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西方文學理論
西方文學理論是台灣文學批評中最經常使用的取向，由於西方文學理論研究 的起源甚早，至今有相當多的流派，Renè Wellek 和 Austin Warren（2019）在其
《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一書中，主張把「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以及
「文學史」加以區分。他們認為文學理論只研究文學的原理原則，包括文學的範 疇門類與標準之類的論述。在研究具體的作品上：文學批評把作品當成不限時空 而孤立存在的個體來研究，文學史則把作品看成在連續的時空中互相牽連的個體 來探討（董崇選 2007）。
在談論何謂西方文學理論時，可以先回顧 Jacques Derrida（1976：158）說過 的一句話：「本文之外沒有任何東西」，這句話曾經引來美國的解構風潮，也因此 他以一種「雙重閱讀（double reading）」來說明進行批判的同時反諷地創造出另 一種本文，而其典型的後結構主義寫作風格也是這種「雙重閱讀」的特徵。
在過去數年間，我們對語言的觀念有了一個轉變，而至少其現象存在為 語言所主宰之（文學）作品的觀念也因此隨著改變。這個轉變明顯是與 其他範圍，如語言學、人類學、馬克思主義及心理分析最近的發展有關 的（Roland Barthes 1971）。
上述對於文學的理解與分析中，也能夠見到與中國文學人類學的轉向有關 係，而在 Barthes（1967）宣稱「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之後，Michel Foucault（1977）則提出「何為作者（What is an Author）？」，揭露了傳統作者死 亡之後，以及本文的符號結構解體之後所留下之空間。而在這個空間之中，除了 傳統作者之外，同時也在尋找著不同的對話者。
Bakhtin 視文學創作為作者創造角色的美學活動，因為作者與角色構成 文學創作過程中主體和客體的關係。巴赫汀透過了視覺來說明這個主客 關係：作者觀看、思考以及再現角色，類似日常生活中人們觀看、思考 及再現他人。在「看」與「被看」的關係上，巴赫汀不僅建立了「觀看 盈餘」的原則，更查覺到人在世界上的唯一位置（呂政惠 1991）。
主客關係的建立，除了能夠讓作者自身處於文本之中，也讓讀者能夠更輕易 地進入文本中的脈絡，這種的相對關係，對於任何文學作品的重要性構成十分顯 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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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htin 認為文學作品中的角色形象，並非來自角色的內在，而是作者 以觀看者的立場，給予其角色美學上的詮釋與組織。作品中的每一個字 都包含了美學活動的兩個層次：作者自我投射到角色身上，並給予角色 一個時空的形式（呂政惠 1991）。
許多台灣主流的文學書評中可以看到，關於翻譯文學書寫的方式，為何相較 於一般台灣文學的語法和修辭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因為翻譯文學要以自身的社會 文化脈絡來書寫，而在後語言學的觀念中，每一個「言語」都是一種社會現象，
其內容和意義皆源於某種行為和意識形態；它在兩個人之間、在某種情況、某種 目的下產生（呂政惠 1991）。因此翻譯文本反而更能玩味西方論述的運作，並更 能使人體會到參與這種論述的條件。況且西方文學評論往往與本身的修辭有關，
在譯文中保留一種中西語碼並存的尷尬可以更能玩味字裡行間的意思，使表面的 和諧不能壓抑論述之間的不協調，並從而壓抑了當代批評的最主要特徵：「多音」
（朱耀偉 1991）。唯一可能產生的問題就是，在經過翻譯者的二次書寫之後，也 能說是產生由翻譯者二次詮釋的現象，這個現象在之後分析原住民文學的作品上 同樣也會遇到，當沒有自身文字的原住民作家透過漢語書寫，或是非在地導演經 由自身的視野去呈現原住民文化，都提供了更多元的視角給觀看者。
有關西方文學理論與人類學的連結之處，簡單來說，人類學寫作本身就是一 種再詮釋，而且可能因為研究或寫作方式不同，而變為二次詮釋或三次詮釋，以 達悟族文學為例，只有當地族群的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才有資格被認為是 自我詮釋32，但也無法避免由於書寫文字的轉換，而變為二次詮釋。Edward W.
