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論 - 小說與人生：龍瑛宗〈趙夫人的戲畫〉之析論

緣於靦腆內向的個性，出身商人之家的小資產階級，這樣的出身使龍瑛宗的文學被認為呈現畏縮和逃避的風格，而其後天的文學教育則是受到法國、俄國寫實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及日本感覺派文學的影響，使其非常重視小說的藝術形式，文學創作中的美學藝術更是他努力追求的目標。然而，身處於由日本殖民所帶來的現代性使台灣經濟由農業經濟步向市鎮的、工商經濟的年代，並夾雜著台灣人心靈遭受到皇民化和戰爭威脅的陰影，龍瑛宗的文學世界，主要是以日式教育知識分子的觀點，描繪日治時期在殖民統治及封建習俗深刻化的摧殘下，台灣人民階級頹喪、陰鬱、灰暗的心靈層面和生活圖像，特別是對於台灣女性悲劇性命運的悲憫觀照，此亦反應出龍瑛宗強調文學之社會性質的文學觀。日治時期的小說，過去被討論的男性創作者的書寫策略，總免不了與反殖民、反階級的觀念串聯在一起，但龍瑛宗是一個用心經營藝術形式的作家，在當時台灣文壇以現實主義為主流的風氣中，他卻不斷進行多樣化的形式實驗和敘事改變，進入浪漫主義、現代主義和新感覺派的藝術世界。由此，龍瑛宗這種多元化的文學形式之接受，致使他的作品具有強烈的異質性。其文學風格，突破了外象寫實的窠臼，注入心靈葛藤的寫實，融會了現代主義個人式的內省與質疑，及感覺派纖細唯美的色彩，充分顯露出世紀末殖民地知識分子「美麗與哀愁」的思考角度。

在新文化運動的推波助瀾下，台灣新文學運動於一九二 0 年展開，至一九三三年邁入成熟期，部分的台灣作家與日本作家提出了「文藝大眾化」的主張，加上報刊雜誌的發行，均直接或間接營造了一個有利於通俗文學發展的環境，且通俗小說不僅是台灣現代化、都市化以後的產物，也代表著三 0 年代中期以後，台灣出版媒體的發達與消費文化、消費社會的成熟。而透過台灣的第一份通俗文藝雜誌《三六九小報》、發行量最大的《台灣新民報》及由知名通俗小說作家主編的《風月報》此三份刊物怕耙梳了三 0 年代通俗文學的生產機制，其是脫離不開作家、媒介及讀者三方的互動，進而傳達當中所

包含各種類型的價值伸張與慾望表達，或是不同意識形態的訴求，但最重要的創作宗旨仍是以讀者為考量。一九三九年於《台灣新民報》連載的中篇小說〈趙夫人的戲畫〉，

是龍瑛宗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後篇幅較長、也較令人期待的作品。在其開始連載之前該報便曾刊有新作預告，當中龍瑛宗自言這篇作品在寫作技法與風格上頗有思考琢磨，因此可以說是一篇相當具有實驗性的作品。龍瑛宗將一部具強烈實驗性質的作品置於通俗文學的消費場域中，其目的是欲利用通俗文學生產機制所培植出的廣大讀者體現其強調文學社會性質的文學觀，及傳達其對文學技巧與形式的勇於試驗。吾可以說這是龍瑛宗對閱讀大眾的正視與體恤，他也希冀藉此文類的傳遞，加強其文學藝術的效果與議題力道。

龍瑛宗刻意的書寫方式不只是其在文學藝術上技巧的展現，在小說的主題思想上更是帶有其強烈的文學意識。其中，藝術與人生兩者相互指涉的交錯關係，置於文本的表面是藝術模仿著人生而行，但在文本的深層他是要藉者筆下「龍瑛宗」這個作家的角色，

指出文學藝術指導真實人生的概念，也唯有文學藝術能夠完整呈現出現實人生。其次，

龍瑛宗在小說中以兩性「二元社會階級」的角色設定，進一步體現出性別在階級差異烘托下的相互比較。趙俊馬與趙夫人挾著與生俱來的家世優渥背景，展現在讀者面前的是三 0 年代日治時期中上階層於教育資源的優勢及特殊的情慾消費生活常模。特別是情慾消費的文化，其背後所代表的是一股強大殖民現代性的力量，而此一文化發展的場域包括了通俗刊物、娼妓與藝旦，兩者同時交互影響著，因為娼妓與藝旦是社會關注的慾望對象，其本身因經由報刊被文人男性所介紹，而使得通俗刊物益加盛行，且成為文人與藝妓、女給情色消費文化的蔓延，同時也增強了娼妓與藝旦的公共化程度。而又因通俗文學是隨情慾消費而產生的文學現象，故又稱為「媚俗藝術」，其意味著富有與奢侈，

或說是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表達，故其也成為了「階級」的標記。最後，日治時期的台灣女性受到「殖民者—資本家—父權」的三層壓迫，在眾多的婦女解放議題討論中，「婚姻自主」、「自由戀愛」最受到矚目，這兩個議題不只關乎於女性的處境，

