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而後工

這是歐陽脩最重要的文藝理論，他繼承韓愈「不平而鳴」的文藝概念，得出 了「詩窮而後工」的命題，有關「窮而後工」的理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他為梅 聖俞所寫的詩集序中。在歐陽脩的審美思想中，能夠正確地對待窮達禍福，「顛 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能堅守仁義大節，不改創作的 初衷，才是最完備而高尚的人格之美，有了美好的人格，創作出來的才是美好的 作品，這個理論具有強烈的儒家理想色彩，可以看出歐陽脩對儒家思想支配文藝 創作的看法。

一、 內涵

38 何寄澎：〈論歐陽脩的「簡而有法」〉（《幼獅學誌》19 卷 3 期民 76.5 頁 47-180）。

歐陽脩基於對文學與現實關係的深刻認識，提出詩文創作「窮而後工」的觀 點。然而，他鄙視「窮者之詩」、「羈愁感歎之言」，開? 宋代文學樂觀曠達的情 調和豪爽詼諧的風格特點。

有關歐陽脩「窮而後工」的理論，乃是針對梅堯臣而發的，主要著錄於〈梅 聖俞詩集序〉中，文中言：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 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嶺水涯外，見蟲魚草 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

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 人，殆窮者而後工也。……³⁹

這段話是針對梅堯臣的遭遇和詩歌成就而發的，它說明了文藝創作的規律，詩人 不是因詩而窮，而是生活的困窮遭遇使作者的心中積滿情感，在了解人生與大自 然之後，詩作愈趨工巧，這說明社會生活才是詩歌藝術所賴以產生的沃土。歐陽 脩用歸納的方法，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歷代以來成名偉大的作品，創作者的人生 際遇大多困窮，原因是作家心中有一分理想、理念一直積存在心中，等待機會一 展長才及抱負，但仕途的不順遂，使他苦無舞台可以發揮，只好藉由文字形式以 伸紓理念，並摻雜一個小小的期待：也許千百年後，會有欣賞的人把他的那一套 理想付諸實現，那也算夙願得償。

而梅聖俞本人對歐陽脩這樣的說法，也大表贊同，其〈依韻和永叔子履冬夕

39 歐陽脩：〈梅聖俞詩集序〉，《歐陽脩全集》，《居士集》卷 42。

小齋聯句見寄〉一詩原注云：

永叔嘗見嘲，謂自古詩人率多寒餓顛困，屈原行吟於澤畔，蘇武啗雪於海 上，杜甫凍餒於耒陽，李白窮溺於宣城，孟郊、盧仝栖栖道路。以子之才，

必類數子。⁴⁰

本來「寒餓顛困」是多麼淒慘的一件事，而一旦以屈原、蘇武、杜甫、李白……

這些不朽的詩人來類比，「窮」反而變成一個益於創作的有機條件了。

歐陽脩在另外一篇作品：〈薛簡肅公文集序〉中對「窮而後工」理論有進一 步的說明，云：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 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 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 憤，惟無所施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⁴¹

指出文章和功業二事之不能得兼，得志之人常因兩個緣由導致文章寫不好，一是 因為公務纏身無暇寫作；一是名利心縈繞不能具備寫作的性靈。而失志之人，因 為遭遇困境而能苦心思慮，反而有助創作。

二、 淵源

40 梅堯臣：《宛陵集》卷 10。

41 歐陽脩：〈薛簡肅公文集序〉，《歐陽脩全集》，《居士集》卷 44。

談藝術創作與現實生活關係的文論家非常多，歐陽脩並不是第一人，他偉大 的地方在於提出了一個類似總結的口號，所以「詩窮而後工」的理論是有其淵源 的，儘管在面貌上有些差異，但談論的都是作者的遭遇或社會生活和作者創作的 關係。然論者甚多，茲舉一二以類比。

（一） 「發憤著書」

「窮而後工」的理論，一般學者都認為起源相當早，或可遠溯自孔子，甚至 是《易經》，但若講到比較直接的關聯及影響，則大都從史遷的「發憤著書」談 起，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云：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 孔子卮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⁴²

