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體電路產業相關文獻

本節主要瞭解積體電路相關研究，以作為本文研究的背景知識。可從兩個面 向切入，一為台灣內部定錨發展研究，肯定國家行動者、跨國知識社群、學研機 構的鄰近性、聚集型垂直分工體系利彈性生產、密切社會網絡利技術交流都是積 體電路產業成功定錨台灣原因。近年來學者將焦點轉為跨界治理，討論矽谷、台 灣、中國之間的三角關係，及技術全球化的技術交流型態，技術交流對輸出國和 接收國的影響。

一、台灣內部定錨發展研究

竹科的成功吸引很多海內外學者投入研究，每位研究者切入的面向均不同，

但從研究中都清楚地勾勒出台灣在當年引進積體電路產業的過程中，如何成功的 著床。Hsu and Saxenian (2000)是一篇融合「社會、領土、網絡鑲嵌」觀點來討論 矽谷和台灣商業網絡的文章。文中提到：地方和改變位置的關係決定於區域的發 展以及區域行動者的涉入。台灣積體電路產業的萌芽，主要是這網絡之下領土和 社會鑲嵌有利地融合, 跨國知識社群一方面是鑲嵌在矽谷的地方商業關係和地 域裡。另一方面，因本身的基因特性，鑲嵌台灣的歷史文化與地域裡。因為跨國 知識社群異質文化的混合型態，成功地社會鑲嵌和領土鑲嵌在矽谷與台灣兩地之 間，進而搭起了跨國連結，而形成矽谷與台灣之間的網路鑲嵌，成功地將積體電 路產業定錨於台灣。但本文發問為積體電路產業已在台灣定錨三十年，中高階領 導者逐漸由跨國知識社群轉為本土知識社群，行動者的歷史文化背景對 IC 設計 業的形塑與發展有何不同？徐進鈺 (1990a)提到竹科勞動力市場的優勢不只在 於內部的流動性，更在於同時保持開放性，特別是與全球高科技核心的美國加州 矽谷之間的人才和技術交流，但截自 2010 年，其技術交流地域僅止於矽谷嗎？

技術交流地圖是否擴大到世界其他地域，技術交流類型有哪些？是本文奠基在原

本研究上的發問。

徐進鈺 (1997)提到台灣 IC 工業的發展歷程是由國家政策與機構、海外華人 技術社群網絡以及半導體廠商組成，過程中呈現十足的全球性技術和在地社會網 絡與政策間的互動 ， 全球技術探索 (global reach)與在地技術吸收能力(local absorption)之間存在著互補增強關係。徐進鈺認為人才流動、鑲嵌在技術社群網 絡而非官僚內部理性決策體系才是半導體技術基礎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演，廠 商的力量大於政府和相關研究機構的力量，廠商及社會網絡是如何形塑本土技術 路徑的發展？是本文的發問之一。

王文誠 (2009) 從「行動者為國家」、「工研院相對於國家機器扮演更具彈性 (flexibility)的促進者(facilitators)角色」。強調地方脈絡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為高科技空間奠下基石-交大電子研究所實驗室、工研院、人才回流。指出竹科 在經濟上所創造「成功的」在地優勢，是多重尺度政治行動者作用下之經濟地理。

科學園區發展行動者的角色，從竹科是中央政府、南科是地方政府，中科企業是 主要的行動者。可看出台灣高科技工業廠商力量逐漸可左右政府決定及產業發 展，本文好奇在工研院早期比國家機器扮演一個更彈性的支援角色，但隨著廠商 的茁壯，工研院還是促進者角色嗎？是否有其轉換，轉換的原因和重新扮演的角 色為何。

Porter (2000)地方群聚的價值鏈概念強調經濟活動中連續及相互連接結構，

在乎過程中能增進鏈價值的每一個連結或元素。Poter 就認為由於廠商的聚集形 成一個相關產業資訊極為豐富的環境，提供一個允許工作人員自由交換資訊的領 域，透過就業者無邊界的生涯規劃，擴大他們的社會網絡，也進一步在園區的專 業社群累積人脈，進一步將人脈的網絡轉化成技術的網絡，從 know-who 轉化成 know-how，並且在園區之中擴展開來，形成整體產業的優勢。而本文好奇的是 積體電路設計業社會網絡從那些面向擴大？人脈網絡如何轉換成技術網絡。

很多學者的重點在於討論學研機構的鄰近性、聚集型垂直分工體系、群聚效 應、科技人才流動對創新的影響。徐進鈺 (1998)提到產業組織的改變，台灣積 體電路產業為聚集型垂直分工體系，具有互動學習、彈性調整組織、產品開發與 製程改良的動態優勢。半導體廠商之間及與下游顧客之間，透過既有的社會網絡 所搭建成的經濟交易網絡，因此形成技術交流的機會，形成一個垂直分工的學習

性區域。此聚集型垂直分工體系的缺點是無法像垂直整合公司做到技術守密，往 上下廠商一問即可很多秘密，好處是技術交流，但壞處是什麼？是本文探討的重 點之一。

徐進鈺 (1990a)透過訪談建構一個流動型勞動市場圖像，在聚集性垂直分工 體系裡，結合員工無邊界生涯發展所建構的綿密社會網絡，員工及其附身的技術 在園區裡擴散開來，此一流動性除了解決工作瓶頸外，更有效整合分工體系的上 下游廠商，有利生產彈性。但缺點是此類型勞力具鎖死在特定技術的危險，透過 矽谷回流人才的技術轉移讓園區不斷維持研發能力，並探討台灣與矽谷的異同，

