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成因素之貢獻量與政策工具的關聯分析

由於組成因素對於 CO2排放量之貢獻度，會受到各種不同政策工具之影響，為 深入瞭解各項政策變數（包括實質環境稅率、關稅平均稅率、貿易條件及時間趨勢等）

對不同部門碳排放量變動之影響效果，本研究依據前節拉氏指數拆解法的工業與服務 業實證結果（如表2-5 及表 2-6），建立了模型1（以碳密集度的變動量為被解釋變數）、

模型 2（以部門結構的變動量為被解釋變數）、模型 3（以能源密集度的變動量為被解 釋變數)）、模型 4（以就業人口的變動量為被解釋變數）、模型 5（以經濟規模的變動 量為被解釋變數）。

以上5 條方程式同時估計，設定之代表模型如式(2-52) ~式(2-56)所示。

0 1 2 3 4

t t t t t

CI

EV

TAR

TOT

T

-6.0 -4.0 -2.0 0.0 2.0 4.0 6.0 8.0 10.0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變動量(百萬公噸)

碳密 集度 部 門結構 能源密集 度 經 濟規模 人口 二 氧化碳排 放淨效 果

0 1 2 3 4

表2-17. 政策工具對各組成因素之 CO2排放貢獻度的影響：工業部門

註： ***表示 p-value＝1％的顯著水準；**表示 p-value＝5％的顯著水準；*表示 p-value＝10%的顯著 水準。

一、工業部門

（一）環境稅實質稅率的影響

從表 2-17 中發現，環境稅實質稅率對於碳密集度在工業部門的排放貢獻，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換言之，提高環境稅實質稅率，雖然促使燃料（汽油、柴油、煤油、

航空燃油、燃料油及溶劑油等）價格上升，但該部門會耗用更多的高碳能源（如煤炭，

未課徵貨物稅）作為替代能源，使得能源結構未見改善，導致 CO2 排放量增加。對 於經濟規模的貢獻，並無顯著影響，主要原因還是在於環境稅在生產成本的占比並不 高。此外，環境稅實質稅率對於部門結構、能源密集度、及就業人口等的貢獻，雖有 抑制作用，但卻不顯著。

（二）關稅實質稅率的影響

表 2-18 顯示，調降關稅平均稅率對於經濟規模在工業部門的排放貢獻具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²²表示貿易自由化使經濟規模在該部門的排碳貢獻量趨緩；調降關稅平 均稅率對於部門結構的貢獻度的影響亦復如此。²³不過，調降關稅平均稅率對於碳密 集度的貢獻度的影響則為負面，²⁴故將提升碳密集度，從而助長排碳的貢獻度。由此 可知，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減讓關稅的結果，不利 GDP 的增長，卻有助 於調整產業結構，但同時也使得能源結構趨向高碳化，前二者均有助於減碳，最後者 則反是。

（三）競爭力的影響

貿易條件對於工業部門之經濟規模的排放貢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改善貿 易條件會促使該部門的經濟規模擴大，²⁵致使CO2排放量上升。貿易條件對於部門結

22工業部門：ECO/TAR1.11，表示調降1 單位進口關稅平均實質稅率，將減少其產值 1.11。

23工業部門：SEC/TAR0.36，表示調降1 單位進口關稅平均實質稅率，將縮小其部門結構 0.36。

24工業部門：CI/TAR 3.12，表示調降1 單位進口關稅平均實質稅率，將提升碳密集度 3.12。

25工業部門：ECO/TOT 19.31表示改善貿易條件1 單位，可以使經濟規模擴大 19.31。

構與就業人口的的排放貢獻，則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²⁶表示貿易條件改善，隱含出 口財貨價格上升，進口財價格下降，工業部門趨向資本密集產業，使勞動密集產業外 移，因而導致該部門就業成長率與產出成長率皆呈現下降趨勢(Ventura，1997)，乃導 致該部門結構縮小與就業人口下降，因而有助於達成 CO2 排放減量效果。以上因素 互為消長的結果，對於CO2排放變動量有不確定的方向。

（三）技術變動的影響

技術變動的影響係以時間（T）這個變數來反映。表 2-17 顯示，各組成因素對工 業部門之排碳貢獻度，大都具有顯著的影響，這反映技術進步對碳密集度的降低、產 業結構的調整均有正面影響，故有助於減排；但對能源密集度、就業人口、及經濟規 模則有負面影響，故將助長這三項組成因素的排碳貢獻度。以上因素互為消長的結果，

