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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美國作為全球霸權的角色身分，使其在各區域皆具有政策主導能力，包括對 中國與台灣的兩岸事務，尤其台灣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甚深，主權地位在國際社會 只獲得少部分國家承認，在政治、經濟、國際參與上皆與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利益 息息相關，因此如何在一議題領域上，與美國達成戰略利益的協調，藉由美國在 國際上霸權的影響力，而使台灣在各方面的國際地位可以因為美國的支持，而獲 得強化，一直是我國政府最重視的外交工作，美國作為對台灣影響力最大的國 家，也因此理解美國在亞太與對兩岸的戰略利益，對於台灣的未來前途發展至關 重要。
以新現實主義分析台美關係，在下述問題會碰到難以解釋的障礙存在，首 先，台灣的國際身分問題即是國家利益々台灣具備主權國家行為者的各種能力，
但是在法理及定義上，卻沒有獲得國際承認，在對外關係中，礙於身分沒有被完 全認同，在與他國交往關係上，瑝國際社會認為唯有主權身分方可行使的能力，
常遭到限制，也使得台灣在外交與內政制定上，追求國家身分認同、主權能力行 使的權利，成為國家利益與國家發展政策的重要路線爭辯。
再者，以物質權力的美中台結構排序難以呈現各方利益與政策行為々依新現 實主義的角度，國際體系的結構依國家的權力現狀安排而定，而國家行為及利 益，即在這樣的結構安排下所衍生，由此一角度來觀看台灣與美國的互動、乃至 美中台三角關係的結構，美中台三方應該維持與冷戰時期的相同的戰略與行為，
然而透過現實檢視，美中台三方皆有調整，顯示其中戰略利益與行為，不但同時 受物質結構的影響，也受國家認同與民主自由價值的觀念結構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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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中台三邊關係的結構-難以定義是層級體系或是無政府狀態體系々 依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單位組成的分類，假如以層級性來定義美中台三角關 係，或許可將美國霸權定義為權威，具有統治力，然而事實上不論中國或台灣，
並沒有將外交政策的決定權交由美方，或是在兩岸政策上配合美國的意志，相反 的，台灣與中國，皆有債向挑戰現狀的舉動出現，美國為了維繫其戰略利益，頇 不斷的以政策聲明等話語行為，來禁止兩岸朝變更現狀的方向前進。
第四，美中台三方在不同議題領域呈現不同形式的關係與利益々依新現實 主義的觀點，美中台三方難以判定交往者的敵我立場，各方在兩兩雙邊的關係 上，受到第三方政策與行為影響的程度很大。再者，各方在不同議題領域的交往 關係，呈現不同的風貌，某些領域是密切合作友好的關係，某些領域則呈現高度 敵對的關係，例如「政冷經熱」的情況，美中台三方在經濟上的合作隨經貿全球 化與全球供應鏈的串連，各方在經濟互賴上加深關係，然而在安全或政治關係 上，關係則呈現較不穩定的變動，各方在經貿上連結的緊密程度，亦難以連結到 政治及安全的關係中，因此需要依不同議題領域探討各方之間的身分與利益，才 能明確解釋其中的關係。
第五，無法解釋自由民主價值與主體性認同所衍生的利益々新現實主義注重 物質權力形成的結構對行為者抉擇的制約效果，然而台灣在 1990 年代之後的民 主化歷程，使外交政策除了傳統的物質權力評估，更考量自由民主的觀念價值、
文化生活方式與主體性的認同，形成台灣在內政與外交國防政策在國家利益評估 的重要考量，在行為方面不完全受物質權力結構所制約。
由新自由主義分析台美關係，則遭遇到下述障礙，首先，台灣與美國在國力 上並非對等，因此難以形成互賴的關係，由於國力的不對稱(power a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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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灣在許多方面是高度依賴美國，台灣對美國的政策或行為具有高度的敏感 性與脆弱性，而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或行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容易感知且易受 影響)，但在脆弱性方面，美國則具有豐富的各種權力資源與多類型選項的政策 行為來回應台灣的各種政策，因為權力相對高，對台灣的脆弱度低。在各方面的 合作上，美國與台灣皆呈現不對稱的依賴關係，台灣在國際上由於缺少安全的保 障與盟友，在政治及安全議題上，絕大部份依賴美國對台灣態度與國際參與支 持，單方面依賴的程度較高，美台關係難以從互賴的關係定義。
