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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好想家啊。美麗的家園，只能在夢中浮現。雙親的慈顏，只能從記憶的籮 筐中去尋找。真想痛哭一場。其實，早已淚源枯竭了。恨，只恨自己太衝動。我 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樣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畢 竟，我已鑄下了大錯，但是，若有幸讓我重新改過，我願盡我所能去補償我所有 的過失。」這是台灣史上最年輕的死刑犯─一名才19歲的鄒族青年湯英伸所寫下 的家書。當時的最高法院判處死刑的判決理由：「雖其尚未成年，但心狠手辣、
泯滅天良，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罪無可逭，應使與社會永久隔離，量處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1。」當時的時空背景所做出的判決，在相隔30年後的現在看來，
不禁令人感慨。若當年有「教化可能性」的相關論理，也許年僅19歲、因盛怒而 鑄下大錯的的青年，能因為有教化可能性、矯治可能性，而免除被判死刑的命運。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7年5月12日，士林地院對「王景玉內湖殺童案」的判決（105年度重訴字 第9號）引起社會大眾再次對兩公約（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重視。判決摘要中指出，「本院衡量被告有反覆施用、
持有毒品等素行，經鑑定具有違法行為固著之性格，過去接受矯治之效果有限，
品行及自省能力不佳，本案犯罪手段極為兇殘，對被害人家屬及社會治安損害至
1 76 年刑三庭台上 253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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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屬得科處極刑之『情節最重大之罪』，犯後迄今未見同理心及悔意，經評估 再犯風險仍高，自無法輕縱；惟『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即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均已透過施行法而對我國產 生內國法拘束力，依該等公約之解釋意旨，已形成對精神障礙者及身心障礙者犯 罪，不得處死刑之科刑權限制，本院自無從對被告科處死刑。」此判決一出，群 起譁然，究竟兩公約的精神是否被合宜地解釋適用，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我國早在1967年就已由當時駐聯合國代表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合稱兩公約）上簽字，但中華民國在1971年退 出聯合國，因國際與國內情勢影響，遲遲未能完成國內批准程序。2009年3月31 日立法院通過兩公約及其施行法，同年5月14日由馬英九總統正式簽字批准兩公 約及施行法，12月10日施行。上開施行法第二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 規定，具有國內法之效力。第三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 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第一項明定：
「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
第二項亦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 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
兩公約的最終目標就是希望能廢除死刑，然而在台灣的傳統文化思想中，「殺人 償命」、「應報與懲罰」還是大多數民眾普遍的想法（法務部公布的資料顯示，台 灣仍有七成以上的民意贊成死刑）。
近幾年來，每年幾乎都有社會的重大矚目刑案，從 2012 年台南湯姆熊曾文 欽殺童案、2013 年謝依涵八里雙屍案、陳佳富醃頭顱案、2014 年鄭捷捷運隨機 殺人事件、2015 年北投文化國小龔重安割喉案、到 2016 年王景玉內湖隨機殺人 事件，每一件命案的事發經過，透過媒體的詳述、渲染，冠上駭人聽聞的、「嗜 血」、「殺人魔」等字眼，鏡頭中凶嫌冷酷的笑容，對比於被害者家屬聲淚俱下的 指控，往往在未審判前，就讓社會大眾對於這些凶嫌先行定罪，認為若沒有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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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就一定是恐龍判決。然而，在嚴重的犯行中，當檢察官求處最嚴重之刑罰，
法官往往得在「生」與「死」之間做衡量。在簽訂兩公約之後，最高法院有許多 與死刑相關的判決有援引兩公約的內容或其精神，但其判決理由沒有一定的標準，
仍有許多的歧異。最高法院在 2012 年底宣布今後二審判處死刑之案件以及法律 上具重要意義之案件，第三審應進行言詞辯論，讓社會大眾終於有機會藉由最高 法院量刑辯論一窺量刑的標準。法院一一檢視要件，包括「情節最重大之罪」（或 稱最嚴重之罪）、被告有無精神疾病，另外最後就是去探討「教化可能性」。
參考最高法院的判決，教化可能性的標準其實不一，有些參考自心理鑑定報 告，鑑定被告之人格發展史、犯罪動機及再犯風險，並以鑑定結果作為量刑基礎，
另外也有些則是參考自犯後態度。犯後態度可能包括被告與被害人家屬之間後續 的互動（是否願意賠償、真心道歉）、在羈押時的行為（有無誠心的懺悔、宗教 信仰的改變等等），有些會藉著受洗、抄佛經等等行為來證明自己的悔悟，但是 否這屬於「真心」的、抑或是「假裝」的動作，用以騙取法官的同情進而作出免 死的判決，往往不可得而知。若能有客觀的科學數據去作分析、用以佐證，相信 法院作出的判決能更加使人信服。
腦科學是一門深奧而神祕的學問，究竟心智的活動如何去影響我們行為，這 一直是神經科學家及犯罪學家想去深究的部分。科學上已有針對青少年衝動暴力 犯罪者的研究，認為可以藉由腦波的變化去探討抑制控制與錯誤監控的機制。本 文認為，若能加以適用在重大刑案的被告上，可以藉由不同時點（例如：剛犯罪 時、羈押時、經過「教化」後一段時日）的腦波變化，察知被告是否有因為經過 教化，認知及行為上已有所改變，較能控制自己錯誤的行為，藉以當作「有教化 可能性」及「已降低再犯風險性」的根據，使客觀的科學數據能加在一向被視為 主觀的法院判斷中，多給法官一個可以衡量參考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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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先藉由探討刑罰的目的理論以及目前世界各國的死刑政策、量刑制度，
檢視我國的死刑政策。由於受世界趨勢潮流的影響，我國近年來漸漸朝向廢死的 目標，而最高法院的死刑判決也多提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故 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內容描述說明，加上參考近幾年來最高 法院對於死刑判決的見解，以及學者們提出相關探討的論文，試圖釐清最高法院 作出是否科處死刑的標準。
情緒、人格特質往往是大腦心智活動的展現，參照大腦神經解剖學教科書的 說明，有助於了解大腦各區域的功能，也透過一些心理學家進行的實驗，了解情 緒是如何主宰大腦的活動，表現在個體的行為上。接著蒐集心理學家、認知神經 科學家、犯罪學家所發表的論文，了解其實驗設計，整理結論，試著提出未來可 能用以判斷「教化可能性」的生物醫學模式。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文第一章先簡述研究背景及方法，第二章開始探討刑罰的目的理論以及目 前世界各國的死刑政策、量刑制度，並檢視我國的死刑政策。第三章開始首先介 紹與近年來最高法院判決大量援引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詳述其立法 沿革、內容、精神及我國參與的部分，包括國內法的效力及何謂「情節最重大之 罪」。第四章則藉由整理我國最高法院近年來的有關死刑量刑方面的見解，包括 精神障礙者是否得以科處死刑、教化可能性概念的提出，並有加入學者們對於這 幾個概念的其他見解，檢視「教化可能性」這個詞的實際意涵。腦與心智科學實 際上真能影響人類的行為，透過介紹大腦結構、神經控制的機制，以及犯罪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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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衝動型暴力青少年犯罪者的實驗，探討腦波的變化是否能作為「教化可能性」
的客觀參考，藉以建立可能預測再犯罪率、判斷教化可能的生物醫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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