團參 與經驗的豐富度對學生的課業學習，以及社交生活呈現正相關，並有極大的影 響力（趙婉君 譯，2002）。

楊極東（1976）發現大學生參與課外活動有助於其公民與民主生活的訓練；

楊極東與林淑玲（1992）則認為社團是校園中形成次文化的重要環境，而參與 社團活動正是學習民主教育的最好的場域與教育方式；康筆舜（2006）以中部 大學生為例所做之研究發現，大學生參與社團，不僅可以提升其多元能力發展、

充實其大學生活，更能使其具備未來在社會上服務他人之能力；孫建文（2008）

以高雄市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社團參與態度與其公民參與態度及行為呈現 正相關；杜繐芬（2010）則以南部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學生對於社團之態

度皆為正面，且在參與社團活動時，其社團參與程度（外在實際行為）以及社 團參與的態度（內在想法層面）皆與公民素養成正相關；莊玉琪（2013）則發 現北區大學生在班級/學系參與、學校參與、社會參與及整體公民參與均顯著低 於理論平均值，且參與社團程度高的學生之公民參與度顯著高於社團程度低的 學生；李坤憲（2015）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社團參與動機對組織間的凝聚 力以及公民行為，皆有正面的影響力，足可見大學生的社團經驗學習對於提升 其公民素養之重要性。

二、醫學人文公民素養的提倡

根據世界醫學教育聯盟（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WFME）於 2003 年所提出之「全球品質提昇標準–基礎醫學教育」表示，基礎醫學教育中的 課程必須包含的八大內涵中，其中人文素養關懷和醫學倫理被列為最重要的內 涵，同時在「基本標準」當中也說明，醫學院必須建立行為科學、社會科學、

醫學倫理學、醫療法學等相關課程，並整合運用到醫病溝通、臨床決策和倫理 執業中，明確指出了人文社會以及倫理法律課程在醫學教育中的重要性。我國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於 2003 年訂定「推動醫學教育改進計畫」，其近程目標 以「修正通識課程：先學做人、再學當醫師」為宗旨、並於 2007 年推動「醫學 專業教育改進計畫」，致力於醫學教育的人文公民素養與法律倫理教育之改革，

期望藉由省思、發展、深化醫學專業教育的基本內涵，以提升醫學生的專業知 能、人文關懷與公民素養。

近年來許多醫學教育評鑑標準之建立以及醫學教育改革目標的重申，均不 斷強調醫學專業教育中人文公民素養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也於 2012 年開始推 動「公民素養陶塑計畫」，身為現代公民，應與他人建立良好互動關係，關注世 界重要議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以行動實踐。展望此發展趨勢，醫學教育 應加強公民素養，重振人文精神，生理、心理與社會均衡發展，為了此教育目 標，除了培養醫學生主動學習專業新知的技術外，也需要前輩醫師樹立良好風 範，豐富人生歷練、培養道德素養與陶冶健康心性，在專業學習過程中，同時 習得跨領域的基礎知識，將人本精神、人文主義導入醫學教育，使醫學教育能

兼顧臨床技術的傳授亦同時主動關懷新公共議題，養成專業技能、社會關懷、

人道判斷力與公民意識兼具的醫學生。

日本皇室的家庭醫師日野原重明於 2010 年的一場演講中表示，臺灣及日本 的醫學教育相同，皆是高中畢業後進入醫學院就讀，由於初始學醫的年紀還小，

缺乏豐富人生歷練，也未有擔任醫事人員的強烈使命感，並再三提醒醫學院學 生，務必在日常生活之中培養公民素養，要能醫病，更要能醫人心（人間福報，

2010）。醫師的培育是為了照護他人健康與提升社會福祉，近年來醫學教育以成 果導向與社會責任為發展趨勢，WFME 前主席 Dr. Lindgren 與 Dr. Karle 在 2011 年則將評鑑準則修改為教育過程與成果並重的新標準（Lindgren & Karle, 2011）。

研究者察覺，在臺灣的升學體制當中，就讀醫學院經常是生物醫學類組學 生的第一志願，在傳統觀念中，醫師所附加的高收入及高社經地位，畢業後不 用擔心未來就業出入，以及懸壺濟世、守護人類健康的使命，是許多學生選擇 此科系的主因。但隨著時代變遷、醫療科技進步、消費者意識抬頭，使得過去 良好的醫病關係逐漸惡化，醫療糾紛案件逐年攀升。面對這樣的風險和壓力下，

