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降，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面向的形態皆與中古時期 有明顯的差異。隨著宋代中央集權制的強化，皇權控制世俗社會的同時，將 權力更深入神界，以確立祀典制度與賜額、賜號的方式統管神祇，顯示皇帝 兼管陰陽二界。曹娥在東漢因孝行感人獲立廟祭祀，且經歷代士人的書寫活 動，「孝女」形象為之強化，以致萬古流芳。然而，曹娥從「孝女」升格為
「女神」，進而入祀典，則係宋廷政治力量的運作，背後牽涉地方社會的請 封與國家企圖以曹娥信仰為地方教化管道之一，以宗教性的力量宣揚孝道，
潛移默化教化百姓。
曹娥進一步在地方社會紮根，超越祀典中紀念性的人格神，亦即「政治 倫理信仰」，則必須獲得地方百姓的青睞，相信其具有佑民的神力，入廟祭 祀，甚至為其編造靈異事蹟。曹娥信仰之綿延不絕，正是因為有著上述三股 力量的支撐，亦即文化傳統、國家權力、地方社會，從這三者的交相作用或 彼此爭勝可以理解曹娥信仰在宗教史上豐富多采的意義。
文化傳統的承續
曹娥在魏晉南北朝士人的筆下，具有「巫女」與「孝女」雙面的形象，
但到了近世時期，「孝女」形象日益鮮明，甚至成為曹娥信仰的核心象徵，
反觀「巫女」則為人隱沒不提。曹娥「孝女」形象之突出，且能綿延不絕流 傳後世，係因士人不斷反覆地書寫曹娥投江尋父的孝行，而士人之所以如此 關注或崇敬曹娥，乃與以「曹娥碑」為基礎而不斷累積的文化傳統息息相關。
曹娥碑文相 傳為東漢邯 鄲淳與當時 頗負名望 的魏朗暗中 較勁所勝出 的 傑作，正因如此出類拔萃，士人紛至一觀。東漢名士蔡邕的評語「絕妙好辭」，
魏曹操與楊修為解「絕妙好辭」相較機智的故事，以及東晉王羲之在碑上書 寫小字，屢屢標誌曹娥碑文為「經典」。他們因情所發的評語或故事，經歲 月的沖刷積澱，亦成「典故」。「經典」與「典故」，賦予曹娥廟「名勝」的 色彩，加上會稽 地區水路交 通發達，士 人得以絡 繹不絕經由 曹娥江謁廟 懷 古。到了明代，曹娥廟甚至有如士人從事文藝活動聚集之地。士人弔古之餘，
或出自與前人較勁為文技巧的心理賦詩，或純粹歌頌曹娥的孝行，書寫一篇 又一篇文情並茂的詩歌，亦留下不少對聯、匾額，曹娥之名在其間鼓盪擴揚。
至明代，隨著賞玩文化與出版事業的發展，士人品鑑與追逐曹娥碑帖。
即便曹娥碑已由文物走進欣賞層次的藝品，然而亦能間接提醒士人關於曹娥 的種種典故，發揚曹娥之孝。總之，士人在弔古、旅遊、賦詩分韻之類的文 藝創作，以及碑帖鑑賞等活動中，留下的詩、對聯、廟額、碑帖「層累構成」
了曹娥的文化傳統，曹娥之名在此中不斷激揚，孝女形象日漸定型，從而覆 蓋了原始巫女的面貌。
士人為曹娥建立的文字世界，使其名聲不因廟貌的興廢而衰微，亦不受 王朝更迭而能歷久彌新。他們在這世界時而對曹娥碑文加以評論，時而以曹 娥為題大發詩興 ，很難確知 他們是否「 信奉」曹 娥。曹娥之 名在識字階 層
（literate）與口傳系統（oral）中如何擴散，亦難以釐清。但自東漢曹娥廟建 廟之後，士人陸續前往謁廟，曹娥廟周遭的百姓即便已知曹娥的事蹟，經由 士人的複述，無疑對曹娥的事蹟更為熟稔，進而以曹娥為傲，形成對曹娥女 神的認同感。此外，曹娥江舟楫頻繁，近世時期江邊左右皆鹽場，商人小販 東西往來穿梭，與當地百姓貿易，很容易言談間將曹娥的事蹟擴散出去，進 而吸引士人以外的群體進入祭拜。
曹娥廟前五月的競渡活動，則是擴散曹娥事蹟的最佳時節。此時周邊地 區商販聚集，識字階層與不識字百姓的分野於焉消失，一齊群聚於曹娥廟禱 祭慶祝。換言之，曹娥廟在「曹娥碑」的文化傳統之外，另有其民俗文化的 作用，前者只有識字階層能夠參與其中，而後者則一開始為百姓驅逐邪祟所 發起，後來則發展為具節慶性質的民俗，士人亦同至歡慶。這兩股力量相互
疊加，使曹娥廟逐漸形成「名勝」。曹娥廟作為「名勝」，擁有豐富歷史文化 之積澱，故當它因戰禍兵燹或經風吹雨淋而頹圮後，得以不斷修葺重建。
國家權力的作用
東漢縣令度尚為曹娥建廟立碑，闡揚曹娥的孝行，視曹娥為宣揚孝行的 女神。「孝」自此「銘刻」在曹娥信仰之中，且經歷代士人不斷書寫傳述，
「孝」成為曹娥信仰之核心意涵，愈見深刻。「孝」既為儒家倫理綱常重要 的一環，度尚用以覆蓋曹娥巫女的身分，企圖移風易俗，改善會稽縣迷信「淫 祀」之巫風，近世地方官亦利用曹娥信仰教化百姓，維繫世教人心。不同的 是，自宋神宗年間，曹娥獲得朝廷認證，進入祀典，被確認為合法的「正祀」，
