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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復古的兩種結果

先秦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波諸子百家爭鳴、學術大放異彩的時代。而造 就此思想發達、學派紛立的現象,始於周代封建制度的瓦解崩壞引發各諸侯國相 互競爭、國內社會動盪,促使諸子百家創立學說欲解決當時的各項問題。而當時 最具代表性的九流十家中的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的學說深深影響後世中國 的學術思想發展,亦跨出中國流傳至周邊諸國。而距先秦一千六百多年後的日本 德川時代,出現了可能比同時代的中國學者還要崇尚六經思想與潛心研究先秦學 術的思想家荻生徂徠。徂徠在世的期間為西元1666年至1728年,對照中國則是康 熙五年至雍正六年,而在徂徠歿後不久的乾嘉時期開始興盛考據之學,是中國最 後一次的學術復古風潮。乾嘉考據之學的興起有許多外緣和內緣因素,除了逃避 清廷的文字獄迫害之外,其中還有一點是清初的知識份子鑑於明代覆滅,有感王 學末流過於荒誕欠務實,從而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欲矯正「空言心性,無 裨益於實際」之弊端,但最後乾嘉之學僅專於「學術」考據,對當時及後來的中 國政治思想並沒有造成顯著影響。

荻生徂徠同樣提倡復古、亦創立了古文辭學派,卻能以六經思想及先秦學術 為基礎發展自身學說,對近世日本政治思想留下深遠影響。乾嘉考據之學與徂徠 學派處於相近的時代卻產生這樣的差異,自然是受到中日兩地政治體制、社會背 景等因素的影響,還有就是中日兩國學者面對「形上」、「形下」的態度差異。

徂徠面對六經及先秦學術時,並不在意心性理氣等形上之學,甚至認為中國學界 爭論已久的「性善」、「性惡」乃是「無用之辯」,直接關切如何運用學術經世 濟民。而徂徠思想的特點在於對熱衷追求中國的「先王之道」,觀其著述處處可 見「先王之道」、「聖人之教」,確切來說吸引徂徠的其實是先王所建的「禮樂 刑政」制度,且必須能用於維持「封建體制」,對徂徠而言中國兩千年的歷史變 遷能使其尋找符合需求的部份,而徂徠認為「先王之道=六經」,因六經記載了 東周以前的制度與思想,是中國最原始封建社會的產物,可作為當時日本德川時 代的封建體制的參考。

為了學習先王之道,徂徠提出了「習熟」的學習方法,強調對於經書的「學 而習之,默而識之,久與之化」,徂徠認為只有經過人為努力使學問確實進入學

習者的身心才能成為君子(成德),以實踐先王所傳的禮樂刑政制度進而達成理 想治世。徂徠的理想治世即為禮樂刑政制度下階級分明、各有職分的封建社會。

當徂徠確立了先王之治的形象之後,從個人到國家都要為了成就治世而努力,當 習熟進入政治的一環後就不僅是個人學習的方法,也成為構築封建體制的工具。

徂徠以習熟「六經思想」為主的儒學冀望能運用於政治上,但此舉也引發當時諸 多學者的批判。在批判徂徠學的學者之中,尾藤二洲(1745-1813)曾表示徂徠學 乃是為政治支配用的功利之學,二洲認為「修身」才是儒學本來的意義,認為因 徂徠的功利主義促使「身為非法之事亦不覺恥」的風氣,而令學者變得「風流好 事、放蕩不羈」。169荻生徂徠將「道德」從政治與文學切離,使政治理論與文學 脫離傳統儒學「德政」、「文以載道」的模式而獨自發展,構築出徂徠學的思想 特色。小島康敬在《徂徠学と反徂徠》一書中提到徂徠學為後世帶來的影響是近 世思想史產生「由『心』到『形』」的流變170,如果說傳統中國儒學重視道德觀 的修身方式是一種「向內求」的思考模式,那麼徂徠重視禮樂刑政而不在意道 德,追求「以禮治心」則是一種「向外求」的思考模式,因為是「向外求」才需 要以身體對禮教「習熟」來作為養成人格的方式。

至於「習熟」和「禮法過渡」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呢?本來習熟是作為學 習禮教的方法,卻因徂徠的「人為」與「制作論」思想,在徂徠無意識的情況下 促使「禮教刑政」中禮教逐漸趨向刑政的過程。習熟本身就有人為思想的意涵,

在實踐先王之道的過程中,因為徂徠早有理想治世的形象,會使習熟依附「制 度」而產生三種面相:第一、作為學習方法。第二、作為評判標準。第三、作為 模式框架。但作為評判標準和模式框架的習熟,會使多數的人民被劃分到制度中 的「刑政」範疇。另外,用習熟論建構的封建體制是以人的才德劃分階級,而當 社會型態變遷至無法用禮教思想來運作時,就容易導向以刑政來收拾殘局。徂徠 重視實學的特質反而造成理論矛盾,一切都以外在人為力量運作的系統,忽視了

「道德」所能產生的自省的能力,變成只為達成目標而不在乎「小人階級」也有 自我成長的可能性和動力。對於人民來說,一旦進入國家治理「 習 - 熟 -

169 小島康敬:《徂徠学と反徂徠》[增補版](東京:ぺりかん社,1994年),頁204。

170 小島康敬:《徂徠学と反徂徠》[增補版],頁224。

化 」的軌道中,就等於喪失了自我選擇的權力,無論徂徠建構的治世多麼理想,

畢竟都只是「上位者的想法」,雖然封建體制本來就不是一種由下位者觀點出發 的政治制度,但徂徠的理想治世若只有上位者的視角又忽略自省的工夫,真正受 惠於「制度」的只是金字塔上的「君子階級」,那「禮樂刑政」的理想型態就只 是徂徠的半套標準,亦即代表習熟的「化境」只能專屬於君子而無法拓及至全體 階級。

雖然荻生徂徠學因反對宋儒「心學」並且切離「道德」於政治與文學中的關 係而飽受當時學者批評,但徂徠的「習熟論」也開啟了修養工夫論的新境地,不 若中國流行由內至外的修為方式,「從心到形」的流變使徂徠學重的是人與現實 事物的接觸和互動,提倡禮教思想也是為了在「向外求」的過程中能有好的典 範。從東周儒學、先秦思想而降,徂徠學在日本風土發展出與中國不同的儒學思 想,雖然徂徠本人不認為自身為「儒家者流」,然其思想精要處依然可見儒學影 響之深遠。本論文以作為學習教育方法的「習熟論」出發重新檢視前人研究未注 意到的面向,當習熟論進入政治層面後所產生了「建構封建體制」、「壓抑階級 流動」等功效,以及「政治制度由禮樂逐漸傾向刑政」的影響結果,希望能夠借 著本論文的研究成果,提供一個探討徂徠學從儒學傳統中發展而出政治思想的新 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