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職業棒球運動 - 全球化影響下臺灣職棒的運動勞力遷徙

本節主要陳述臺灣職業棒球運動發展史、臺灣職業棒球相關研究、臺灣職棒勞力遷徙的相關制度與協定及小結。

一、臺灣職業棒球運動發展史

臺灣的棒球運動是在日本治理時期傳入，與日本棒球的發展過程類似，皆為外來傳入且由學校教育中發展出來的運動（梁淑玲，1993：30）。而在 1945 年光復後，

因為經濟條件的困難和臺灣社會的隔閡，政府並未對棒球運動投注心力，到了 1960 年代，由於外交的處境困難以及退出聯合國的影響，國民黨政府為了維持其在臺灣統治權的正當性，開始積極涉入棒球運動（林琪雯，1995：137-8）。1970 至 1980 年代，臺灣的棒球環境無法留住成棒好手，臺灣棒球選手的海外事業就此展開，1981 年，郭源治於加入日本職棒中日龍隊；1985 年，郭泰源及莊勝雄分別加盟西武獅隊與羅德千葉海洋隊，1986 年吳復連也投入日本社會人球隊。雖然中華成棒代表隊在 1994 年的洛杉磯奧運奪得銅牌，這項殊榮是對於臺灣成棒實力的肯定，但成棒選手在國內依然苦無發揮的空間，臺灣棒球菁英也只好繼續向外發展（謝仕淵、謝佳芬，

2003）。

於是如何留住棒球人才，解決國內球員流失的問題，成為臺灣棒球運動職業化的重要考量。但眼見韓國職棒（Korean Baseball Organization, KBO）虧損連年，不知道國內企業還是否願意投資這個可能會賠錢的事業。再加上，1980 年代三級棒球式微，嚴重衝擊到職棒球員的來源，而且當時的職棒選手不能參加國際賽，但國際賽成績卻是臺灣棒球發展賴以維繫的重要憑藉，若是因為職棒成立而損及國家隊的戰力，即可能顧此失彼，因而國內職棒要成立，在當時可說是困難重重（謝仕淵、

謝佳芬，2003）。

本研究根據臺灣職棒發生的重大事件，將臺灣職業棒球運動的發展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ㄧ）中華職棒聯盟的創始期（1990-1996）

兄弟飯店董事長洪騰勝先生由於個人熱愛棒球，並且基於企業對社會的責任，

在 1987 年 12 月 30 日成立了「職業棒球推動委員會」，並於隔年召開座談會，主題為「我國職業運動之發展— 全民運動系列座談之一」，會中邀請學者、專家及政府官員討論職棒推展問題。1989 年 10 月 23 日，兄弟、味全、三商和統一共同成立「中華職業棒球聯盟（Chinese Profesional Baseball League, CPBL）」，各球團對於球隊擁有完全的主導及控制權責，所有的業務發展都屬於各企業，只將賽制、場地等安排委由中華職棒聯盟處理。

（二）兩大職棒聯盟的競爭時期（1997-2002）

1996 年，另一職棒聯盟— 臺灣大聯盟（Taiwan Major League, TML）成立後，

臺灣職業棒球運動進入兩聯盟競爭的時期。臺灣大聯盟也就是那魯灣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第二個職業棒球聯盟，其經營特色為所有球團統一經營管理，而各項投資的企業球團僅擁有投資權，其他諸如球團訓練、業務推展、賽制安排等全部委由那魯灣公司完全經營管理。

1990 年代中華職棒聯盟的經營在「全球化／在地化」中，其實是傾斜向全球化的一方，除了過度倚賴洋將之外，也延續了所謂的「中華」意識，在經營之初並沒有積極地與國內各個城市或地域聯繫，而是採取全主場的形式。因此，相對於中華職棒聯盟的過度傾斜於全球化，臺灣大聯盟（TML）的經營就採取不同的方式，球團隊名是採用原住民的語言「金剛（AGAN）」、「雷公（FALA）」、「太陽（GIDA）」、

及「勇士（LUKA）」，而這四隊也分屬臺中、高屏、臺北及嘉義四個城市，並在季賽開始前將四隊的球員及教練的戶籍遷入所屬城市，象徵著各個球團的在地性及落地生根（張力可，2000：93-5）。

然而，兩個聯盟的互相競爭，並未對臺灣棒球帶來正面的影響，反而在爭奪商業利益之下，臺灣大聯盟向中華職棒及業餘球隊惡性挖角，讓棒球生態產生了變化。

隨即在 1996 年，中華職棒爆發了黑道介入比賽、職棒球員收賄打假球的黑鷹事件，

嚴重影響了職棒的形象，球迷開始逐漸流失。1998 年時報鷹隊解散，1999 年三商虎隊及味全龍隊亦宣佈解散，臺灣職業棒球運動陷入黑暗時期。

2001 年第 34 屆世界盃棒球賽在臺灣舉行，中華國家代表隊向中華職棒聯盟徵召 15 位優秀職棒球員參賽，最後獲得世界盃的銅牌，才再度引起棒球的熱潮，而在 2002 年的觀眾人數和票房收入皆有大幅增加，職業棒球運動似乎又重見曙光。

（三）合併後的中華職棒大聯盟時期（2003-2007）

2003 年 1 月 13 日，中華職棒聯盟四球團和那魯灣兩職棒聯盟代表共 6 人，在陳水扁總統的見證下，簽署兩聯盟合併協議書，正式合併為「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開展了臺灣職棒的新紀元。