當然男性也必然牽涉其中，不過由於父權社會中女性處境的壓迫是更甚於男性的，所以

女性的活動更是值得注意。不論是上流階級的趙夫人或低下階級的冬蘭，於婚姻兩個人幾乎是接受傳統宿命的安排，而小說中多數的女人在俊馬的眼裡更只是情慾投射的對象，讓讀者感受到的盡是女性身處在日治時期歷史大時代下的無奈與悲哀。除了現實的陳述，龍瑛宗嘗試能讓趙夫人去突破社會男女不平等的框架，表現出批判的態度，而提升女性的覺醒。除此之外，他更書寫出了當時女性對逸出現存體制的渴望，一個從男性父權秩序中逃逸強烈渴望，且建構出一個別於一般的女性主體，進行一種體制外的女性主體反思，傳達身為一個優秀的男性作家對女性的深切關懷。

龍瑛宗對各種文學思潮與技巧所抱持的是開放性的態度，他重視小說的藝術形式和技巧，並且強調文學中純粹的美學觀，而這也使龍瑛宗的文學創作具備了現代主義的特色—內省、為藝術家畫像和孤獨感；然其對紀德的刻意仿效，使龍有意的應用「後設小說」的技巧於〈趙夫人的戲畫〉，並藉其說明藝術與人生交相指涉的關係。在視角上，

龍瑛宗運用了全知全能的非聚焦型視角與不定內聚焦視角相互的巧妙轉換，其不僅能使讀者在閱讀時對故事中的人、事、物瞭若指掌，且能使人物心理活動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完整呈現，有效地強化小說的真實感和親切感。其次，龍以內、外敘述者相互滲透的方式使小說呈現「戲中戲」的結構，目的是要營造／破壞讀者在閱讀層次上的物調和節奏，

進而形成小說架構的斷裂。在人物塑造上，趙夫人是唯一衝突色彩濃厚的圓型人物，而在小說中最虛無飄渺的作家龍瑛宗卻也是小說中相當關鍵的人物，其不僅是龍瑛宗對於後設技巧所利用的核心概念，更重要的「他」還是龍瑛宗為了將趙夫人女性慾望發展此種挑戰世俗價值觀的想法隱藏在此一戲謔、嘲諷作家意味濃厚小說當中的朦朧手法。另外，龍瑛宗也使用了其擅長的象徵筆法，使人物的抽象情感更具體有利的呈現，而小說的情節安排則是以趙夫人為主線，配合其他角色的副線交錯發展進行。在〈趙夫人的戲畫〉中，龍瑛宗以各種精采的內心描寫方式探索人物內心世界的奧妙，而其唯美的小說語言更為文本提供了美學的基礎，加上「聲」「色」交錯的文學意向，均讓讀者感受到龍瑛宗個人強烈的藝術風格。

1937 年，龍瑛宗的第一篇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得到日本改造雜誌懸賞小說佳作獎，這是觀察龍瑛宗文學風格的指標作品，同時也是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因受戰爭時局影響而產生重大轉變的分界點。過去的評論多以為龍瑛宗的小說呈現現代人心理的挫折，描繪黑暗沉重的殖民社會中，台灣青年的苦悶與壓抑。但雖然他筆下的人物大多均需承受環境的扭曲或有宿命論的傾向，但絕非是自甘墮落或向命運屈服，其在〈趙夫人的戲畫〉裡所隱含於文字背後的思想更是對當時社會的大膽挑戰。

參考書目一、中文書目

《三六九小報》成文出版社復刻本

下村作次郎、黃英哲，1998，〈台灣大眾文學緒論〉，《台灣大眾文學系列．第一輯》台北︰前衛。

下村作次郎、黃英哲，1999，〈談戰前台灣大眾文學----台灣文學史的一段空白〉，《中外文學》，第 27 卷第 6 期，頁 29-40。

山田敬三，1994，〈悲哀的浪漫主義者----論日據時代的龍瑛宗〉，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國際學術會議，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頁 4-9。

孔慶東，1998，《超越雅俗—抗戰時期的通俗小說》南京：南京出版社。

王怡心，2003/9，〈琦君小說中的女性意識〉，《東吳研究期刊》，第 10 期，頁 284。

申單，1998，《敘述學與小說文體學研究》，北京大學出版社。

白少帆等主編，1987，《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遼寧大學。

矢內原忠雄著，1999，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北：海峽學術，。

朱家慧，1996，《兩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龍瑛宗與呂赫若研究》，台南︰國立成功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朱壽桐，2004，《文學與人生》，台北：揚智文化。

巴爾‧米克（Mieke Bal）著，1995，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理論導論》，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佛斯特著，1998，李文彬譯，《小說面面觀》，台北：志文。

佐倉孫三，1988，《臺風雜記》，台北：東方文化複印。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台灣社會領導階層之研究》，台北：正中。

吳衿鳳，2003，《龍瑛宗小說中的知識份子與社會》，屏東︰國立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

在文檔中小說與人生：龍瑛宗〈趙夫人的戲畫〉之析論 (頁 8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