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霸凌的調節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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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提出假設：

H6：體驗霸凌受害者比體驗霸凌旁觀者有更好的情感同理（a）與認知同理（b）。

那麼旁觀者呢？本研究接著好奇，若以旁觀者視角體驗，虛擬實境體驗組與 電腦觀看組又是否會有差異？回顧前面提過的觀點取替的實驗，不管是虛擬實境 或電腦中介的實驗，體驗觀點取替組別的認知同理皆顯著高於沒有體驗觀點取替 的組別（控制組）。若將這些研究結果置於本研究設定之霸凌情境思考，以旁觀 者體驗者，即是沒有在實驗中透過操弄觀點取替到受害者的組別。相較之下，體 驗非弱勢者的同理心應比體驗弱勢視角者低。此外，共同參照第三節與本節前述 的文獻，並不難推論以受害者角色體驗霸凌場景在虛擬實境組的認知同理表現較 電腦組佳。然而，若為非觀點取替（非弱勢方）的組別，則可能因為皆是控制組 的緣故，導致同理表現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因此接著提出假設：

H7：霸凌角色視角會調節不同媒介所引發的認知同理表現。若以受害者角色體 驗者，其虛擬實境組的認知同理會比電腦組高。若以旁觀者角色體驗者，虛擬實 境組與電腦組的認知同理則沒有差異。

第七節、 虛擬霸凌的調節中介模型

前面章節已經闡述不同霸凌角色的同理心表現差異，討論了虛擬實境體驗之 中介，包含空間臨場感、社交臨場感與角色代入，最後也論述霸凌情境中不同角 色可能具備的調節效果。然而，在中介的情況下，不同角色究竟在哪個階段調節 同理心表現仍然未知。本節亟欲釐清此問題，並統整出完整的概念模型。

同前述所提，虛擬實境提供的「空間臨場感」較其他媒介佳，而進入虛擬實 境體驗時會啟動二階段「空間臨場感」的識別機制（Wirth et al.，2007）。然而，

體驗不同角色時所看到的畫面不同，因此體驗不同角色也會有相對應的空間臨場 感表現。不同霸凌角色可能也會有不同的同理表現，在霸凌情境設定中，曾經體 驗過受害者的受試者對受害者的同理心應高於體驗旁觀者的受試者（Herrera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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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8; Shih et al.，2009）。是故，體驗者會依據自己的體驗角色有不同的空間 臨場感，並且在充分將眼前的場景視為實際物後而有不同的同理表現。於是本研 究認為，不同的霸凌角色會調節不同媒介之空間臨場感，進而影響到同理表現。

除了空間臨場感以外，Lee（2004）將社交臨場感概念從傳統媒介拓展至虛 擬情境中，而Bouchard et al.（2013）研究也顯示社交臨場感可以預測同理心。

同時也有研究顯示不同媒介所引發的認知同理表現也不一樣，不同霸凌角色的同 理表現也已被證實有所差異（Herrera et al.，2018; Shih et al.，2009）。同理，不同 角色也會根據情境體驗到不同的社交臨場感，因而有後續的同理表現差異。故本 文推論，不同霸凌角色會調節不同媒介的社交臨場感，導致同理表現有所不同。

角色代入相關理論目前多為遊戲研究運用，Klimmt et al.（2009）即認為角色 代入可暫時轉換玩家的自我知覺，讓玩家掌控遊戲角色的所有權。前述第四節已 敘明本研究認為在科技進步的驅使下，角色代入機制也會發生在虛擬環境體驗中，

而不僅只在遊戲當中。而當體驗者角色代入程度較高時，表示此時體驗者高度同 意當下的自己即是旁觀者或受害者，而 旁觀者或受害者的同理反應不一樣

（Herrera et al.，2018; Shih et al.，2009）。因此，不同霸凌角色也會調節不同媒介 的角色代入表現，進而影響情感同理與認知同理。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體驗者會受到不同媒介與視角情境所影響，而有相對 應的空間臨場感、社交臨場感與角色代入體驗，致使後續同理表現有所差異。

最後，本研究根據前面章節提出的假設，連同本節論述整合成一個調節中介 模型（見圖2）。模型含括一開始探討的「媒介形式」與「同理心」之關係，本研 究認為在虛擬實境中體驗霸凌情境比透過電腦觀看會有更好的同理心表現。該模 型也考慮到媒介效果差異，不同媒介所能引發的空間臨場感、社交臨場感與角色 代入也不一樣。在虛擬實境中體驗的霸凌情境彷彿身在其中，因此空間臨場感較 電腦觀看者高。同樣地，由於在虛擬實境中可以感覺到其他人也共存於虛擬空間，

又因霸凌事件即在眼前發生，因此會有較高的心理涉入，這些因素使虛擬實境提 供比電腦更佳的社交臨場感。虛擬實境也會提供較佳的角色代入體驗，因為虛擬 實境讓受試者親自體驗設定角色的視角，其「角色─觀眾」關係比電腦觀看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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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許多。上述虛擬實境體驗所提供的空間臨場感、社交臨場感與角色代入的表 現也會進一步影響情感同理與認知同理的表現。

除此之外，霸凌角色也會影響同理表現，以受害者體驗霸凌情境者由於親身 經歷受害者的情境，相較於旁觀者只能用自身的心理能力去同理受害者的處境來 看，體驗受害者對於受害者的同理心應當比旁觀者對受害者的同理心更高。由於 不同霸凌角色會有不同的同理表現，因此本模型也含括霸凌角色可能具備的調節 效果。本研究認為，透過受害者視角、利用虛擬實境體驗霸凌情境者，會擁有比 電腦組更好的空間臨場感、社交臨場感與角色代入，進而有更佳的情感同理與認 知同理。若透過旁觀者視角體驗霸凌情境，則可能因為自己並不是霸凌事件當事 人，導致不同媒介所引發的空間臨場感、社交臨場感與角色代入感沒有明顯差異，

進而影響到後續的同理表現。整合起整個媒體暴露歷程，並考量不同刺激會造成 的效果，本研究於是藉此模型架構提出調節中介假設：

H8：虛擬實境體驗與電腦觀看霸凌情境會受到不同霸凌角色視角之調節，而有 不同的空間臨場感、社交臨場感與角色代入，導致情感同理（a）與認知同理（b）

表現有所差異。若以受害者角色體驗，虛擬實境會提供比電腦更佳的空間臨場感、

社交臨場感與角色代入體驗，進而引發更佳的情感與認知同理；若以旁觀者角色 體驗，不同媒介引發的空間臨場感、社交臨場感與角色代入則沒有顯著差異，導 致情感同理與認知同理表現也沒有差異。

圖2：調節中介模型 霸凌角色

受害者 旁觀者

媒介形式 虛擬實境

電腦

空間臨場感 社交臨場感 角色代入

同理心 情感同理 認知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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