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於 17 世紀英國，由 18 世紀的法國承接的古典自由主義，藉由 18 世紀 末受英國的殖民傳進了美洲，在美國獨立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理論地位，更 主導美國 19 世紀主要的經濟、政治、社會思潮。
自由主義依據國家角色的不同看法，可分為「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與「現代自由主義」（Modern Liberalism）兩種，前者承繼契約論 的想法而偏向倡議人的消極自由，相信最小規模國家，以洛克的話說，就是 僅有「守夜人」（night watcher）的性質；古典自由主義下的國家角色被限制 在維繫秩序、協助人民信守約定，以及抵禦外侮（Heywood, 2007: 46），保障 人民有「消極自由」。在政治社會中重視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古典自由 主義，在經濟學上則體現為自我管理的市場經濟。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斯 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寫作於盛行「重商主 義」（Mercantilism）的年代，正逢政府管制經濟的高峰期，斯密在書中倡導 政府不要管制經濟反而會有更好的效果，乃古典經濟學之代表。
古典經濟學認為整個經濟是照著一個客觀的市場規律在運行，例如沒有 一個生產者能夠個別地決定價格，價格是由市場來決定的，由買賣供需之間 的狀況來決定的，這就是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同時，
古典經濟學也帶有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色彩，相信每個人在自私自利 的同時會促進經濟繁榮及帶來福祉。斯密以比喻加以說明：「我們的晚餐並非 來自屠夫、釀酒人或烘焙師傅的慈悲，而是因為他們想要追求自己的利益。」
自由市場的概念在英國盛行整個 19 世紀，在美國則至 1930 年代前都未被挑 戰（Heywood, 2007: 49‐50）。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自由主義紛紛開始進行或寬或緊的修正。自由主 義者發現工業資本主義的複雜性，單憑市場運作是無法確定地帶來福祉與目 標，而 1929 年美國華爾街在一夜之間崩盤所產生的經濟大恐慌（the Great Depression）剛好就是一個市場失靈的證明，許多西方的經濟學家紛紛提出放 棄自由放任理念的經濟干預政策，例如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則挑戰古典經濟學的立場，否定過去認為連失業問題都可以以市場 來解決的觀念；相反地，凱恩斯主張總體經濟活動可以透過對總需求的影響 來管控經濟，所以他建議政府大量支出以創造市場需求，自然就可以創造就 業機會、刺激經濟發展，此為凱恩斯主義（Keynesiannism）。美國於 30 年代 羅斯福總統上任後頒佈「新政」（New Deal），為挽救跌到谷底的經濟，開始 對市場採取主動干預、大量管制的手段，擴大政府支出以需求創造經濟，實 踐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替代了先前的「自由放任」路線（Heywood, 2007:
59‐60）。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其係指 1970 年代後在古典自由主義的 前提下開始復甦的一種經濟自由體制，旨在反轉 20 世紀以來一面倒的「大政 府」傾向。海伍德（Andrew Heywood）認為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實已超越了古 典經濟理論的立場，新自由主義其實就是市場基本教義主義（Market Funda‐
mentalism），對市場機制有絕對的信心，認為依靠市場可以解決所有的經濟 問題。縱使是被視為市場經濟之父的斯密，亦承認市場有其極限；但從新自 由主義者的觀點來看，政府管制的缺失導致他們反對政府以各種形式介入經 濟中。新自由主義是新右派意識型態運動的一部份（Heywood, 2007: 52）。按 1970 年代之後，保守主義中出現傾向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新右派」（New right）。新右派是兩種完全不同意識型態的混合體：第一個是前述的新自由主 義，另一個則是傳統保守的社會思想，也稱「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 基本上新右派就是在企圖調和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與國家或社會威權主義，
用海伍德的話來說，新右派是「激進、反動及傳統的融合」（Heywood, 2007:
88）。
新右派中又分為自由的新右派（Liberal new right），及保守的新右派（Con‐
servative new right）。前者的自由部分是來自古典而非現代自由主義，他們將 經濟思想從凱恩斯主義轉到斯密自由市場的古典經濟學，海耶克（Frie‐ drich von Hayek）及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即為代表。在 1970 年代，當政府 在維持經濟繁榮上遇到新的瓶頸時，大家即重新開始重視自由市場理論，思 考政府是否真的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最佳角色，海耶克與弗利德曼主張政府是
經濟問題的原因，而不是解決者。他們所提倡的經濟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爭 論長達一個世紀之久。凱恩斯主義認為只要政府擴大支出就可以帶動經濟繁 榮，但海耶克卻認為經濟繁榮的重點不應該在「整體需求」（aggregate de‐
mand），並且應該鼓勵生產而非鼓勵消費（Heywood, 2007: 89‐90）；解決失業 問題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能使經濟繁榮、復甦的方式還是必須仰賴市 場自己的調節機制。海耶克重申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認為市場是有機體而 不是物件（object），凱恩斯主義建議政府擴大支出、降低低利率以促進消費 的方式，只會造成經濟繁榮的假象；對企業紓困、接管等行為都只是讓破洞 越來越深；增加人民手上的鈔票只會形成流動性陷阱，那些經濟繁榮的假象 過後就是破產的銀行系統。總言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是公平 的，合於經濟正義，市場讓所有人基於其自身的實力而有公平的機會或起或 落；換言之，經濟上的不平等只是反映了天生能力的不平等罷了。海耶克並 強調，凱恩斯忽略了人類行為與動機的重要性，重點是「集體協作」，而不是 少數人的「中央計畫」；他並著書稱凱恩斯主義為經濟作計畫是一種《致命的 自負》（The Fatal Conceit）。
自由的新右派的主張，不但為 1970 年代後主流的凱恩斯主義之反動，同 時亦與桑斯汀所提倡之當代自由主義相斥；即使未對當時美國實際的經濟理 論產生太大影響，但對於瞭解當時的國家政策取向與桑斯汀的理論而言，尤 其海耶克的理論近年來又重新受到重視，皆有瞭解其內容之必要。
然而與古典自由主義相對的「現代自由主義」則是為了回應工業資本主 義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他們修正古典自由主義認為追求自利可以帶來繁榮 與公平的想法，主張最小規模政府是無法匡正社會上的不公平及不正義
（Heywood, 2007: 53‐54），相較於古典自由主義而言，對自由的提倡較傾向 追求「積極自由」。桑斯汀寫作本書的背景為 80 年代末期，以贊成管制的內 容來判斷，應該係為回應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又書中所稱之「權利革命」
則顯示桑斯汀之論點與「現代自由主義」的主張不謀而合：反對小規模政府，
並進一步提倡由政府調和國家管制下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及不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