亦使CO2排放變動量有不確定的方向。

二、服務業部門

比較表2-17 與表 2-18 可見，同類政策工具對於不同組成因素之排碳貢獻度的影 響，將因部門不同而略有差異。

從表2-18 中發現，環境稅實質稅率方面，對於服務業部門碳密集度為負向顯著，

表示提高環境稅實質稅率，改善該部門能源結構，但對於經濟規模與部門結構的影響 則為正向顯著。

進口關稅平均稅率方面，顯示調降關稅平均稅率，對於部門結構與就業人口的 表現為正向顯著，顯示貿易自由化縮小部門結構，與減少就業人口，也降低 CO2 排 放量。據此可推論，加入WTO 促進貿易自由化的結果，使得服務業部門一方面必須 接受國外進口競爭，國內生產受到壓縮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可以藉出口擴張國內生產，

26  / 19.31 1 單位，可以使經濟規模擴大 19.31。

兩種力量相互抵消，對於擴大經濟規模的效果並不顯著，但卻使部門結構明顯縮小。

由此可見，藉由調降進口關稅稅率達到 CO2 排放減量目的，卻須付出國內失業率上 升與部門結構縮小的代價。

貿易條件方面，顯示改善貿易條件對於部門結構與能源密集的表現為負向顯著，

表示由於出口價格上升使得此部門面臨國外競爭壓力下，不利於貿易競爭，反而導致 部門結構縮小，但由於部門盈餘增加，也促使其提升能源效率技術；對於就業人口的 表現為正向顯著，表示此一部門的就業人口明顯增加。以上因素互為消長的結果，對 於CO2排放變動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的方向。

時間趨勢變動方面，就其對經濟規模、部門結構與就業人口的表現正向，表示 技術進步使得此部門的經濟規模大幅成長、部門結構明顯擴大，以及就業人口上升，

因而助長 CO2 排放量上升；對於碳密集度呈現負向顯著關係，表示能源結構已有改 善，但對於能源密集度則為負向不顯著的關係。以上因素互為消長的結果，對於CO2

排放變動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的方向。

三、政策意涵

根據以上各項政策工具對於工業與服務業部門 CO2 組成因素影響之實證結果，

推論其政策意涵如下：

（一） 環境稅政策方面

提高環境稅率有促進部門結構調整的效果，即由高耗能產業（工業部門）移轉 至低耗能產業（服務業部門）。由此實證結果可知，改善部門結構有助於降低CO2排 放量。再者，由於現行環境稅政策未依能源燃燒產生碳排放量，作為訂定稅率的基礎，

因而無法有效改善工業部門的能源結構，導致其碳密集度為正向顯著效果。是以，未 來的環境稅政策宜藉由價格政策，落實「外部成本內部化的原則」，俾能誘使各部門 朝低碳產業發展。

（二） 進口關稅平均稅率

調降進口關稅平均稅率導致工業部門的經濟規模下降，造成該部門結構縮小，而 能源結構也趨向高碳化；對於服務業部門不但縮小其部門結構，也降低其就業人口。

由此可見，藉由調降進口關稅平均稅率不利於上開產業的部門結構與經濟規模的發展，

也不利於工業部門改善能源結構。

（三） 貿易條件

改善貿易條件對於工業部門而言，導致經濟規模效果擴大，使得 CO2 排放量增 加，但也由於部門結構與就業人口等組成因素，呈現負向顯著效果，導致 CO2 排放 量的變動具有不確定的方向；對於服務業部門的部門結構與能源密集度為負向顯著，

但就業人口的表現為正向顯著，其對於CO2排放量的變動亦不具有確定的方向。

（四） 時間趨勢的變動

時間趨勢的變動代表技術的進步因素，促使工業部門的經濟規模擴大與就業人 口增加，導致 CO2 排放量增加，但其導致該部門改善能源結構，與部門結構縮小，

而達到減排的目的，綜合上開因素的變動對於此部門的 CO2 排放量的變動結果不具 有確定的方向；對於服務業部門的經濟規模、就業人口與部門結構均呈現正向顯著關 係，因而使得 CO2排放量上升，但其有助於改善此部門的能源結構，促進 CO2排放 減量，綜合以上因素的變動對於該部門的CO2排放量的變動方向不具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