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社會大眾對生活品質的注重、消費意識的高漲、利益團體蓬勃等因素，
「企業社會責任」已從早期二十世紀初興起時，學者間仍對於是否應負起社會責 任有著不同的爭論（葉泰民，1993）。近年來，企業以身為社會公民為榮的觀念，
由國外傳至國內並逐漸成形。儘管國內受到近年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但是只要在 不影響獲利的情況下，多數企業還是願意為公益盡心。直至今日，善盡社會責任 幾乎已成為企業欲永續經營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
而企業投身公益的途徑有很多，具體的實現經常是透過企業慈善活動
（Corporate Philanthropy）或是企業贊助（Corporate Sponsorship）等方式
（陳昱美，2002），除了各種非營利組織主動向企業募款、請求企業贊助之外，
部份企業會選擇在企業體下主動成立獨立的組織來處理相關事宜；前者可以稱為 企業的「直接贊助」行為，而後者則列為「間接贊助」之列。通常中小型企業會 採取直接贊助的方式，以小額小範圍贊助需要幫助的團體；對於大型企業而言，
由於擁有資源較多及組織規模較大的有利因素，為了回應與滿足社會大眾對企業 的期望與企業本身的需求，多半會藉由成立專屬的「企業基金會」來贊助各類如 藝文表演、體育競賽等活動，蕭新煌（1992）指出，結合企業財力、運用社會資 源，以及主動從事社會服務，將有助於基金會的發展，而財力之外，企業所拔擢 的專業人才，及企業化經營策略等三種因素，都使得基金會呈現更多元而深遠的 影響，讓資源與資金的投注能看到具體的效果。
根據美國事件行銷報告（Special Event Report）指出，1990 年全美企業 贊助體育活動的花費高達十八億八千萬美元，約佔企業贊助活動的百分之六十 四。該報告同時表示。1991 年全美企業贊助活動的金額仍持續成長，達到二十 億美元的水準。然而，在許多大城市中的企業，卻悄悄的打贊助體育的經費，轉 移到舞台表演及各種藝術活動上（蔡松齡，1992）。因為在企業贊助體育活動愈 來愈普遍的情況下，造成贊助行為同質性太高；而贊助音樂、舞蹈、表演藝術等 活動不受年齡性別限制，更可以與基層群眾產生互動，被視為更能深植人心的一 項「生活型態行銷」（Lifestyle Marketing）。這一層正面意義代表著文化藝術 事業是企業或其企業基金會期待去支持的動力所在，並且在無形的智慧資本成為 企業未來最重要的競爭優勢，對於企業而言，藉由文化藝術的薰陶與形塑，所誘 發出的創意，也將會是企業最有價值的無形資產。美國西北大學赫利斯教授在『行
銷公關』一書中的資料也顯示，在藝文取代運動，成為社會主要的休閒活動之餘，
企業對藝文贊助乃是人文與科技對話的著力點（徐木蘭，1998）。
在國外，各企業透過基金會形式力行藝文贊助已行之有年，企業公民
（Corporate Citizens）的觀念已然成熟。按照美國公民組織主席史密斯的說 法，是企業站出來扮演推動社會改變的角色，為了使社會變的更好，志願性提供 財務、知識及人力來改善社會，企業公民在美國已蔚成風潮，成為企業策略中的 重要一環，並可進一步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轉引自林宜欣、傅篤誠，2001）。
在國內，著名科技企業宏碁集團所成立的宏碁基金會董事長施振榮（2003）曾經 表示，科技與藝術均是代表國家水準的重要指標，結合藝術與科技才能展現國家 的整體水準。在過去，藝術是為貴族服務的小眾文化；現代，藝術活動則應由大 眾分享與參與，而高科技，如多媒體與網際網路不僅影響藝術的創作形式與素 材，也是傳播、保存和交流藝術的利器。他相信，由於科技的進步，人們分享藝 術的機會將會更均等，雖然人們在物質財富上仍會有差異，但在精神資產上將更 均富。因此他十分重視科技與人文藝術的交流，並希望透過科技與藝術的結合，
使藝術更加的生活化、普及化和國際化。在《天下雜誌》所評比的『企業社會責 任調查』與遠見雜誌的『企業社會責任獎』中，也可看出台灣企業近年來對於各 項贊助活動的熱心參與，洪懿妍（1999）就認為能夠在『標竿企業聲望調查』中 各產業奪冠的企業，對於公益活動的贊助表現也顯的相當突出，此印證了企業贊 助與企業良好公關形象的相關性，不僅提高其企業公民的形象，更可為其競爭優 勢加分。
企業畢竟是營利機構，資源與資金的投注必須要符合其商業邏輯，所以具體 的回饋是非常重要的。由於贊助成為近代企業運用於行銷公關策略之一（蔡松 齡，1992），於是企業基金會所從事的贊助行為儼然成為建立企業良好形象的推 手，因為其非營利的特質，平衡了企業體「無商不奸」的包袱，藉由對藝文活動 或藝文機構等非營利組織的贊助，讓他們這群『超然的第三者替自己說話』。而 這正是「企業公共關係」的展現，Starr（1977；鄭振煌譯）對於公共關係簡要 的定義即「爭取對你有用的朋友」，企業透過企業基金會對不同類型的藝文團體 或個人從事各式各樣的贊助行為時，其背後的用意除了幫助社會中精神層面的建 設，也就是如前述「回饋社會」之外，是否也有助於其組織內外公共關係的建立，