Said（1989）在〈表現被殖民的：人類學的對話者〉一文中提到，他們冀求人類 學及人類學文本可以在風格及意識上更為文學性或文學理論性；或者人類學家應 該用較多時間去思量文本性，而較少想及母系遺傳特質；或者有關文化詩學的課 題在他們的研究中應該比有如部落組織、農業經濟及原始分類的課題佔更為中心 的位置。不過在這之中，Said（1989）也提到，通常都只有像是女性、東方人、
黑人及其他「本土人」產生了足夠的聲音，那才會被注意，即是說被問及，但這 種經洗擦及消毒的對話者是一種實驗室產品，需要先引起他的注意或是衝突，因 此是一種虛假的關連。所以 Said 認為在「本土人」非自願地發聲、表態之下，
32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是指個體與他人交往時自願地在他人面前真實地展示自己的行為、
傾訴自己的思想。自我表露其實是一個交互過程，具有以下特點：(1)自我表露不是單獨的過 程，而是相互、持續的迴圈過程；(2)情境性，情境會影響自我表露的過程；(3)自我表露過程 中的所有成分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將自我表露界定為：個體與他人交往時，自願地在他人面 前將自己內心的感覺和信息真實地表現出來的過程（Jourard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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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詮釋所產生的文本真實性矛盾仍在。
在 Said（1978）針對東方主義一書中，提到假如沒有東方主義者及東方人 就沒有東方主義。而東方及西方是人類生產的事實，那必須被讀作社會；而因為 社會的世界包括進行研究的個人或主體，以至於被研究的客體或範圍，任何有關 於東方主義的考慮必須包含這兩點。相同的思考方式，也同樣能利用於文學文本 的詮釋上，Said 也從 William Shakespeare 不同世代、不同版本的重新詮釋為例，
Said 假設 Shakespeare 沒有獨立存在，而是每次被閱讀、演出或評論時都是完全 被重組的，也似乎有點言過其詞。因為事實上，Shakespeare 是過著制度及文化的 生活，也因為如此加上其他因素，才使他成為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學家之一。但 Said 發現，東方、阿拉伯及伊斯蘭卻絕少有此特權；因為他們都分隔或集體地被主流 學術思想視作困在永遠被西方知覺的凝望所冰封的物體的固定地位之中。
在西方文學理論中，有關於受話者與潛在的受話者，在一般的閱讀者閱讀 時，可能會認為自己的就是受話者，而不會去反思作者背後所欲傳達更多的對 話，甚至許多文學評論也是如此，而實際上呢？潛在的受話者或許可能比一般的 受話者（閱讀者）更多，無論是對於一般閱讀者來說或是作者本身，甚至是許多 間接經由網路媒體、學校授課所提到的也是一樣，每位閱讀者的理解方式不同，
可能透過聲音、語言33，這方面也是中國文學人類學所沒有提到的。
中國文學人類學以及西方文學理論的詮釋方式有一定的異同，在中國的文學 文類學理論中，葉舒憲（2011）的詮釋方式為中國文學人類學的主流學派，但也 確實帶動了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思潮，中國的文學人類學研究者認為溝通文本與口 傳、神話、儀式與現實存在，重構原始與文明、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聯繫乃是該 派批評的價值所在。西方文學理論則強調眾聲喧嘩、人的對話，包括作者與讀者 之間，以及後續的二次詮釋，也可能成為新的文本。
筆者認為，在定義文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時，中國文學人類學以及西方文學 理論的研究方式可並用分析，尚未充分了解欲分析文本背景所敘述的社會文化 時，應該先以文本內的生活觀察作為出發點，文化就是生活的一部份，而並非在 課堂上強制背下的文字符號，在 Claude Lévi-Strauss（2015）《憂鬱的熱帶》一書 中可以看到面對不同文化脈絡時所需要思考的問題：
33 中國文學人類學主要為分析歷史文獻以及傳說故事，雖歌詩展演也是中國文學人類學的探討 重點之一，但多半著重於文字的呈現上；反之，西方文學理論則強調各種不同的詮釋方式，像是 同樣一份文本，有些人透過閱讀原著，有些人觀看網路資訊，有些人聆聽影音媒體等，都可以產 生出不同的詮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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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印度去的每個歐洲人，不管他喜不喜歡，都會被一小群叫作「搬運工」
的男跟班包圍。他們那麼急切地要為你服務，能不能用種性制度來解 釋？是不是由於社會不平等的傳統？還是由於殖民者長期以來要求服 務所造成的？我說不上來（Lévi-Strauss 1955：197）。
筆者在此分別用兩種不同方式嘗試詮釋，以中國文學人類學的研究方式來 看，會先從環境與文化的關聯性開始分析，並且將印度人傳統的生活方式與之對 比，從中去尋求作者為何提問。或許可能是因為當地族群的生活文化造成，也有 可能是當代環境或教育方式造成。
而西方文學理論的分析，則可能從文本中的問句開始思考，究竟是何種原因 造成作者的提問？在這些提問之下，讀者會給予什麼樣的回應？或是讀者所理解 到的內容是否是作者所想要傳達的重點，讀者可能會先想到可能印度還是屬於未 開發國家，觀光行為以及經濟模式上的不成熟，仍需要大量仰賴為外地觀光客的 服務等，像是 Lévi-Strauss 所提到的「搬運工」；但作者的提問，可能還包含了往 後自己想要尋找的答案。對於一段問句背後的詮釋方式異同，是中國文學人類學
而西方文學理論的分析，則可能從文本中的問句開始思考，究竟是何種原因 造成作者的提問？在這些提問之下，讀者會給予什麼樣的回應？或是讀者所理解 到的內容是否是作者所想要傳達的重點，讀者可能會先想到可能印度還是屬於未 開發國家，觀光行為以及經濟模式上的不成熟，仍需要大量仰賴為外地觀光客的 服務等，像是 Lévi-Strauss 所提到的「搬運工」；但作者的提問，可能還包含了往 後自己想要尋找的答案。對於一段問句背後的詮釋方式異同，是中國文學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