列舉數本文學史上發光璀璨的經典為例，用來證明「發憤著書」的理論，即好的 作品常常誕生於聖賢內心鬱結之時，他們轉變能量，將不知如何發洩的滿腔悲憤 化為文字，於是成就篇篇千古佳構。

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也以屈原創作文學鉅著《離騷》的幽苦背景，

42司馬遷撰， 瀧川龜太郎會注：《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1983 年 10 月），頁 1372。

來論斷作家的創作衝動乃源於滿腔的怨恨，史遷云：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 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

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憺，未嘗不 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 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⁴³

屈原因遭受巨大的憂愁，諂言的力量蓋過正義，邪佞之人可以輕易傷害公理，正 直之人反而必須遭到全世界的誤解和排擠，世界已沒有公平和義理，看到這些不 公平的現象，屈原只是累積了一股能量極大的「怨氣」，而無力改變現狀，只好 轉化這個能量而創作《離騷》此一千古佳作，所以司馬遷才說「屈原之作《離騷》， 蓋自怨生也」，以一個「怨」字涵蓋整部作品的創作精神。

司馬遷在這裡所提到的「窮」和歐陽脩「窮而後工」的「窮」字意義上所指 非常接近，都是指境遇上遭受到困頓或挫折，而不是指經濟上的窮苦難捱。尤其 古時讀書人一生在「學而優則仕」的最高原則指導下，未來選擇性較小，出路較 為狹隘，所謂的境遇困頓更是明確地指向政治上的不如意。司馬遷在此所舉的事 例，除了屈原之外，像西伯、孔子、韓非……無一不是政治上的失敗者。

但若從整段話的觀點來分析，「發憤著書」與「窮而後工」在實質上是難以 相提並論的，原因在於兩者是不同性質的論斷，大陸學者墨白曾為文辨異，他說：

值得辨析之處在於：『發憤著書』說重在強調不公平的社會事實，能夠對

43司馬遷撰， 瀧川龜太郎會注：《史記會注考證》，頁 1009~1010。

作家的心靈產生撞擊和感發，進而形成強烈的創作衝動，顯然，它是闡述 作家在進入創作之前，創作主體的創作情感如何形成這樣一個創作動力所 由的問題，並不涉及作家的創作過程及其創作成果的關係。然而『窮而後 工』說則不在揭示作家的創作動因，它乃是揭示『詩人之窮與詩之工的因 果關係』的理論命題，重在強調作家坎坷多舛的生活遭遇，對於文學創作 的成功起到具有決定意義的作用。……因此前者屬於動因說，後者屬於成 因說。⁴⁴

所以兩者論述的觀點其實並不相同，因此，到底能不能把司馬遷的「發憤著書」

說，看成是歐陽「窮而後工」說的理論淵源，這點仍是有待商榷。或者應該說：

歐陽脩在觀念上確受到司馬遷等人的影響，但他討論的議題則是個人的發現。

（二） 「不平則鳴」

歐陽脩崇敬韓愈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文學觀念受其沾溉，甚至直接承襲之亦 無可厚非，韓愈對文學創作的看法，我們看〈送孟東野序〉中的說明：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 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 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 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鬱於中而洩於外者也，擇其善

44 墨白：〈「窮而後工」說與「發憤著書」說辨異〉（《新疆教育學院學報》，第十七卷第一期，2001 年 3 月）。

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

維天之於時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 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 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

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 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 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屍佼、孫 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

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 也。⁴⁵

韓愈從物理現象的「不平而鳴」，一路論證到人類的「不平而鳴」也是相同的道 理，大自然因為「不平」，所以發出各種草木、風、水之聲；而人類也因為心中 有激盪不平的情緒而發聲，其中最為精鍊的聲音就「文辭」了，其中又因為天賦 的不同，所以有些更善於鳴其不平，像歷代以來流傳下來那些偉大的作家，如：

《詩》、《書》的作者、孔子、莊子、屈原、孟軻、荀卿……都是善於鳴者，雖則 擅長的方式不同，大鳴大放的管道亦不相同，但其文章皆有可觀之處。這樣的人

《詩》、《書》的作者、孔子、莊子、屈原、孟軻、荀卿……都是善於鳴者，雖則 擅長的方式不同，大鳴大放的管道亦不相同，但其文章皆有可觀之處。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