二、臺灣職業棒球運動相關研究

臺灣職業棒球運動與運動勞力相關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勞資關係、勞動制度、

運動勞力遷徙及職棒經營等四個部分。分述如下：

（一）勞資關係

吳泰毅（2000）在探討職業棒球薪資決定因素的研究中指出，多數的球團將職棒市場、企業預算排在第一順位；球隊年度戰績為第二順位；貢獻度、攻守表現為第三順位。研究結果發現多數的受訪者，皆認為薪資決定過程很公平，而其他的受訪者雖未表示薪資是否公平，但也表示其所屬隊伍薪資決定過程已很完善。

蔡侑霖（2005：346）分析臺灣職業棒球勞動過程的研究中，發現臺灣職棒各球團選手面臨到惡劣的勞動環境，現行的契約關係和薪資制度，使選手必須要自行吸納惡劣勞動環境所產生的後果。

（二）勞動制度

陳文彬（1999）探討職業棒球選手契約的簽訂、移轉、更新，以及實務上終身契約的問題，並參考美日相關制度，希望建立最高的決策及仲裁機關。

連致遠（2000）探討臺灣運動經紀人管理的法制問題，提出我國運動經紀人資格、契約、權利、義務和管理的立法建議。楊欣樺（2002）則針對運動經紀人的角色功能，談勞資雙方對等關係的重要性及球員生涯規劃等問題。

蘇國盛（2005）探討中華職棒球員籌組工會的障礙，研究發現籌組工會的外部障礙，包括工會法中工會區域的規定、黑道勢力介入控制職棒比賽及產業經濟規模較小、市場景氣不佳等因素。內部障礙則為產業中勞資權力結構不平衡，資方握有極大權力、球團老闆對球員工會的否定與阻撓、球員具有權威性格及搭便車企圖等。

劉傳譯（2006）研究臺灣職棒成立二軍制度發現，美、日職棒球員培育系統，

因環境不同在制度上有所差異。其培育功能上的發揮，在於給予球員時間成長，以達成其專業性，而小聯盟也的確對某些小市場球隊在戰力有正向的助益。臺灣雖面臨較差的環境挑戰，但若以棒球產業火車頭自居，二軍是不得不推行的制度。

黃怡菁（2007）分析體育替代役棒球選手代訓制度現況，建議球團應遵守、配合政府與聯盟的政策，勿以敷衍心態視之，並且應該積極落實二軍制度，因為唯有建立完整二軍機制，才能使職棒環境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體委會也應訂定輔導辦法，提供誘因，督導球團成立二軍，以健全臺灣職棒環境。

（三）勞動力遷徙

陳俊璋（2005）發現中華職棒 6 支球隊，引進外籍球員的數量相當多，但合乎職棒球團戰力需求的外籍球員卻不多，造成此現象最重要的因素有二，一是中華職棒球團任用外籍球員前少有詳細的球員資料蒐集，幾乎只簡單了解球員基本背景資料及過去成績，待外籍球員來臺後才得以瞭解其真正實力。二是對於球團整體成本或預算，聯盟對外籍球員的薪資上限等考量，無法花費太多資源招募外籍球員。

何哲欣（2006：76）針對運動全球化下臺灣棒球人才的外流現象進行研究，指出臺灣職棒留不住優秀球員主要是因為簽約金、待遇不高等誘因不足，無法吸引年輕選手加入，且不懂得栽培年輕新秀及保護明星球員；此外，臺灣職棒比賽的張力不足和簽賭問題，也讓選手及球迷對職棒產業沒有信心，年輕選手想離開臺灣到比較單純的環境，球迷也選擇收看美國、日本的職棒賽事居多。

（四）職棒經營

黃瑛坡（2004：105-8）對於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營運策略進行研究，從營運架構、產業結構和政府三個面向進行分析，認為營運架構上應行政事權集中化，也就是各球團將權力下放給聯盟的專業經理人，且需決策彈性化，才有助於決策的具體執行；產業結構部分應將電視轉播權統一化及資源分配合理化；政府扮演的角色，

是協助成立國內職棒與業餘棒協溝通的棒球協議會、開放役男球員打職棒及提昇球場硬體設施。

林伯修（2004）透過深度訪談及文獻分析法，對於美國、日本和臺灣職棒球隊屬地權經營，作跨文化的比較分析，發現美國職棒起源於中產階級，並以經營獲利為目的，將「球隊─城市─獲利」結合成美國職棒屬地權經營文化；而日本和臺灣職業棒球則源於企業將球隊當成宣傳工具的想法，形成企業優先於球員與球迷的職棒文化，導致無法貫徹球團經營獲利的目的，也未能提供球迷良好的品質。臺灣目前的職棒經營者似乎停留在「辦比賽」的經營層次，球隊只是企業的宣傳工具，「球團經營」也只能算是廣告費的支出和贊助行為而已。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在臺灣職棒選手契約制度簽訂、轉移和更新不明確的情況下，運動經紀人無法發揮其角色及功能，帶給球員最大的利益；球員工會也因為勞資權力結構的不平等，可能會使球員面臨無法選擇其棒球生涯的機會與權利；此外，

在文檔中全球化影響下臺灣職棒的運動勞力遷徙 (頁 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