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對郎顧之爭的反思

李健曾於 2004 年 9 月請教郎咸平，問他是否想借 asset stealing problem to stop privatization reforms，並且由此將中國拖回由一大堆國有企業支持的‚大政府主 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呢？

李健認為如果答案是 NO，那麼可以停止爭論了，因為沒有什麼有力的理由 可以在猛烈攻擊。如果答案是 YES，那麼一開始以及整個過程中關於諸多企業案 例分析和諸多相關問題的邏輯闡述，對這個大主張幾乎沒有任何支持力，如果要 堅持這個大主張，勢必要提出更有力的論證。^８６

郎咸平於同年 12 月的時候回應了這個問題，有系統的提出新法治主義思 想，並提倡建立以民為本的精英政府。郎咸平認為產權改革爭論的根本，是如何 建立一個真正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治國理念，國有企業改革只是國家發展課題的小

８４ 陸新之，2005，《郎風暴》，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10~213。

８５ 東滌任，2005，<《暫行規定》是誰的勝利？>，《上海國資》，5 期。

８６ 李健，2004，<李健與陳志武、郎咸平的多次電郵>，李健主編，《出路》，頁 29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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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認為當前由西方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思想是很危險的，不適合現在的中國 環境。

郎咸平提倡以新法治主義來主導中國經濟發展，同時認為精英政府才能有法 治。郎咸平解釋這樣的精英政府是以民為主的政府，而不是討好利益集團的政 府。首先，郎咸平說他的大政府主義，並非極權政府。為什麼強調大政府？因為 大政府是法治化的來源。只有政府可以為市場帶來法治化，而不是由民營企業 家、公眾、學者來建立。當建立好一個良好的法治後，社會經濟個體都能按照遊 戲規則來進行，不會侵害到別人利益。政府過早退出，對國家絕對悲過於喜。沒 有法治，民主帶來的就是操縱政府。

‚憑政府力量，建民本法治社會‛。這就是郎咸平提出的轉軌藥方。有人問 郎咸平這樣的理論是不是偏左，反對實現民主？郎咸平回答︰當然不反對民主！

我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你能夠說美國、德國、法國是左派嗎？這只是階 段性的，我是為了右派而左派，不是為了左派而左派，並不是以後要搞共產主義，

我追求的是美國、法國、德國等以民意為主導的經濟。與其說是左派，不如說現 階段左派、未來右派還好一點。

郎咸平認為強權政府不一定會推動法治，所以特別強調‚精英‛政府。精英 政府的目的就是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就有遊戲規則，在股票市場上就不存在剝 削。完成法治化，政府就可以退出，美國就是這樣。然而中國連法治化都還沒完 成，怎麼能跳到小政府呢？沒有法治，誰控制權力就控制財富。這就是目前中國 的問題。以民為本的法治化一定要由政府推動，如果牽扯到利益團體，就會造成 社會不安，所以要由精英來領導，主導一個中立的法律，以大眾利益為準，這是 原則。

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並不意謂著郎咸平是左派。郎咸平回想在台灣的日 子，認為由蔣介石統治的台灣，雖然沒有民主自由，但是卻是經濟增長最快的時 候，等到有了民主，反而是經濟最落魄的時候，台灣便是太早實現民主，帶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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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凋零。對於一些不斷批評郎咸平，認為郎咸平要把中國帶往何處的人？郎咸平 回答到︰‚通過法治化的建設把中國帶向強盛和繁榮，余生唯此心願。‛^８７ 筆者在了解郎咸平整套思路之後，發現其與秦暉的立場、說法幾乎如出一 轍，但有兩點稍微不同。第一，郎咸平提出實際作法，在停止產權改革的過程中，

提倡採用職業經理人的方式來改善國企的低效率。第二，郎咸平迴避了民主的可 行性，採用精英政府來替代。

針對第一個差異點，兩者皆認為產權改革必須在法治建立後才得以實施，但 是國企仍舊面臨體制性的流失。郎咸平的貢獻在於提出一個確切可行的方法，在 等待中國法治規範建立之前，提高國企效率，使得國企不遜色於民企，避免體制 性流失。

第二個差異點在於，秦暉提出在憲政民主制下從事產權改革，而郎咸平則是 提倡以民為本的精英政府來建立法治。秦暉認為在憲政民主法治下進行產權改 革，可以避免權貴資本主義的發生，但是遭到其他學者批評為烏托邦的想法。王 延效曾批評到：‚如果不先建立以私有制度為主體的產權制度，如何培育一個能 夠支撐起民主和法治的中產階級。‛^８８意謂著由上而下的民主和法治是不穩固 的。