結合兩地差異提供一個互補合作的基礎。而本文好奇的是隨著時間的推演互補機 制只侷限於矽谷？台灣 IC 設計業的強項是什麼，需要互補的面向有哪些，故擷 取互補的區域是否有增加或改變，是本文另一個研究重點。

徐進鈺 (2000)在廠商的時空策略與動態學習一文中，提到時間和空間是資 源也是限制，必須克服時間與空間的抗阻所帶來溝通和協調的問題，在生產流程 中設計和製造在新的產品或製程出現時，雙方的技術團隊需頻繁且面對面討論，

才有助於研發進行。台灣積體電路產業的垂直分工型態的確克服時間和空間的抗 阻，新產品和製程出現時，鄰近性有助於研發。而成熟性產品或成熟性製程還依 賴設計與製程的鄰近性嗎？若不是雙方合作的原因是建立什麼基礎之上。Hess (2004) 提到，他認為：「信任和鄰近性非絕對關係，不應該將信任歸因於特定地 理尺度：空間鄰近性使關係易基於信任，遠距離常使信任關係難以建立，因為需 要面對面的影響」而本文好奇的是當成熟型產品或成熟型製程並不需要設計與製 造工程師來回反覆的溝通時，鄰近性的重要性大為降低，而選擇合作對象憑藉的 依據為何，是本文探討的面向之一。

從國內外學者研究的文章可反映出竹科幾個成功的原因：第一、聚集型垂直 分工體系(徐進鈺, 1998)。第二、社會網絡密切交流有助於解決技術(Saxenian, 2008)。第三、國家政策、歸國學人對竹科誕生(王文誠, 2009)。第四、學研機構 對廠商創新：廠商之創新行為或來源與學研機構之空間鄰近性互動、以及與產業 聚集程度皆有顯著的正向相關(吳濟華與陳協勝,2001)。第五、科技人才流動對創 新：從個體層面探究科技人才衍生與流動所形成之科技社群的互動關係，對創新 活動之影響(徐進鈺, 1999b)。

二、跨界治理研究

近年來有學者將觸角伸至其對外關係，在關係地理學裡，認為區域是由社會 關係所延伸的網絡，並非為固定邊界的地區，是一個複雜無邊際的網絡連結。區 域被解釋為貨物、技術、知識、人員、金融和資訊移動與循環所構成之空間網絡 中的地點。Amin (2004)進一步建議「無疆界的區域(regional unbound)」，認為區 域是透過許多節點所連結成的拓樸網絡，而經由節點之間關係連結的建立或去 除，網絡的邊界持續地變化著，因此由關係網絡所構成的區域並沒有固定界線。

這觀念如同在 Jessop (2001)論述 GPNs 時提到，地方和空間關連概念呈現在 GPN，是一個動態的實踐地誌，連結不同的地方與領土。這面向考慮到多階段鑲 嵌，它「隨著時間發展」，創造出由一些地方所地區所構成的多島經濟，空間是 藉著鑲嵌在裡面的行動者關係做連結，隨著時間可改變領域範圍。Amin & Thrift (1994)所提出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說法，也就是全球化是一個由一些專 業化的工業地域(industrial districts)所形成的節點共同搭構的網絡。

夏鑄九 (2000)認為台商跨界投資是國際化生產網絡的延伸，認為台灣的優 勢是仰賴多重的、互動的與具有學習能力的生產網絡，形成多層次與多重網絡之 結構。指出全球經濟中之跨界資本，認為美國是核心、臺灣是全球經濟的製造業 節點、中國是廣大市場，就全球經濟力量而言，臺灣是全球網絡中的虛擬橋樑，

台灣與中國勢必進一步整合。本文不否認台灣電子製造業的重要節點，中國是廣 大市場，但這種美國-台灣-中國的平行式論述有待檢驗，當整個電子工業將生產 鏈最上游的 IC 設計業單獨論述時，會發現台灣不一定是美國技術核心和中國廣 大市場的技術橋樑，台灣 IC 設計業的技術攝取不一定只侷限美國，甚至可能因 和中國產生技術分工、市場所在而與美國有抗衡的機會。

徐進鈺 (Aug. 2002-July 2003)討論矽谷-新竹-上海的連結，提到中國-台灣-矽 谷的三角關係，有別前一階段的簡單加工模式：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美國市場，

而形成一個新的生產區域體系：矽谷創新-新竹整合發展-大陸生產與行銷的可 能。提到台灣具有技術密集的社群型態，並累積過去二十年與全球技術核心矽谷 緊密連結的產業經驗，與中國因為同文同種使得中國在跨界投資和開發大陸市場

而形成一個新的生產區域體系：矽谷創新-新竹整合發展-大陸生產與行銷的可 能。提到台灣具有技術密集的社群型態，並累積過去二十年與全球技術核心矽谷 緊密連結的產業經驗，與中國因為同文同種使得中國在跨界投資和開發大陸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