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文教概況

民國初期的社會與文教方面，如婦女解放運動、文學改革、五四新文化運動 與民初的教育問題等，值得加以說明。

壹、婦女解放運動

民國成立後，風氣開放，女子從事社會與政治活動者漸多。如南京的「神州 女界參政同盟會」曾於臨時約法制訂期間，以行動力爭增列女子參政權條款；上

30田正平主編，《中國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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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女界共和協進會」主張先辦女子法政學校和報紙，推廣女子教育再積極問 政。當時雖無專收女生的高等學府，但各省各縣則幾均設立了女子中、小學。民 國四年（1915），美國教會設立了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金陵女子大學，兩年後 北京政府亦正式開辦北京女子師範專科學校，專門培養中、小學女性教員，至民 國八年（1919）初再改為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而北京大學也准許女生入校旁聽。

31五四時期的女子教育繼續發展，擁有新知識、新思想的婦女人數增加。因此各 種婦女團體及鼓吹女權的刊物相繼出現；並以上海、北京為婦女運動的中心，呼 籲婚姻自由、禁止納妾、社交公開等，藉以破除重男輕女的觀念。³²

如陳獨秀在民國五年（1916）《新青年》第一卷第五號發表專文，勸勉女子 不要以被征服者自居，應各自奮鬥，脫離附屬品的地位，恢復自主的人格，特別 指出「夫為妻綱」之不當。其後吳虞、劉延陵、吳曾蘭、華林、魯迅、周作人、

胡適等均曾為文闡述女子教育、婚姻、職業、權利、貞操等問題。胡適特別強調 女子須有超於賢妻良母的人生觀，發展自主的精神，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盡現 代國民可盡之義務、做可做之事業。《新青年》雜誌能具體的指出傳統婦女生活 之謬誤，並指導婦女解放之趨向，為其能成功喚醒社會之主因。而最要緊的是，

自共和政體建立後，封建權威漸除，加以經濟型態日趨轉變，若干傳統價值觀念 受到動搖，婦女解放在現實環境中確有其不得不然之需要，因此形成一股時代潮 流。³³

貳、文學改革

早在民國四年 9 月，尚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寫給梅光迪的送行詩中，用了「新 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的句子，胡氏首次使用「文學革命」名詞。

但這時胡適僅有改革文學的想法，卻還沒有考慮到具體的做法。民國五年 2 月，

他與陳獨秀通信，討論宋、元時代的白話文學，6 月間，常常與任鴻雋、楊銓等

31蘇啟明，《中國現代史》，頁 65。

32陳豐祥、林麗月，《中國近代史》，頁 150。

33蘇啟明，《中國現代史》，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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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改良中國文學的方法，開始用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顯然他文學革命的 思想接近成熟了。他寫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寄給陳獨秀，陳把這篇文章發表 在民國六年（1917）1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號，是為胡適正式向社會 宣告主張文學革命之始。胡在〈芻議〉中，提出了文學改良的八事：須言之有物、

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

不避俗字俗語。³⁴同年次月，陳獨秀也接著發表〈文學革命論〉，主張建設平易 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正 式揭起文學革命的旗幟。民國七年，《新青年》開始用白話體出版，獲得學界熱 烈的響應。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也創刊《新潮》雜誌，成為文學革命的 生力軍。³⁵

參、五四新文化運動

民國四年至民國七年，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期，在此時期內，新知識份子聯 手，幾乎傾全力於思想解放。而於民國八年至民國九年（1920）初，則可謂第二 期，此時知識份子幾乎傾全力於宣揚西方思想，凡中國所無、前所未聞的學說主 義，無不視為救國良方，大量輸入，一律歡迎。³⁶或許今日某個學說才成為學界 新寵，明日又有新的理論傳入。魯迅對此現象的針砭頗為貼切：這時的中國彷彿 幾十世紀縮在一起。在西方需要上百年才發展成形的理論，在幾星期或幾天之內 便傳入中國，並造成一股風潮。³⁷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更多的青年學生要求政治改造和思想解放，所謂新 思想遂成為一股浪潮。陳獨秀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作為新思想的兩面旗 幟，並說為了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傳統。其實「德先生」

即民主(Democracy)與「賽先生」科學(Science)已不是新發明，但民主與科學確為

34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 226。

35陳豐祥、林麗月，《中國近代史》，頁 158。

36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588。

37王汎森，〈百年來的學術發展〉，《百年教育的回顧－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2011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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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世文明的精義所在，而為中國文化所缺乏者，因此被視為是「新思想」。 因此提倡新思想的人，一方面主張西化，一方面反對傳統。流弊所及，就是盲目 的破壞傳統，崇拜西方。³⁸王汎森認為，五四以後中國形成了一個「新學術運動」。 這與清末以來逐漸形成的「新知識階層」分不開，它有三點特徵。第一、清光緒 31 年（1905）廢科舉之後，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了，「學問」與「作官」變成兩 回事，學問不再需要與現實致用緊密相聯，而且擴大了無限的天地。第二、新知 識階層的成員，漸漸對傳統文化採取疏遠或決裂的態度，所以他們傾向於站在一 個比較批判的角度對待傳統學問。第三、新知識階層大多直接或間接受到西方文 化的薰陶，在科舉廢止後，他們往往依恃對西方的了解而得以保持其社會菁英的 地位。在新學制建立後，新知識階層的組成分子主要是各級學校的畢業生。³⁹