郎咸平則是避開在中國談論民主的可行性，他提倡精英政府，由精英政府來 建立以民為本的法治規範，但是如同秦暉所言被批評為烏托邦的憲政民主制，精 英政府的實際可行性又有多高？是不是也夾帶著些許烏托邦的色彩？這點令人 質疑。

筆者十分認同郎咸平針對於國資流失的處理方法，不論是大型國有企業(停 止產權改革改由職業經理人方式來經營)、或是說中小型國有企業(由職工組成顧 問董事會自行決定企業未來)，筆者認為如果國有資產在改革過程中會出現流失

８７ 陸新之，2005，《郎風暴》，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01~219。

８８ 張勤德，2004，<催人驚醒的十大教訓︰二答―主流學者‖>，張勤德主編，《郎旋風實錄》， 頁 34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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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就應該暫停這樣的改革，因為這一分一毛都是全民的錢，不能允許流失 產生，更何況是這麼大量的流失。

但是筆者不禁提出疑問，既然郎咸平認為國企按照他的方法，也可以做的跟 民企一樣好，為什麼非要改成民企呢？為什麼要提倡法治國思想，要求待法制化 後從事產權改革呢？正如郎咸平所說，他現在的言論是階段性的，他認為現在的 條件下，不適合從事產權改革，但是當條件成熟後，他是支持從事產權改革的，

也就是‚為右而左，先左後右。‛其實，郎咸平與主流經濟學者的最大差別是︰

‚主流經濟學者認為法制化跟產權改革可以同步進行，而郎咸平則是要求分段進 行！‛

筆者認為郎咸平這樣的論述會陷入兩個困境。第一，法制化至什麼程度叫作 完善，方可從事產權改革？第二，國資流失多少以內，允許從事產權改革？為什 麼筆者會提出第二個問題，如果以國資流失與否作為公平的標準來看，怎麼樣的 法制化都不可能使產權改革具有公平性。產權改革下，國資流失是必然的，只是 流失程度的差異而已。王小強在<自相矛盾的私有化方案>^８９中提到，社會主義經 濟中的國有企業如此眾多，無論用什麼方法，私有化勢必是一個長久又費力的過 程，無可避免的就是‚自發的私有化‛，意即國有企業的經營者與企業外的同夥 通過有利於個人的交易竊取國有資產。整個私有化過程與經營者的利益是相互衝 突的，國企經營者知道自己將會喪失這個職位，勢必在私有化前，將國有資產佔 為己有。在耗時已久的大規模私有化過程中，國資流失是無可避免的。

郎咸平對於第一個問題，提出了新法治國的強國理念，期望一個以民為本的 精英政府能建立法制，帶有些許烏托邦的想法，無疑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最深切的 期望，這種論調當然也無法確切的回答第二個問題。

筆者認為如果不跳脫產權改革的框架，便無法避免這個困境(馬克思主義產 權理論家亦然)。在這邊筆者必須先對產權改革的各種方式作區分，依照郎咸平 對中小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式，即便他提倡停止產權改革，但是在實務上，只要

８９ 王小強，1996，<自相矛盾的私有化方案 >，《讀書》，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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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全體職工同意仍舊可以進行產權改革，其中最好的方法首推股份合作制，最 能避免國資流失。劉永佶將國企改革稱為跨世紀大難題，原因就在於所有者不能 行使決定權，^９０而中小型國企因為資產較少，透過股份合作制可以將資產量化至 每個職工，進而避免了國資流失。筆者所要跳脫的產權改革意指無法量化的、由 經營者逕行決定的民營化、私有化方式，通常出現在總資產龐大的大型國有企 業，這也是國有資產流失最嚴重的部份。

筆者將於第四章對總資產龐大的大型國有企業、央企提出新的國企治理方 案。這套治理方案首要目的就是要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分別對國有企業管理層 和職工下手。治理方案的主體就是公司治理，也就是股東—董事—職業經理人三 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另外特別加強職工的民主管理，比如賦予職工選任經理 的權利(筆者改為選任股東—國資委的權利)，對被選任者而言，是給予工作壓 力，解決主流派學者口中沒有最終委託人，全部都是代理人，因此自發性不足的 問題；對選任者而言則是賦予權利，參與公司治理。另外，從馬克思的公有制理 論，還有經濟民主理論中得知，職工的積極性要透過分享勞動成果的方式來刺 激，這樣才能促進生產力的最大發揮，這些核心概念，將構成嶄新的國企治理方 案。

９０ 劉永佶，2002，《民權國有—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考》，北京，中國經濟 出版社，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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