地方官須春秋二祭，且定期修葺廟貌。其次，經宋廷兩次整理天下神祠，加 上地方百姓的請封，曹娥取得「夫人」的爵位，隸屬皇權之下的意味益加濃 厚。簡言之，經士人文字的傳播，與國家力量介入敕封，曹娥一次次「正統 化」，具楊慶堃所說的「政治倫理信仰」之屬性。官方由此將儒家思想中孝 的文化，通過受國家認證的曹娥女神，由上而下，藉宗教的感染力而滲透進 地方社會，教化百姓。
隨著曹娥在地方知名度的提升，其於地方官心目中教化的意義似乎越來 越高。明嘉靖年間紹興知府南大吉設通府歷代列女於曹娥廟之東西兩廡，即 為明證。萬曆四十五年劉姓巡撫亦是著眼於曹娥孝的表徵，在諸萬里的請託 下，使明孝女諸娥配祀曹娥，並與原先配祀的宋孝女朱娥形成「三孝祠」。
當曹娥廟的祭祀結構轉變為以「曹娥」為主神，朱娥、諸娥從祀時，無疑象 徵曹娥官方地位之提升。清雍正年間更可見其位於浙江錢塘縣表貞祠內九十 七位列女之首的記載，曹娥已為浙江地方女性典範的歷史人物自不待言。
然而，曹娥信仰以孝為核心的本質，是曹娥由孝女轉升神祇，進而列入 祀典的原因，卻也成為限制曹娥信仰無法廣泛傳播的重要因素。宋代以來，
朝廷之所以未在其他地區廣建曹娥廟，以推廣孝道，係實踐「孝」的場域為 家內，因此作為標榜孝的曹娥女神理應植根鄉里。曹娥與天妃皆於宋代被國
家收編進祀典，敕封「夫人」，曹娥卻不若天妃後來成為全國性的神祇，信 仰的核心象徵意義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華琛研究天妃信仰時，特別關注信仰興盛與傳播中國家力量的作用，他 指出國家整合文化給予的是信仰結構，而非信仰內容，百姓在國家「標準化」
的框架下，可另外尋找信仰的意義。華琛認為，天妃能夠從福建的莆田小地 方躍升眾神的要角，國家力量影響甚深，他尤其強調敕封對於信仰發展的重 要性。然而，曹娥成神以至於進入祀典前，實際上已充滿儒家的意涵，具備 教化的職能，沒 有淫祀之虞 。官方敕封 的認證無 法為曹娥信 仰吸收更多 信 徒，換言之，官方敕封及曹娥爵位之有無，對於曹娥信仰的發展並無太大的 幫助。
地方社會的支持
曹娥香火之興盛繫乎百姓崇奉的程度。曹娥在魏晉南北朝時，擁有「巫 女」與「孝女」雙面的形象。「孝女」的性質發展為以孝為核心的「政治倫 理信仰」，「巫女」則為日後曹娥化身潮神奠定基礎。曹娥於宋代被百姓奉 為潮神，其來有自。浙江地區自先秦時代即潮患頻繁，百姓畏懼大自然的破 壞性力量，因此信奉當地潮神伍子胥，曹娥之父曹盱即是在端午節時分為了
「婆娑」迎伍子胥而死。曹娥尋父心切，施展巫術，獲知父親屍體所在處，
從而投江，抱父屍而歸，但亦命喪黃泉。克紹箕裘的巫女曹娥充滿神異色彩，
這樣奇幻的事蹟，地方官度尚特意淡化之，而突顯其孝行感人，以之教化百 姓，但百姓亦從中汲取曹娥靈異的面向。曹娥廟位於曹娥江旁，曹娥江又為 浙江東西交通往來的孔道，往來旅遊、貿易、入京、傳遞軍事訊息的旅客、
商販、外國使者或驛使，若航行不順，便向江邊的曹娥默念祈禱。最遲在宋 代，曹娥已被當地百姓看作潮神，甚至遠道而來的朝鮮使者亦知向祂祈求舟 楫平安。
曹娥在地方累積靈驗事蹟，於宋神宗熙寧十年進入祀典，而後或許經地 方請封，在宋徽宗大觀四年受封「靈孝夫人」，但曹娥進入祀典與受封「夫
人」僅是錦上添花，並不保證或促進祠廟香火鼎盛。當明代張夏神、天妃、
總管神傳入會稽縣，曹娥庇佑航運、維持江潮穩定的靈力逐漸被這些潮神所 稀釋，便流失不少信徒。明初曹娥廟的頹圮衰敗，以及終明一朝，地方百姓 未請復封明初曹娥被削的「夫人」爵號，但天妃卻進一步晉升為「聖妃」，
即是信奉曹娥的信徒日益減少之證據。此亦說明國家收編神祇入祀典可能源 於國家「正統化」神祇的企圖，然而敕封政治手段的施加與否，則可說反映 了百姓崇奉的程度。
國家敕封與民間崇奉的關係，在清代的曹娥信仰看得更清楚。雖然我們 無法確知為什麼曹娥信仰在明代沉寂多時，到了清代又重燃靈力，出現許多 靈驗的傳說，使得曹娥除了原本官方「孝」的象徵，以及既有的潮神性質外，
又添加「禦虎」、「驅鰌」、「醫療」的職能，但毫無疑問，百姓在既有的曹娥 信仰內涵上，又繼續擴展、添加曹娥的神力。當士民於嘉慶十二年與同治五
又添加「禦虎」、「驅鰌」、「醫療」的職能，但毫無疑問，百姓在既有的曹娥 信仰內涵上，又繼續擴展、添加曹娥的神力。當士民於嘉慶十二年與同治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