但是新文化運動在國際政治的衝擊下，陳獨秀等人紛紛向左轉，影響了以後 中國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發展；胡適則堅持其原本的理念，抱持「啟蒙」的 理想，以後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言人。無論是「啟蒙思想」，或是左傾的思潮，

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不合理的成分，皆大力攻擊。使得一些傳統的社會制度和思 想、習俗，失去其有的存立基礎，使得新的價值觀較具有競爭力，甚至逐漸主導 了社會風氣的轉變。例如傳統社會的尊卑秩序、大家庭制度、小腳習俗、迷信及 衛生保健觀念，皆受到強大的衝擊，在都市地區的影響力大不如前。⁴⁰

肆、民初的教育問題

民國初期政治的混亂，在教育行政上也有問題產生。茲分述如下：

一、政治變動下教育總長更迭頻繁

蘇雲峰指出，民國的教育總長為全國最高教育行政長官，他的理想才能，任 期長短與權力大小等，都是決定全國教育發展方向及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計自 民國元年至十七年，除兼署代理的二十二人次不算外，共換教育總長十五人次，

38李雲漢，《中國近代史》，頁 228。

39王汎森，〈百年來的學術發展〉，頁 34。

40薛化元，《中國近代史》，頁 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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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均短，其間有理想者僅蔡元培、范源濂、湯化龍等數位。民國五年以後，軍 人干政，教育總長既無權力，也乏安全感。其任命不依能力，隨時可下台，破壞 了教育政策的延續性，也阻喪了創意。在民國教育史上，蔡元培是位偉大的人物，

於民國元年就任總長後，較著名的貢獻為教育部之成立、教育宗旨、學校系統和 各級〈學校令〉之草擬，及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之召開。可惜蔡氏旅德多年，對國 內地方教育狀況比較生疏，而出任總長後，又扮演政治重要角色，南北奔波，或 參加內閣會議，或終日見客，不暇於教育事務。加以他個人過份重視政治連帶責 任，仕事不及三個月，便隨唐紹儀內閣辭職，在教育界為莫大損失。繼任者范源 濂，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出身，有良好的專業知識與行政才能，惟亦受政局影響，

前後三任此職，累計僅及三年。蔡氏任內所擬之教育宗旨、學校系統及各級學校 令，均在他任內公布。至湯化龍，則係東京法政大學畢業，是清末立憲派的領袖 之一，雖有教育理想，但對政治的興趣較濃，故民國三年出任教育總長，五年便 改任參議院議長，一年後出任內務總長。其他教育總長，便為不足道了。總之，

民國以後，因政局紛爭不息，教育總長多如過江之鯽，任期過短，權力小，而又 多無長才，甚少發揮教育行政的統御作用。⁴¹

二、民初教育經費的不足與被挪用

民國時期，中央政府根據國家稅和地方稅的劃分標準，來確定各級教育經費 的負擔。通常，大學教育經費由中央負擔；中小學教育經費由省市縣地方負擔；

專科學校除少數直轄中央者由中央負擔外，大部分各省設立者均由各省負擔；私 立大學、專門學校及各學術團體，由中央酌情予以補助。中央教育經費主要靠中 央財政撥款，其數量一般隨中央財政收入的多寡而增減。中央財政收入分為兩 項：一項由中央直接收入，包括關稅、鹽稅、印花稅、煙酒專賣、郵電鐵路等；

另一項由各省國庫收入，如地稅、釐金等。從理論上說，各種重要稅源均為國家 收入；但實際上，關稅用作外債擔保，鹽稅作為債款基金，印花稅濫售賤押，煙

41蘇雲峰，《中國新教育的萌芽與成長》（台北：五南圖書， 2005 年），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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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稅大多被各省截留不解。因此，中央財政的紊亂和入不敷出，就使本以偏低的 教育經費捉襟見肘；即使如此，有限的教育經費也難保專款專用。⁴²

民國二年（1913），財政總長賈士毅提出量入為出的減政措施，「惟有除軍政、

外交、司法、財政四者外，凡屬教育、政務、農林、工商、交通等政，其性質上 可歸諸自治團體，或私人辦理者，悉數屏除於國家行政之中，任其自然發達，以

外交、司法、財政四者外，凡屬教育、政務、農林、工商、交通等政，其性質上 可歸諸自治團體，或私人辦理者，悉數屏除於國家行政之中，任其自然發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