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說發展

57 葉石濤將新文學運動分為三個階段：搖籃期﹙1920-1925﹚、成熟期﹙1926-1937﹚、戰爭期﹙1937-1945﹚。

參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 年再版，頁 28-67。

58 葉石濤，〈抗戰時期的台灣新文學〉，收入《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1990 年，頁 50。

「通俗小說」別於「純小說」、「高雅小說」或「嚴肅小說」，是以文字創作之淺近 易懂、適合群眾的敘事作品，與其他形式小說差異性為「強調大眾化品味時，與『高雅 小說』相對；強調消遣娛樂功能時，與『嚴肅小說』相對；強調形式技巧的模式話與穩 定性時，與『先鋒小說』、『探索小說』相對；強調商品性、功利性時，與『純小說』相 對」⁵⁹。故「通俗小說」具備下列五大特性⁶⁰：﹙一﹚大眾性：採用的語言是大眾化的，

淺近易懂的。作品表現方式是通俗的，內容是大眾所熟悉或關心的。﹙二﹚娛樂性：其 為主要的功能為追求消遣、娛樂，讀者藉閱讀通俗小說以宣洩情感或調劑心情或休閒輕 鬆或尋求補償或淨化心靈。﹙三﹚時效性或流行性：通俗小說貼近社會現實，描繪當時 社會群眾所關心或遭遇的情事，反應當時社會狀況與時代潮流，可說是社會變遷的溫度 計，因而有明顯的時效性。﹙四﹚教化性：其普遍有「懲惡揚善，忠孝節義」之「寓教 於樂」之功能。﹙五﹚重複性：通俗小說會呈現集體的文化模式，也會出現作家個人的 作品模式。

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經濟發展為基礎得以滋長繁榮 的，在內容上以傳統心理機制為核心的，在形式上繼承中國古代小說傳統為模式的文人 創作或經文人加工再創造的作品，在功能上側重於趣味性、娛樂性、知識性和可讀性，

但也顧及『寓教於樂』的懲惡勸善效應；基於符合民族欣賞習慣的優勢，形成了以廣大 市民層為主的讀者群，是一種被它們視為精神消費品的，也必然會反映他們的社會價值 觀的商品性文學。⁶¹

黃美娥指出在二十世紀初期《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上，就已出現受西學影響，而探 討新文學的論述以及小說創作。她特別引介李逸濤﹙1897-1921﹚其人的「新聞小說」，

認為在一九 0 五至一九一一年間，李逸濤兼具啟蒙與通俗特質的小說，使傳統文學社群

59 孔慶東，《超越雅俗—抗戰時期的通俗小說》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 年，頁 23。

60 易燕玉，《日據時期台灣大眾小說研究----以女性角色為主》，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2-13。

61 范伯群，《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作家評傳叢書‧總序》，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 年，頁 1-2。

的創作與閱讀結構產生變化：

正由於新聞小說的兼顧通俗與啟蒙性質，原本光憑通俗性還不足以使孕育現代意義 的小說在台灣生根的情況，至少有所改善，小說獲至一正確而可大力推展的絕佳理 由；因此，小說讀者群大增，遂能由台灣文學結構的邊緣向中心位移，卒而產生台 灣文學知識秩序邊界挪移、活動的現象。⁶²

台灣通俗小說的興起與發展乃隨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並透過報章雜誌的發行 而實踐。而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內涵，並且一開始即伴隨新文化運動而 來。除了台灣社會的內在變化外，受日本的大正民主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朝鮮的三 一獨立運動之促成，源於一九二 0 年的台灣新文化運動，是非武力抗日運動的鮮明指標。

63當時留日的知識份子於東京成立了「新民會」，並在同年以中、日文發行機關刊物《台 灣青年》，成為推動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台灣青年》之後再發展成《台灣》雜誌，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改成全為中文版的《台灣民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台灣民 報》以增加日文版的條件遷入台灣，一九三 0 年增資改組，並易名為《台灣新民報》。

在改組的過程中，許多重要的文學主張如：「白話運動」、「新舊文學論爭」、「台灣話文 論戰」等相繼於此提出。故台灣新文學運動是以《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為中心展 開，而《台灣民報》又對台灣通俗小說的興起影響最甚。因《台灣民報》的發行面廣，

普遍深入一般民眾裡，其譯介、轉載了許多大陸的新文學作品及翻譯作品，如：胡適、

魯迅、郭沫若、冰心等，也引進了近代西方的文義思潮，所以其不僅影響著台灣新文學 運動的發展，也使台灣的通俗小說逐漸萌芽興起。除了前述的《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外，

在新文學運動後的通俗文學，或可由一九三 0 年九月九日創刊的《三六九小報》的小說 連載算起。其連載的小說作品涵蓋白話、文言，風格與精神類似鴛鴦蝴蝶派小說，可以

62 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台灣文學新知識新秩序的生成〉，受入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主 編，《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管籌備處，2006 年，頁 73。

63 林瑞明，〈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收於林瑞明著《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文化，