才會主動經由贊助來爭取企業所認為「有用的朋友」，亦成為企業界與藝文團體 共同關心的議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
自民國八十三年至九十二年的十年內，中華民國台閩地區舉辦藝文活動及出 席人口分別成長達 36%與 59%；在文化支出方面，中央政府總預算更由七十八年 度的 5,615 億提升至九十二年度的 23,096 億元，足足增加四倍餘，顯示中央政 府文化藝術支出隨著政府總預算成長而增加（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 在其他文化補助方面，文建會依照文化獎助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於民國八十六年 底訂定公告『獎勵出資獎助文化藝術事業者作業要點』，為鼓勵工商企業贊助藝 文活動而設立的「文馨獎」迄今已至第七屆，統計工商企業在民國九十年前贊助 的金額皆逾十億元，但在民國九十一年銳減至五億元，至民國九十二年才稍有起 色，提升到六億元餘。由此可見社會大眾逐漸體認到文化藝術事業存在的重要 性，政府與民間的挹注也未曾間斷。
解嚴至今，台灣社會蓬勃發展，各類型基金會有如雨後春筍般不斷出現，而 其扮演主導基金重要角色的中大型企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企業的存在基本 上以營利為目標，本身也是社會的一部份，其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社會的支持。當 企業努力擴充規模的同時，同時享有運用更多的社會資源。許多的企業體也都認 知本身是社會公民的一份子，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也應該相對具有承擔社會責任的 義務。因此許多企業在其能力所及的情況下，大都願意贊助提供自己的金錢或物 質的資源給其他弱勢團體或有所需求的單位（蕭湘文、吳宜蓁、蔡樹培、張文瑜，
2004）。尤其是愈來愈多精打細算的科技廠商，懂得將回饋社會的每一分錢，巧 妙地轉化為對品牌的正面投資，透過這些公益贊助活動，也能替公司創造一些與 企業相關的議題，或是與目標對象相關的價值觀、生活型態有關聯的活動環境，
替公司的形象增加曝光機會，拉近與客戶的距離。
一般而言，企業的捐助行為，可分為「企業的直接捐贈計畫」，「企業對已存 在之基金會組織（或其他公益團體）的捐贈」，以及「企業直接捐贈成立基金會 組織」三種（Galadkiewicz,1985；轉引自高家斌，2001）。企業基金會乃屬於第 三種分類，蕭新煌（1992）於是對於企業基金會作出以下定義：『以某一特定企 業體或企業主的名稱為基金會的名稱，或原基金會為某一特定企業捐贈成立之基 金會』。美國十大基金會之一的洛克斐勒基金會，它帶動了近代美國藝術活動和 文化教育的發展，基金會的主要捐獻者—洛克斐勒家族同時也是美國企業界的大 龍頭，常常率先呼應一些新觀念，譬如當藝術團體需要贊助時，它就會出來呼籲 企業界捐助金錢給藝術團體（鄧佩瑜，1997）。但是在國內，實際上企業對於藝 文團體的了解卻屬有限，社會上另有其他比藝文活動更普遍的贊助活動，如慈 善、體育、教育等公益活動，共同分食有限的資源（王怡瑜、夏學理，1999）。 加上早期台灣企業側重經濟的發展，其企業或本身所成立的企業基金會遠不及歐
美先進國家重視藝文活動的程度，發展也較歐美國家起步稍慢，制度也未健全，
種種因素都使其力量投入並沒有達到效果。夏傳位（2000）指出，台灣的企業基 金會，大多傾向自行運用捐款，很少讓專業機構代理，經常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 和執行能力，或者是誤以為慈善事業或資助文化藝術事業等同於愛心救濟，不需 要很強的專業能力。這樣的做法不但會因為不熟悉藝術團體而無法永續支持，更 會因為不了解贊助藝文本身可能對企業所帶來的公關效益，而與提升企業形象的 大好機會失之交臂。
國內針對科技企業基金會贊助藝文行為的研究甚少，而關於贊助藝文背後的 因素研究更是付之闕如。目前，國內對於企業基金會的研究僅有何慧玲（2000）、
郭玉禎（2000）、江明修、王俊元（2003）、王仕圖（2003）四篇；從企業的角度
郭玉禎（2000）、江明修、王俊元（2003）、王仕圖（2003）四篇；從企業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