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空間的建立

「到十八世紀後期……一種精心計算的強制力慢慢通過人體的各個部位，控 制著人體，使之變得柔韌敏捷。這種強制不知不覺地變成習慣性動作……在十七 和十八世紀，紀律（規訓）變成了一般的征服程式。它們與奴隸制不同，因為它 們不是基於對人身的佔有關係上。紀律的高雅性在於，它無須這種昂貴而粗暴的 關係就能獲得很大的實際效果……這種紀律（規訓）的歷史環境是，當時產生了 一種人體藝術，其目標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 建立一種關係，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 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

Michel Foucault²⁴

「吾之職務為統治台灣，而非征討台灣。」

兒玉源太郎²⁵ 傅科曾提到在 18 世紀，一種新的「權力機制」正在誕生。這個機制的新穎 之處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它控制的規模，它將人體予以「解剖」，分別的施 加微妙的強制；其次是控制的對象，它從機制上—運動、姿勢、態度—來掌控，

來進行各項操練；而最後，最為重要的是它實施一種不間斷的、持續的監控，而 這種監控是根據儘可能嚴密地劃分時間、空間和活動的編碼來進行的。這些方法 使得人們可以經由對於人體的運作精心的調控，不斷地施予征服人體的各種力 量，並賦予這些力量以柔順—功利的關係，傅科將這些方法稱作為「規訓」（紀 律）。「規訓」（紀律）是古典時期權力機制的重要發展，並成為現代民族國家掌 控人民的重要技藝，而在現代時期這種方法發展到更加的極致（精緻）。²⁶

24 參見傅科（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台北縣新店市：桂冠出版，2003，頁 135-137。

25 岀自兒玉源太郎於就任台灣總督後，於明治 31 年(1898)6 月 3 日對幕僚參謀總長與各旅旅長 之訓示。參見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臺北巿：玉山社，2005，頁 152。

26 傅柯有他自己獨特的斷代論述。他很少用「現代性」這個字，而較傾向於用「現代時期」，區 分於文藝復興與古典時期，也有別於一個接下來的、還未命名的、可以稱之為「後現代時期」。

而在傅科的區分中，古典與現代時期的劃分並不明顯，因為在其對於現代性的批判中，他認為現 代時期的規訓與常態化權力肇始於古典時期。傅科區分了兩個後文藝復興時期：一個是古典時期

（1600—1800），另一個是現代時期（1800—1950）。他認為古典時期開啟了一種支配人類的有效 模式，而在現代時期發展到極致—支配技術的擴展與更加的精緻化。這種現代性的負面效應，受

對於曾至德國留學，學習現代醫學的後藤新平來說，顯然深諳這種規訓的權 識體制的「帝國主義」。參見 Steven Best ＆Douglas Kellner 著，朱元鴻等譯，《後現代理論—批 判的質疑》，臺北市：巨流，1994，頁 58-61。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ouglas North 認為，國家對整個經濟社會的最基本的 一項干預，便是以公權力來設定產權。因為對於土地制定單一而明確的所有權，

將有助於納稅及經濟交易，這是近代資本主義殖民政府的重要工作。就這個角度 來看，日本殖民政府在領臺初期的重要經濟工作，便是設定了現代土地所有權制 度，另外還引進了現代銀行和公司（株式會社）制度。²⁹

總督府於明治 31 年（1898 年）公佈「台灣地籍規則」和「台灣土地調查規 則」，設置臨時土地調查局，自是年 9 月起至 1903 年止從事調查，從事調查的事 業包含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和地形測量等。總督府實施土地調查的首要之務就是 派員，會同地方官吏、街庄社長等地方相關人員，實地勘查堡、街庄社和土名的 境界。此次調查以劉銘傳在光緒十二年（1886）的清丈區域為藍本，並斟酌地勢 和慣例，與地方官員協商後進行查定。經調查確定境界以後的街庄社和土名名稱 及其區域，一般稱為查定區域，經由查定區域所確立的行政界線，成為總督府土 地臺帳的調製、戶口的編查、國勢調查和農、工、商各業的調查的統計單位，而 成為一套長期穩定的空間組織系統。土地調查的結果，除了建立一套更為合理的 街庄和土名體系外，更重要的是以土名為單位設計出一套「以地統人」或「以地 籍統戶籍」的方法。其方法是將每一土名內的土地自成一個地籍編號系統，並以 此編號系統作為戶籍的編製系統。也就是一戶人家的戶口是以該戶所在土地的地 號（地番）為號碼（番地）。所以，在每一個土名內，地籍和戶籍，人口和土地，