1996 年，頁 2。

說是《台灣新民報》日文長篇通俗小說出現前的另一種中文通俗小說。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期間「左傾社會運動與激進之民族主義運動遭到全面壓 制，新文學運動遂成為替代社會運動吸納知識份子之苑囿」⁶⁴，此時台灣的新文學運動 已經進入了高潮期，各式的文學團體及雜誌刊物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而從事小說創 作的作家活躍於文壇，作品豐富。此期出刊的文學刊物有《南音》、《福爾摩沙》、《先發 部隊》、《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等，而在這些刊物出刊的小說逾九十篇，作家包括：

葉榮鐘、賴和、張文環、巫永福、楊逵、翁鬧……等，由此可見當時小說作家與作品的 興盛景象。而其中在《南音》的發刊詞中列舉了五點使命：

一、為解決生活上的痛苦，藉文字來消怨解悶。

二、做思想交換的機關，盡文藝的啟蒙運動。

三、在迷濛苦悶的人們的心靈上，添上文藝潤澤。

四、推行思想和文義的普通化、大眾化。

五、供給作品的發表園地，鼓勵作家的構思和執筆。⁶⁵

葉榮鐘也在《南音》第二號〈卷頭言〉提出其對「大眾文藝」的主張：

在日本內地今日所謂「大眾文藝」乃是為一般文化的教養較低的大眾去鑑賞的通俗 文藝。它的發生原因，自然是根據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因為文學已不是一部分特殊 的專有物，它若是對於全體社會與人生無所寄與就沒有意義的。所以藝文一發，要 接近大眾，供給大眾以娛樂和安慰，使彼等切實地去觀照他們自身的本相，思想和 感情。藉以涵養大眾的趣味和品行，給他們的人能夠藝術化，那麼非更為通俗化不

64 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1999 年，頁 107。

65 葉石濤，〈《南音》及其周圍〉，《台灣文學入門》，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頁 50。

可。⁶⁶

葉榮鐘所說的「大眾文藝」是屬於一般大眾的、接近大眾的，其流露出知識份子的角度 認為必須「供給」大眾娛樂與安慰，希望「給」大眾的人生能夠藝術化，所以文藝必須 先達到通俗化。

於此，我們可以看到「文藝大眾化、通俗化」已經成為文學論壇共同關注的焦點，

林克夫、芥舟、楊逵、張深切等人紛紛對此撰文予以討論，這樣的議題甚至延續到了四 0 年代：

他們對通俗小說的寫作做了具體的要求。提出要「以新內容新觀念而組織新 的通俗的觀念」，小說的創作要以生動有趣為前提，但是「一切人物、動作、

環境、對白要合理化」。在語言表達上，既要「周詳」、「正確」又要注意「經 濟」，不能囉唆；在情節的構思上，應注意「文筆的通俗」、「描寫的生動」、

「要有一個生動的故事」、「一個出乎意料的結束」⁶⁷

綜觀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間「文藝大眾化」的發展不僅受到關注，通俗小說的 創作風氣也相當興盛。當時連載於台灣新民報徐坤泉所著《可愛的仇人》、《靈肉之道》

不僅是出版了單行本，其中《可愛的仇人》更是連續印了三版，這在台灣文學的出版成 績裡是非常難得的，所以通俗小說在當時受到大眾歡迎的程度可見一斑。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近衛內閣於蘆溝橋事變發生後的內閣會議中，確立國民精神 總動員的實施與推展，台灣總督府的施政為配合日本國內對戰爭情勢的措施，便利用中 日戰爭的爆發，使全島更進一步皇國民化，以便實施戰時體制，此後台灣即進入強制性

66 葉榮鐘，〈卷頭言--『大眾文藝』待望〉，《南音》第二號，1932 年 1 月 6 日。

67 湯慶聲，《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流變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年，頁 70。

同化政策----皇民化運動的階段。這時報刊雜誌漢文欄都被下令廢止，之前許多已蓬勃 發展的雜誌刊物均受迫停刊，使得作家頓失發表的空間，台灣文學被迫進入一個黑暗的 時代，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發行的主要文學刊物僅存《台灣文學》、《文藝台灣》

及《風月報》。因此有的作家依附在日本作家的團體，也有部分作家迂迴表現，或在藝 術性的追求裡完成自我。然而在此期間所發表的小說已無法以強烈的抵抗態度去反抗日 本殖民政府，故作家紛紛將其寫作的焦點投注於台灣社會的風俗習慣，人民的現實生活 或家庭內部、婚姻問題、養女制度、男女關係、道德傳統乃至風花雪月等，許俊雅亦在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中指出：

當異族一再摧毀台灣傳統之風俗與文化時，小說內容不再動出豪語，要反傳統，要 解放傳統對個人的束縛；反之，小說開始生動描述市井人物，風土習俗，強調傳統

當異族一再摧毀台灣傳統之風俗與文化時，小說內容不再動出豪語，要反傳統，要 解放傳統對個人的束縛；反之，小說開始生動描述市井人物，風土習俗，強調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