再者，雙方合作具有跨議題領域交換的特性々在經濟議題中，美國與台灣的 合作關係較適合由新自由主義來分析，美國在二戰後，即透過對台灣的援助與投 資，使台灣逐漸接受自由市場的經濟模式，台灣在各種經濟改革與憲政制度的學 習上，也受益於學習美國的制度，但是由於經濟物質能力的不對等，在台灣與美 國的雙邊關係中，台灣的獲益對整體國家發展較美國高，美國與台灣的經濟合作 需求對美國經濟影響較小，但是美國仍願意投入資源從事雙邊經濟合作的關係發 展，則源於美國在亞洲太帄洋的戰略利益需要，以穩定東亞與兩岸秩序，因此台 美雖在經濟領域中達成合作關係，但雙方所欲合作的動機不同，在意圖的判斷 上，呈現各自依身分推導出來的利益，具有橫跨議題領域的特質存在，然而新自 由主義則較注重低階政治(low politics)議題如經貿、環境、技術等議題，忽略高 階政治(high politics)議題如軍事、安全、主權對低階政治議題領域的影響。
第三，美國所提供的公共財有限，局限經貿領域々在台海戰略三角美中台的 環境中，新自由主義中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y Stability Theory)能解釋美國對中 國與台灣在各方面欲建立的制度與行為限制，但其解釋限於經濟貿易領域，美國 在推廣全球自由貿易市場方面，提供了許多公共財(public good)與建制，例如亞 洲太帄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APEC、世界貿易組織 WTO，然而在亞洲太帄洋地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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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軍事、安全、政治與觀念文化上，美國仍未建立一個較為明確的制度規範，
而是透過美國與各國的雙邊關係來達成其目標，處於一個建構中的過程。
第四，台美關係中非物質的觀念利益所導致的合作與不合作行為々新自由主 義在解釋台美合作關係上，與美國欲在亞洲太帄洋地區所建立的各項制度與建 制，具有一定的分析價值，但是其缺失在於無法呈現台灣與美國在合作時意圖與 觀念上的變動，亦無法解釋雙方在許多行為或政策上並沒有採取合作，有時甚至 是因身分與利益不同呈現對抗與衝突的關係々台灣囿於主權國家的身分定位不 明，因此在對外關係中，對主權身分的追求與確認，即為國家利益的重要環節所 在，台灣身分需求所衍生的此項利益，與美國維持兩岸現狀的亞太戰略利益觀念 有所衝突，因此台美合作的方式與議題領域皆受到一定限制，有關台灣主權身分 的國際參與或民主鞏固方式，難以達成合作共識，新自由主義在解釋台美合作關 係上，在經貿議題領域上，具解釋力，但在軍事安全與政治領域中，則受到較多 限制。
有別以往以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作為台美關係的研究途徑，本文認為社 會建構論的優勢在於，既能納入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觀點，亦可包含新自由主義中 的利益與合作觀點，而最大的特色在於社會建構論可以呈現出國家行為者的在不 同議題領域與參照其他行為者下的身分認同，由這樣的身分認同再衍生出意願與 戰略利益，具有跨越國際關係中層次體系，且可呈現出兩個行為者間對於彼此身 分與意願、利益的相互構成的特色。
因此運用 Wendt 所提出的身分概念作為本文分析假設，首先擬從 Wendt 所 假設的原始的行為等式(即「信念＋意願＝行為」)出發，認為類屬身分即該等式 中的「信念」，角色身分即該等式中的「意願」，而由集體身分所指導的行為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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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行為」，因此將該等式代換為「類屬身分＋角色身分＝集體身分」。
再根據 Wendt 提出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與自我約束等四項影響集 體身分建立的因素，認為同質性即類屬身分在客觀環境中的表徵，相互依賴與共 同命運則為角色身分在客觀環境中的表徵，而自我約束本質上即是一種利他行 為，因此將「類屬身分＋角色身分＝集體身分」此一等式代換為「同質性＋(相 互依賴＋共同命運)＝自我約束」。因此，瑝自我與他者建立集體身分的同時，亦 象徵了自我與他者均願意在各自行為上自我約束以從事利他行為，而自我約束不 但需要以自我與他者間具同質性為基礎，且頇自我與他者間具備相互依賴與共同 命運的情形。
依 Wendt 提出「身分決定利益，利益主導行為」的原則，利益乃身分的下 位概念，而行為則是利益在現實環境中的表徵，或曰達成利益的方法。又由於 Wendt 認為集體身分能使行為體將他者的利益定義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因此
「利他性」是集體身分的重要標誌，因此可推定集體身分所指導之利益為行為者 將他者利益視為自我利益，而其導引的行為即為利他行為。而在 Wendt 所提出
「利他性」是集體身分的重要標誌，因此可推定集體身分所指導之利益為行為者 將他者利益視為自我利益，而其導引的行為即為利他行為。而在 Wendt 所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