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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強所著之《「半自主」國會與臺灣問題：美國國會外交行為模式》一書 中，將美國國會對於美國對華政策再有關於臺灣問題上之角色，以「美國總 統」及「美國國會」所建構起的「二元民主權力架構」體制，表示美國國會對 於美國總統外交決策所形成的制衡效果，長期以來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相當重 要的過程因素，並將美國國會內部「臺灣連線」成員以破壞中美關係發展的
「麻煩製造者」進行定位，並以美國國家利益層次觀點，看待美國國會議員運 用涉臺問題壓制中國大陸的行為，強調美國國會此一現象使得臺灣問題已不再 單純為美國外交事務，而是使臺灣問題朝向美國內政化的趨勢前進。77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政治室主任周琪，所著之《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一 書則對於上述美國國會議員，在運用對臺事務對中國大陸予以制衡之現象，以 國家利益之外的意識型態層次進行觀察，強調美國國會議員之所以會表現出急 於維護臺灣方面利益之行為模式，最為根本的原因仍是美國國會議員根深柢固 之反共意識型態，以及對於中華民國政府所表現出的憐憫。更表示，美國國會 議員之所以可於公領域，對於臺灣問題貫徹自身意識型態，最為關鍵之因素仍 是國會議員不須為外交政策之成敗承擔政治責任，為造成其無法以戰略視角看 待美國對外關係之根本因素。78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所謂的「研究途徑」（approach），所指的即是介於「方法論」
（methodology）與「研究方法」( method ) 兩者之間，對於研究方向進行指示 的途徑，從另一種角度審視，是於用選擇問題以及相關文獻資料的標準途徑。
77 信強，「半自主」國會與臺灣問題：美國國會外交行為模式（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8~34。
78 周琪，美國外交決策過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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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研究途徑」及「研究方法」兩者所具有的互相密切關聯性，使得許 多人無法將其差異性區分清楚，研究者必須要先確定起「研究途徑」，才能進一 步的選擇該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與本研究導向相關的政治學上的研究 途徑種類為例，即包含了：「哲學的研究途徑」、「歷史的研究途徑」、「法律的研 究途徑」、「行為的研究途徑」，幫助研究者得以用一種標準，確立起一篇研究本 身所要研究的的方向予以確定。79以政治學的研究途徑為例，又可分為「取向的 研究途徑」及「概念的研究途徑」兩大類，所謂的「取向的研究途徑」是指將 一個研究取材作為大方向，並以此作為研究取材的方向才能得出較佳結果。而 本文所要採取的，「歷史研究途徑」即屬於此類。80「歷史的研究途徑」，回溯其 歷史可追溯至亞里斯多德，對於希臘城邦政治制度所進行的描述，而該研究途 徑其重點應落實於，政治制度之歷史發展層面，進而研究該制度緣起、演變乃 至於發展階段過程。此種研究途徑，在學術界中亦為行之久遠，且至今不衰之
「傳統型」研究途徑。81
二、 研究方法
所謂的「研究方法」在英文的用法當中，常用（method）一詞，其具體意 涵所指涉的即是，指蒐集予處理資料的手段及程序等戰術運用，例如：觀察、
測驗、抽樣、調查、模擬以及比較研究等研究方法。82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 法，以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講究，依其研究設計性質以及資料蒐集程序，所區分 出的「非實驗性的研究方法」、「準實驗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實驗性的研究方 法」，三種當中的「非實驗性的研究方法」。所謂的「非實驗性的研究方法」，所 指的並非哲學或者是玄學的思想方法，而是在進行研究蒐集資料的過程當中，
雖然對於研究對象並無任何控制，但仍以「個案法」及「文件分析法」，力圖蒐
79 朱浤源，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册（臺北市：正中，1999 年），頁 155~156。
80 同上註，頁 160。
81 同上註，頁 161。
82 同上註，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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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屬於事實性質的資料進行研究。83文史研究方法在人文學研究方面，重點即是 在於「考證」的工作上，以及憑藉研究取向所蒐集的資料，資料量及來源越豐 富證據也就愈趨充分。84在資料檢證的必要性部分，因本論文研究題目取向涉及 意識型態觀點因素，而不論是對於中共領導人講話，甚至是中共相關決策及智 庫機構，針對於中共對臺政策各層面議題，所做出的各種評論與釋放出的重要 訊息，除了研究者本身對於中共本身及其對臺政策模式之熟悉外，更為重要的 是如何運用歷史的研究方法，對於蒐集而來的相關文獻資料，做出正確而必要 的檢證工作。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以史蹟、思想及文學三方面，來強 調考證資料年代的必要性為例。梁啟超對於「史蹟」方面的問題，認為若史料 不正確所影響的是，使進化系統、社會背景以及事實是非混淆顛倒。在「思 想」及「文學」方面，除了會造成時代思想、學術源流及個人主張的矛盾與混 淆外，更為嚴重則是造成研究者在枉費精神後所形成之後遺症。85
所謂的「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method），乃是以歷史發展脈絡作為進行 歷史研究之原始資料，並透過採取研究法進行研究之過程中，進而創造出自身 研究觀點與詮釋，此一研究法乃為剖析已發生之既有事實，並以系統性與科學 性態度檢視所獲得之史料，進行近趨於客觀狀態之分析。86例如，在研究習近平 時期中共對臺政策之所以始終堅持以「九二共識」，作為同臺灣當局、各政黨及 團體進行各層次交流之政治基礎問題時。首先，必須要先理解中共對臺政策在 歷代領導集體中，「堅持一中原則」乃為中共對臺政策之原則底線，目的即是要 將臺灣問題置於中國內政框架進行審視。其次，必須從歷史事實發展脈絡追尋
「九二共識」存在與否的問題，既然在中共對臺政策始終採取「堅持一中原
83 同上註，頁 162。
84 同上註，頁 200。
85 同上註，頁 203。
86 顧力仁，歷史法及其在圖書館學研究上的應用（台北：書府，1998 年），頁 48~62；Earl R.Babbie 著，林佳瑩、蔡毓智譯，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頁 379~388。 轉引自 賴聖雅，
「中國大陸「國是訪問」外交之研究（1993-2016）」，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8），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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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固定模式，一九九三年兩岸兩會代表又於新加坡順利舉行世紀辜汪會 談，所以從整體歷史發展之脈絡即可容易理解，一九九二年兩岸雙方談判代表 確實已達成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之共識。再來，若要從眾多對中共對 臺政策及九二共識相關議題資料中找尋更為細部之歷史真相，必須要了解所謂 的「事實」是如何建構起的問題，以兩岸關係格局中的「中共史觀」、「國民黨 史觀」以及「民進黨史觀」，因基於意識形態及政治正確問題，對於相關研究議 題皆具有相異之解讀方式。因此，身為研究者則必須以科學性方式針對於相關 議題，進行抽絲剝繭以還原並建構出歷史發展事實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