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光人類學

原住民部落觀光是現今觀光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因為部落資源缺乏，缺乏 宣傳與行銷，蘭嶼因海島風光，而吸引觀光客前來，但在風光明媚的自然景色之 外，如何將文化傳達，是從事觀光業的在地族人必須思考的事情，就像是旭海部 落的觀光轉變一樣，才能夠推廣更有深度的旅遊模式。

原住民部落發展觀光必須具備吸引人的景點與文化特色，以觀光發展歷 程來看，旭海高度仰賴豐富的自然資源為號召,在文化方面則嚴重貧 乏。生態旅遊的興起,在某種程度上重新連結旭海人與土地的關係，與 土地有關的文化因而被重新記憶，也喚醒旭海人的身份認同與族群意識, 開始思考在地文化如何透過觀光的方式被看見、被理解，尋求從生態旅 遊轉型為文化觀光（卓幸君 2014：138）。

許多人對於蘭嶼的認識，通常不會經由閱讀達悟文學文本，而是前往蘭嶼觀 光，進而認識達悟文化，在前往蘭嶼觀光之前，觀光客對於蘭嶼的認知中，通常 都從觀光手冊、網路社群文章、觀光推廣影片等媒介接觸，之間也隱含了很多達 悟文學文本，其中與達悟文化最為相關的元素，包含達悟族的圖騰、符號，達悟 族的歷史、故事等，可以讓對達悟文化不瞭解的觀光客藉由觀光，進而認識達悟 文化，因此，在分析達悟文學文本之前，也必須探討因為觀光因素自然接觸達悟 文學文本的觀光客³⁵。

賴維菁（2009）所書寫的關於〈旅行．地景．再現史蒂文生旅行書寫中的 歐陸與南太平洋〉，其實很大一部份就是從觀光客的角度去書寫，成為著名作家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的作品符合當時社會中觀光客對於異地的想像，在史蒂文 生的《內河航行記》與《賽凡斯山偕驢同行》書寫，可以看到他受到生長背景影 響，書寫中蘊含許多西方主義以及浪漫主義的色彩，使閱讀者能夠進入他所書寫 的文化脈絡；而在《南太平洋記行》中，則跳脫過去浪漫主義的書寫，以民族誌 或人類學中常見的「真實」所取代，因此在當時不受到英美文學市場的青睞。

當西方的旅行者進入極端陌生的國度，旅行者如何了解眼前的他者？根 據 Peter Knox-Shaw（1987）的說法，早期探險家會將自我心中的意象 投射（project）到外在世界，藉由投射作用，主觀的思維得以轉化為客

35 與達悟文化相關的文化符號充斥在島上的任何地方，包含路邊的彩繪、部落入口意象、停泊 岸上之拼板舟、民宿老闆的觀光導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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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事實（賴維菁 2009）。

若對照到觀光人類學所述，投射作用可以稱作為「凝視」，當史蒂文生書 寫中的凝視，「符合」他文本閱讀者的想像時，他的文本才會進而受到讀者歡迎，

而如此的文學文本，就像是關於蘭嶼的觀光旅遊手冊，幾乎很少會提到當地存在 的核廢料場問題、因觀光產生的垃圾運輸問題，甚至是豬或雞在街上散步的日常 景象，而這些事實，在追求「符合」閱讀者想像的文本中，多半是不會出現的，

因此後續造就史蒂文生的《南太平洋記行》在當時評價不好。

這些旅行者看不見的他者之眼是地景中深具威脅的因子，顛覆了觀視原 有的主客體關係，原來被觀看的異地景觀透過他者之眼反過來觀看旅行 者，使得旅行者的觀視威權受到挑戰（賴維菁 2009）。

當然除了觀看角度的反轉之外，在賴維菁（2009）文內也歸納出其他無法受 到西方讀者喜愛的原因，例如：書寫者自身的西方文化論述無法「真實」再現當 地的知識與文化、反帝國主義的論調過於鮮明、旅行者書寫期間的自我改變造成 混雜的身分認同等。這些相當明顯的文本閱讀矛盾，也常常因為作者與讀者身處 不同文化脈絡而產生，但此矛盾，隨著現今文化觀光的盛行，也慢慢轉化，像是 電影《賽德克．巴萊》以及《只有大海知道》的熱映可以從票房得知，在敘述故 事的手法以及拍攝技術的改良之下，文本內容所描述的異文化接受度也更加寬 容。

反觀台灣本身的「旅行文學」大約於 1990 年代突然出現在台灣，經過作家、

評論家、學者密集的討論與創作示範，旅行文學被定義為透過辛苦體驗、深刻觀 想而來的表達，並且被界定為專屬於當代的「新興文類」，是一種文學界面對觀 光社會而生出「觀光客的不安」，而以「旅行文學」對抗「旅行平庸化」危機的 文學鬥爭，形塑出具有孤絕感的個人性「主體／客體」關係（蘇碩斌 2014）。

上述的這種矛盾現象，也存在當代的異族作家所書寫的文本中，尤其當漢 人讀者閱讀到原住民作家所書寫的文本時，若是在沒有對作者身處的文化脈絡有 所認知，會很難進入到文本所描述的故事內容，但，在現今的文學評論中，也產 生另一種可能性，與主流論述不同的敘述方式，反而多了一種美感，也讓讀者能 夠欣賞到更多不同的文化脈絡，這點在葉舒憲（2012）探討《哈利波特》一文中 也能見到，就算閱讀者被文中視為「麻瓜」，一種在魔法世界最低等的生物，但 閱讀者卻仍舊喜好《哈利波特》，並想像自己為「魔法世界的一員」。

