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研究討論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與上述的研究結果發現可以綜合討論如下：

壹、各影響因素之綜合討論

依據預期性死亡與非預期性死亡在各變項的考驗結果可以發現，死亡的預 期性與否確實會顯著影響個體的悲傷迷思程度。主要是經歷非預期性死亡者在

「遷怒他人與自責」、「遺憾後悔」與「讓時間治療一切」的悲傷迷思程度上會 顯著較高。這與許玉來等人譯（2002）對經歷非預期或突發的死亡事件之悲傷 者的觀察是一樣的，此書的作者指出對悲傷者而言未預期的死亡常是令人感到 荒謬且無法接受的，個體原先對生命所理解的意義感會受到很大的衝擊，因此，

很容易會增強個體面對悲傷時的不合理信念，甚至會引發悲傷者強烈的震驚、

憤怒、自責、遺憾與麻木等反應。

過去有許多的研究都曾指出由於沒有機會和逝者道別、也由於事件是在毫無 心理準備之下發生，非預期性的死亡常會造成強烈的震撼與未竟事務，帶給生者 強烈的遺憾與自責，也會帶來強烈的悲傷反應（Reed, 1998；Sanders,1988；

Romanoff 和 Terenzio,1998；Klapper 和 Rubinsten,1994；林家瑩,1999；李 佳容,2002）。

然而，本研究的結果則顯示死亡的預期與否在至今復原程度上並沒有顯著的 影響，探討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本研究並未去區分死亡對象為何，至親之死 亡與其他對象之逝世，其預期性的衝擊可能即不同，對於與逝者不甚親密的受試 者而言，即使死亡不在預期之內發生，逝者的過世仍然可能在一開始就不曾激起 震撼的漣漪，對其之後復原過程的影響力自然也不強；其二，由於至今復原程度 測量的時間點是「現在」，然而對於那些已經經歷死亡事件一段時間以上的受試

者而言，當初非預期死亡所帶來的震撼與憤怒感受已漸漸平息，很可能因此造成 至今的復原程度差異不顯著。

二、 「性別」之綜合討論

依據性別在各變項的考驗結果可以發現，性別在因應行為上確實具有顯著差 異，本研究結果發現在「物質的使用」這個因應行為上，男生的使用頻率顯著高 於女生，此與過去洪冬桂（1986）的研究結果相同。此外，女生則在「對逝者正 向的因應」、「積極重釋」、「尋求他人支持」、「直接宣洩情緒」等向度以及「因應 行為量表總分」上都顯著高於男生，此發現也與林彥佑（1999）、洪冬桂（1986）、

黃慧涵（1992）、 Endler 與 Parker（1990）、Patterson 與 McCubbin（1987）

的研究結果大致上相同，證實在面對失落事件時，女生確實較傾向使用情緒焦點 因應策略，並較願意採用社會支持的因應行為。此外，研究結果也顯示性別對因 應行為有其預測力存在。

在至今復原程度部分，從過去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性別一直是學者們很有興 趣的變項，而關於「性別會不會影響個體之悲傷復原程度」這個問題，一直沒有 一個確切的定論。本研究的結果則顯示在至今復原的狀況中，男生特別在「失去 正常生活機能」此一向度的分數顯著高於女生。過去 Kenneth（2002）曾指出男 性在面對悲傷時「應一個人承擔」的觀念常會剝奪他們獲得幫助的機會，影響其 回復到正常生活；Stroebe（1992）、Murphy 等人(1999)與 Cook（1998）則分別 強調「性別角色」對不同性別悲傷者在復原過程中的影響，他們發現男性在面對 悲傷時傾向壓抑其悲傷。而當悲傷無法被適度宣洩時，男性也較會產生負面的反 應(Stinson & Lasker,1992)。綜合上述原因，將不難使我們瞭解為何男性在「失 去正常生活機能」的複雜性悲傷傾向上會顯著高於女性，或許正是因為男性在面 對失落事件時常會壓抑其情感，亦不願意向人求助，因此在復原的過程中很少會 有受到他人或其他資源協助的機會，造成未解決的悲傷日積月累的影響其生活，

始終無法真正恢復到正常。

研究結果亦發現男女生在悲傷迷思程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知個體悲

傷迷思的程度並不會因性別而有所不同。研究者推論其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個體 的悲傷迷思最主要是從小從重要他人的示範、或接受到社會環境的暗示而形成 的，並不具有性別上的差異，由於悲傷迷思之概念於本研究中屬於初探性質，因 此此部分的研究結果尚待未來之研究進一步驗證之。

