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風險爭議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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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能源風險爭議的報導

國內爭論能源風險的現象存在已久，早期媒體報導這項爭議的方式會影響目 前媒體解讀和建構這項爭議的策略。因此在探討上述專題報導前，本研究要先回 顧過去國內媒體報導能源風險爭議的現象。

臺灣自引進核能開始，便對能源風險興起辯論。但在核能引入之際，核能形 象較為正面，社會也缺乏對核能風險的意識。一九五○年代初期，美國成功將核 能技術應用在民生層面，提出「原子能的和平用途」，推廣核能作為發電能源。

十年之內，法國、英國等先進國家紛紛建造核電廠，臺灣則派官員、學者到美國 學習技術，並在國內舉辦展覽，推廣核能知識（周晉程、張國龍，2000；胡湘玲，

1995）。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機發生，國際呼籲能源結構朝多元化發展，核能因 具有發電穩定、價格低廉、少污染等優點，被列為第十大建設，政府的推廣論述 以促進經濟成長為主（王運銘，2000）。這個時期因核能知識主要靠核工專家和 政府引進，一般記者不易理解，加上當時媒體言論仍受政府控制，因此媒體多報 導核能的經濟貢獻，核能風險較少被媒體傳播。

一九八○年代幾個關鍵事件影響社會對核能的態度。首先是 1984-85 年間，

部分監委和立委對核四預算增加案的必要提出質疑，影響行政院在 1985 年 5 月 下令暫緩核四興建。媒體報導的轉變非常快速，1984 年國內媒體還讚揚臺灣獲 得亞洲第一個國際核能大會的主辦權，隔年報導就轉向呼籲「審慎考慮核四的必 要性」（胡湘玲，1995）。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員為能源議題的主要消息來 源，所以官員立場轉變，報導方向也變。在解嚴之後，官方和臺電仍是核能新聞 的主要消息來源（楊韶彧，1993），顯示政府單位在能源議題長期佔有較大發言 權力。

蘇聯車諾比核電廠事故曾將臺灣反核運動推至高點。此事發生於 1986 年 4 月，車諾比核電廠因人為疏失導致輻射外洩，災情嚴重。臺灣許多學者、民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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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獲悉消息後，即反對使用核電，並透過投書、演講和抗議推廣反核意識（何 明修，2004）。在反核宣傳中，首度出現使用再生能源的呼籲，但未被政府採納。

根據廖彬良（1993）蒐集的反核資料，民間團體在 1988-1993 年間共提出「節約 能源」、「改善產業結構」、「發展再生能源」和「耗能管制」等主張，此時提倡的 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汽電共生、風力及水力等資源。不過媒體對反核抗爭的重 視不在抗議聲明，而是官方說法和群眾衝突；如呂桂華（1990）的研究指出，媒 體報導核四抗爭較為重視衝突情形，而非抗議訴求。楊韶彧（1993）的研究則發 現，反核運動在 1980-90 年代的訴求以立院的核四預算和停建案居多，影響報導 側重核四的政治問題，其他議題就較少報導。因此儘管反核團體已提出核能替代 方案，但媒體與民間的關注不多。

關於上述報導情況，另有學者認為，科學爭議的複雜性和記者專業也影響媒 體議題的建構。Kowal（1980；轉引自謝瀛春，1991）曾指出，科學爭議不只是 科學問題，同時也牽涉人為問題。許多科技風險議題都存在正反意見衝突、爭論 觀點極化（例如：接受科技不是大好就是大壞）、對個人以外的觀點不信任等現 象。這些現象的肇因除了科學知識的不確定，使科學出現多重衡量標準；另外也 因科學主義逐漸瓦解，外界可由科學以外的觀點評估風險，所以科學爭議外溢為 涵蓋道德、倫理、政治、經濟的社會性議題（Beck, 1986∕汪浩譯，2003）。在我 國早期的核能風險爭議中，支持和反對的專家已建構一個極端的風險討論氣氛：