一個地方之所以選擇被凝視，是因為人們對該處有所期盼，特別是來自 白日夢或幻想的那種期盼。而所期待的往往是強烈的愉悅，不論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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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不同或者涉及慣常所經驗不到的感官知覺。這類期待是建立在種種 與觀光旅遊無關的事物之上，如電影、電視、文學、雜誌、錄音帶以及 錄影帶，也是由這些東西來維持。它們挑起並且強化人們的觀光凝視

（Urry 2007：22）。

在 Urry 的說法中，他也認為能夠藉由各種不同的文學文本來強化一般大眾 的觀光凝視，這也是筆者所想要強調的，因為文學文本的觀看，也會間接影響到 觀看者對於文本中所描述的世界觀、價值觀有一定程度的共鳴，進而產生好奇心 與期待感，並潛藏在腦中，成為日後前往該處觀光時的背景知識。

白日夢對很多種消費形勢而言很重要，對度假旅遊的重要性則更是明 顯。而且，白日夢並非純屬個人的活動，因為它是一種郵電使、廣告、

文學、電影、攝影等等所建構起來的社會產物（Urry 2007：136）。

對異地的嚮往，往往會產生在與該處生活方式差異甚大的場域，生活在城市 中的人，可能會想像小島生活、海洋情調、異族文化等，這種差異性也加深了文 學文本的宣傳力道，城市人看城市作家的著作，所勾起的妄想，必然小於遠方的 異地作家。蘇碩斌（2014）引自狄波頓（Alain de Botton 2010：16）在《機場裡 的小旅行－狄波頓第五航站日記》提到邀約者的心態：「不同於文學作品，宣傳 文字在一般人心目中經常被認定為只是一堆狗屎」。文學作品，顯然不是一般的 文字，而是一種力量，展現在旅行與機場。

透過所謂「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來建構一個比較連貫的觀光形 象，是許多城鎮得以成功的另外一種方式（Craik，引自 Urry 2007：189）。 以「文化觀光」作為某地區觀光主體的話，又有牽涉到其他問題的可能性，

像是將文化「物質化」，而在「物質化」的過程之中，許多的文化符號所隱含的 意涵，也慢慢地改變或是消逝。就像是被老一輩達悟族人所厭惡的 duduwu（蘭 嶼角鴞），現在也因為觀光客喜歡，有經濟價值，而逐漸被認同為「吉祥物」，無 論是民宿彩繪或是紀念品經常能夠見到，就如同梁炳琨（2006）所談到，鄒族人 也因為觀光對於鲴魚、地景產生了新的認同。

達娜伊谷、鲴魚、傳統建物、鄒語等是觀光山美普遍再現的景觀，廣佈 於重要的觀光空間與各式再現文本。連結達娜伊谷公園的129號公路沿 線，有各鄰的鄒族地名標示、擋土牆的鄒族文化彩繪、涼亭、各商店的 鄒語店名；山美人的名片普遍印有達娜伊谷公園地景、鲴魚等，作為身 分認同與區隔的表徵；在各村同場競技的生命豆祭會場，鲴魚標誌成為 山美村展場的重要地標。山美部落觀光所生產的地景逐漸內化成為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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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認同，作為與他地的區隔表徵；同時，各式各樣的鲴魚工藝品，僅 見於山美的展場，原本屬於鄒族人所共同認同的「真正的魚」鲴魚，也 在山美觀光空間的再現中，成為經濟的壟斷。（梁炳琨 2006：17）

而就如同梁炳琨（2006）所說的物質文化的再造一樣，觀光客所追求的 文化「真實性」，可能是被建構出來的，那要如何能夠在遊客短暫停留在蘭 嶼的時間傳達自身的文化？可能不僅僅是「去過」或是「買過」在地生產的 紀念品。

部落吸引觀光客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就在於其是學界所稱的異族觀光

（ethnic tourism），「（異）文化」是其中最主要的賣點，因此族人必須 將文化轉化成外人容易感知的形式或實際可以觸摸、購買的「商品」， 才能滿足觀光客追求「真實」（authenticity）的慾望。然而，正如著名 的社會學家 Mac Cannell 所指出的，觀光客所接收到的「真實」卻不可 能是當地人真正的文化，而是為了因應觀光所建構出來之「舞台化的真 實」（staged authenticity）（邱韻芳 2011）。

在電影《賽德克·巴萊》（魏德聖 2011）的拍攝場景「林口霧社街」以及「清 流部落」開始推廣原住民「電影觀光」之後，許多電影內的場景也成為觀光客所 追尋的目標，如同（Erve Chambers 2019：224）所說，我們一直有注意到遊客與 當地人對於地點與空間的使用有些不同的期待。我們也可以料到不同遊客佔據地 點與空間的方式會有明顯的文化差異。就像蘭嶼的涼台，在地人通常用來工作後

在電影《賽德克·巴萊》（魏德聖 2011）的拍攝場景「林口霧社街」以及「清 流部落」開始推廣原住民「電影觀光」之後，許多電影內的場景也成為觀光客所 追尋的目標，如同（Erve Chambers 2019：224）所說，我們一直有注意到遊客與 當地人對於地點與空間的使用有些不同的期待。我們也可以料到不同遊客佔據地 點與空間的方式會有明顯的文化差異。就像蘭嶼的涼台，在地人通常用來工作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