三、 影響因素對悲傷迷思、因應行為與至今復原程度的綜合討論

欲探討影響因素對悲傷迷思、因應行為、至今復原程度的影響力或預測力，

是本研究重要目的之一，茲將此部分重要研究結果綜合討論如下：

（一）受試者與逝者親密程度是所有影響因素中唯一一個對「悲傷迷思」、「因應 行為」與「至今復原程度」都具顯著預測力的變項，尤其是在對悲傷迷思 與復原困難程度的預測分析上，「與逝者親密程度」都是最具解釋力的因 素，足見與逝者關係親密程度在悲傷者的復原歷程中，是佔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的。此結果也與過去的一些相關研究結果相符，在 Prigerson 等人 (1997)的研究中也曾證實與逝者過於強烈的依附關係容易產生複雜性悲 傷與復原困難的情形；黃慧涵（1992）的研究結果則是發現，經歷至親過 世的悲傷者較會產生遺憾、強烈思念與絕望等感受，推估這些感受很可能 都會加深悲傷者的悲傷迷思，也容易造成復原困難。

（二）綜觀「失落事件距今時間」在各變項上的影響力，發現其對正、負向至今 復原程度皆具有顯著之預測力，此外，失落事件距今時間對悲傷迷思也具 有預測力，但是解釋力非常低。Prigerson 和 Jacobs（2001）；Rando(1984) 都曾指出一般的悲傷是會隨著時間慢慢消退的，Neimeyer 等人（2002)的 研究也指出失落事件發生三年後仍有強烈悲傷程度者只佔 15%，本研究結 果則顯示時間對悲傷的復原程度的確具有影響力，失落事件距今時間越 長，其正向復原程度越高，復原困難程度則越低。

（三）為瞭解支持系統的「量」與「質」分別在悲傷復原歷程中佔有如何之地位，

本研究分別蒐集大學生「社會支持系統的數量」與其「感受到支持系統提 供其支持的強度」兩部分資料，並以迴歸的方式考驗其預測力，發現「支

持系統數量」可以同時預測「悲傷迷思」程度、「因應行為」使用頻率與

「正、負向復原程度」，而「支持系統強度」則只能預測「因應行為」與

「正向復原程度」；結果顯示當個體知覺到越多人在悲傷復原的過程中給 予他支持，其悲傷迷思程度會越高；支持系統的數量與強度都可以正向預 測因應行為的使用頻率，然而，檢視其預測力則可以發現：支持系統強度 之預測力遠比支持系統的數量來的高；此外，結果也顯示支持系統強度並 無法預測復原困難程度，可見對個體而言，知覺到能支持自己的人越多，

基本上會比其知覺到支持程度的強弱來的具有意義。

（四）「家中談論死亡開放程度」只有對悲傷迷思具有解釋力，此解釋力亦不高。

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原生家庭談論死亡的開放程度與失落事件沒有直 接的相關，因此個體針對失落事件所採取的因應行為以及此事件帶來的悲 傷程度都較不受此環境因素之影響，此與陳增穎（1998）的研究結果相同。

而因為悲傷迷思本身較受個體從小環境的影響，所以家中談論死亡開放程 度對悲傷迷思具有預測力，但預測程度亦不高。

（五）結果也發現，受試者知覺到「悲傷被接受程度」越高，其正向復原程度就 越高、復原困難程度越低，悲傷迷思程度也越低。尤其是對正向復原程度 的預測力較顯著，顯示出個體越能知覺到悲傷被身旁人所接受，其悲傷復 原程度越佳，這結果與黃慧涵（1992）和 Klass(1993)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貳、最常使用與最有效的因應行為之綜合討論

綜觀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最常使用的因應行為與知覺到最有效的因應行 為之前五名重複的就有四個，包括「盡量恢復到平常的生活步調」、「往好的方面 想」、「設想逝者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很好、沒有痛苦」、「說服自己慢慢接受事實」，

由此結果可以發現，整體而言大學生最常使用的因應行為多傾向於獨自思考與調 適，讓自己慢慢接受失落的事實，並回復到正常的生活步調。此結果與李佩怡

（1996）、陳增穎（1998）與黃禎貞（2002）的研究結果皆十分符合。值得一提

的是，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在因應行為量表參考陳增穎（1998）訪談資料而增題 的「盡量恢復到平常的生活步調」，是本研究中大學生最常使用的因應行為，也 是他們知覺到有效的因應行為的第五名，證實了「恢復到正常的生活步調」確實 是大學生常用也覺得有效的因應方式之一。

將大學生在因應行為各向度的使用頻率與他們知覺到最有效的因應行為做 一比對，並參考 Carver、Scheier 及 Weintraub (1989)對因應行為的實徵研究 結果，可以發現大學生最常使用的因應行為，基本上與他們認為最有效的因應行 為十分雷同，都是偏向於 Carver 等人所指的「情緒焦點因應」，尤其是在「對逝 者正向的因應」、「積極重釋」及「轉移注意力」三種因應行為上；而「物質的使 用」是大學生最少使用也甚少被選為對自己有幫助的因應行為，陳增穎（1998）

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出同樣的現象，研究者推估很可能就是因為大部分的學生並未 使用過此一因應行為，所以會認定它有效的機率自然相對的很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接宣洩情緒」並不是大學生最少使用的因應行為，

卻是最少被大學生選為對自己有幫助的因應行為，這反應出大學生一開始在面對

卻是最少被大學生選為對自己有幫助的因應行為，這反應出大學生一開始在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