支持者認為核能風險可以管理，反對者卻認為風險無法控制，且管理機構難以信 任，因此演變成各說各話、堅持己見的爭論情形（胡湘玲，1995）。謝瀛春（1991）

依據 Kowal 的觀點，指出若科學爭議具有不確定性，那記者必須培養專業，以 理解不同專家的發言內容。但隨媒體環境惡化，越來越少有媒體願意栽培記者，

因此資訊錯誤、未平衡報導等問題層出不窮。

此外，新聞工作者是否具有專業也影響報導多元性。謝瀛春（1991）指出，

科學新聞經常側重人物報導、趣味軼事，卻對真正的科學知識甚少著墨。在蘇蘅

（1986）和楊韶彧（1993）的核四新聞研究中，均可發現「政治」、「經濟」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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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報導的主要面向，「科技」和「安全」雖然觸及科學知識，但報導數量少。而 在方儉（1991）收錄的核電廠弊端報導，也可發現人為疏失是媒體關注焦點，核 電廠的經營問題經常連結臺電作為。這些報導產生的影響之一，是未來專家即使 提供數據證明科技的低風險，大眾也不輕易相信，因為媒體已降低專家和特定機 構的可信度。於此，媒體如何揭發制度問題並尊重專業需要進一步思考。

一九九○年代後，能源風險爭議持續延燒。但在 2001 年民進黨於執政期間 宣佈核四停建又復建後，反核團體受到打擊，反核運動也陷入膠著。之後隨全球 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增加，民間和媒體的注意轉向氣候變遷危害，而非核能風險

（何明修，2013）。再生能源因具有低汙染、不排放廢氣和可循環利用等優點，

符合氣候變遷脈絡減少廢氣污染的需求，因此被大力宣揚，並納入永續發展的重 點能源。臺灣大約在 1980 年代出現提倡再生能源的呼聲，但政府至 1998 年的全 國能源會議才首度宣示發展再生能源，於 2000 年推動再生能源示範計畫（郭謦 誌，2006）。根據 2002 年行政院核定的再生能源發展方案，目標側重再生能源的 技術改良、產業發展和提升投資，具有濃厚的經濟發展意圖。在此脈絡下，媒體 報導的再生能源新聞除了關注國際反應、政府作為，也相當重視企業投資，較少 提供科技知識、觀念教育或科技風險等訊息（高景宜，2006）。至 2011 年福島核 災發生，社會再度興起核電的檢討聲浪，核能風險才受到重視。不過媒體報導仍 聚焦少數面向，如陳雅妤（2012）的研究發現，福島核災的周年報導內容比事件 發生後一個月的內容更戲劇化，並以「核災對個人或群體的影響」佔最大比例，

「問題的不同觀點」僅佔兩成比例，不利民眾從多元角度認識風險。

綜合言之，能源風險爭議是社會介入的科學議題，媒體報導除了受議題脈絡 和專業程度影響，議題本身也涉及科學知識的複雜、管理作為影響科技風險等問 題。從權力場域的觀點來看，政府、學者專家、利益團體和在地居民都是爭奪能 源風險論述的社會主體，他們透過不同策略爭取媒體報導，並深深影響新聞工作 者建構爭議圖像的方式。換句話說，媒體報導的風險論述是被建構的，媒體基於 諸多原則和條件建構符合社會脈絡和組織要求的新聞事實。一些學者即指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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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不是報導事實，而是建構事實（臧國仁，1998；Tuchman, 1978）。部份實證研 究亦發現，媒體會根據消息來源、新聞價值，或媒體組織規範等，決定報導和不 報導哪些資訊（李昭安，2007；蘇蘅，1995；Sigal, 1973），呼應事實為媒體建構 的觀點。因此本研究從建構論的角度，探討我國能源爭議報導的內容與產製過 程，藉此理解能源風險如何被媒體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