越來越多醫師很自然地會採取防禦性治療，根據遠見雜誌在 2015 年的調查中發 現，為了降低醫療糾紛風險，有將近約 9 成的醫師曾採取防禦性治療，有超過 一半以上的醫師表示經常採取防禦性治療來自保，因此執行了在臨床上更多非 必要性檢查，在無形之中增加病人在診察過程中的風險之外，也增加醫療成本，

無疑是一個惡性循環。

任何醫療行為，皆有其一定的風險性，這不禁令研究者開始省思，在面臨 瞬息萬變的醫病關係下，我們如何培育下一代的醫學生，使其能夠更瞭解自己、

也同理瞭解病人，學習承擔社會與醫學專業的責任，對於生命富有人性和關懷，

具備跨領域與時俱進的求知潛能，在專業知識技能的同時，亦傳授其人文素養、

社會關懷及公民意識，與社會脈動連結，確是更重要的課題。

貳、研究動機

一、研究者個人經驗對於醫學生的關懷與思考

面對臺灣高壓式的升學環境，進入醫學院就讀的學生更是從小就開始就過 高壓力的生活，繁重的課業及考試、實驗室的研究、醫院實習、社區服務以及

參加國家考試補習班等等，背負著許多壓力與期待，研究者在醫學院服務多年，

發現醫學生長期著重在專業知識的學習，對於社團以及公共事務的參與機會相 對較少。社團給予一般人的印象，不外乎是一種休閒或是遊憩活動，常讓人忽 略其參與背後所獲得的學習意義與深層目的，許多家長在新生座談會時常擔心 孩子上了大學玩社團會荒廢學業，認為參與社團是個浪費時間的行為，不論上 高中或是上了大學，還是應該好好讀書，考上職業證照，甚至更有家長會每學 期打電話來詢問孩子的課表，好為其課餘時間安排其他專業技能的學習，孩子 幾乎沒有空閒時間，更別說是要他參與社團或公共事務。

而社團與公民兩者乍看之下似乎並無相關性，其實是相輔相成。林淑貞

（2006）指出，藉由社團的目標方案執行、組織運作模式，以及決策過程，可 以得到「能力感的發展」，其中，大學生可以從社團參與活動中，經驗各種真實 或模擬的社會角色，復演 (recapitulate) 社會上種種生活樣貌與型態，即是學生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為大學生在進入社會前，提供一個學習平台。臺灣國際知 名病毒學家，同時也是教育家及作家黃崑巖教授表示，公民人文素養教育與醫 學教育是不可分科的一體兩面，一名醫師醫術的優劣仰賴其受過的專業訓練、

閱讀知識的廣博以及社會經驗的歷練（黃崑巖，2004、2006、2007）。縱觀國內 與公民素養及政治社會化相關研究很多，但多討論公民素質、公民意識、公民 教育、政治態度或政治行為，研究對象從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到社會人 士都有，然而對醫學生社團經驗學習與公民態度及公民參與並無專文討論。因 此，研究者期望透過本研究探討醫學生參與社團經驗與其公民素養的關係。

二、欲了解北區醫學生的公民態度和公民參與現況

近代醫師階級地位之形成，可溯及至日本殖民時代，在日本政府進入台灣 動盪的社會下，形成社會的領導階級出走，再加上日本政府殖民政策的有意操 作，只開放少數台灣人民接受高等知識教育，使得醫學生為社會上的少數高知 識分子，而其本身職業為中產階級且具高度自由的特色，更賦予醫界團體領導 社會的能量，成為高知識分子與高社會階層之代表。因此在過去許多社會運動 中，諸如反殖民運動、文化革命、導正社會風氣等等公共議題，不僅可以看見 醫師挺身而出的身影，其更時常擔任領導之要務。但隨著時代進步，學術自由

開放、風氣多元民主，使社會導向專業化，諸多專業人士在社會公共議題中大 放異彩，醫事人員有逐漸退出參與社會運動舞台之趨勢。

然而近年來隨著國民教育的普及，人民意識高漲，讓過去傳統醫病關係不 對等的情況面臨極大挑戰，在台灣邁向社會福利國家的同時，開始實施全民健

然而近年來隨著國民教育的普及，人民意識高漲，讓過去傳統醫病關係不 對等的情況面臨極大挑戰，在台灣邁向社會福利國家的同時，開始實施全民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