也就渾然結為一體。而經由此種的人為設計，使得土名和街庄的空間領域，具有 更堅強的持久性。³⁰

土地調查藉由三角測量和地形測量，使得殖民政府能繪出精確的台灣地圖，

有了精確的地圖後，更方便了其對於台灣的空間治理。總督府深諳地圖的重要 性，在其統治台灣時期曾多次製作台灣的地形圖（如下表三—3），這些地圖成為 協助其治理台灣的重要工具。

29 參見葉榮鐘著，《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臺北巿：晨星，2002，頁 37。

30 參見施添福著，《蘭陽平原的傳統部落—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上冊）》，宜蘭縣：宜蘭縣立文 化中心，1997，頁 54-63。

表 三-3：日治時期實測台灣地形圖

地圖名稱 比例尺 張數 調測時間 調測機構 台灣地形圖 五萬分之一 85 以上 1895-1896 台 灣 臨 時 測 圖

部

台灣堡圖 二萬分之一 466 1904 臨 時 台 灣 土 地 調查局

台灣地圖 十萬分之一 36 1905 台 灣 總 督 警 務 本署

台 灣 蕃 地 地 形

圖 五萬分之一 68 1907-1916 台 灣 總 督 蕃 務 本署

台灣地形圖 二 萬 五 千 分 之

一 177 1921-1928 日 本 參 謀 本 部 陸地測量部 台灣地形圖 五萬分之一 117 1924-1945 日 本 參 謀 本 部

陸地測量部 資料來源：蘇碩斌著，《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臺北市：左岸文化，2005，頁 223。

此外，土地調查之目的還在於明確土地之相關權利義務及土地面積、生產力 與負擔力之查核。其結果為將小租戶確定為業主並為納稅義務人，對於大租戶則 發行大租權補償公債與以補償。如此消除以往台灣社會一地二主之情形，使得土 地利用、交易之安全獲得保障。另外自 1904 年起加增田賦，充實財政，以利殖 民統治各種建設之推行。

對於土地調查的效果，矢內原忠雄將其歸納為以下三點：一是掌握了台灣的 地理形勢，有利於治安的維持。再者整理隱田，增加土地的甲數，復以大租權消 滅，地租得以改訂增徵，總督府歲收大為增加。最後因土地權利關係的確立，使 土地的交易獲得安全保障。而這種經濟上的利益又成為資本的誘因，使得日本資 本家可以放心地投資台灣土地及設立企業。³¹

除了對於西部平原之田園地確定業主權外，總督府更於明治 43 年（1910 年）

開始，於 5 年間，實行林野調查，以確定官有民有之權。調查結果，官有林地為 916,775 甲，民有林地為 56,961 甲。林野調查及整理事業之效果，在於確定了林 野的所有權（即大部分為官有），其屬於官有者，不論是官方經營或撥給民間資 本家，都可得到確實的基礎。另外對於民有林地之利用與交易，則在法律上給予 安全之保障。如此誘導了資本家向林野的發展，進一步促使了台灣山地林野的資

31 參見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臺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2004，頁 35。

本主義化。³²

然而在前述的田園地及林野地之外，台灣尚有許多廣大的原住民居住地區未 被利用。³³總督府於是從大正 14 年（1925 年）開始了森林計劃事業，實施了所 謂「番界林野」的調查整理，並將已踢除「民有地」並經確認的絕大片「官有林 野」土地，開始整理撥給日本企業家經營，藉以開拓國家資本及民間資本的發展 途徑。當時正值日本海外投資熱潮，日本資本家對投資市場需求大增，而台灣的

「蕃地」正好成為提供剩餘資本投入的缺口。企業家投資於樟腦製造業與伐木 業，不斷侵蝕原住民的生存空間，「蕃地」逐漸減少。總督府甚至為了開發林地 資源，而將原住民村落「集團移住」，迫使其成為日本地主下的佃農。因為對於 總督府來說，「蕃地」在法律上已經是「官有地」，而官有地上的「林產物」和「蕃 人」國家可加以支配的資源罷了。³⁴殖民政府與資本家聯手對原住民土地的掠奪，

迫使其起而反抗，而成為總督府的頭痛問題。

藉由前述三項事業，總督府釐清了全台所有的土地，為日本資本前進掃除了 障礙，而將全台都置於其征服之下。

（二）、人口調查事業

總督府於明治 36 年（1903 年）6 月以律令第 34 號公佈「戶口調查令」，明 治 38 年（1905 年）5 月制訂「臨時台灣戶口調查官制」，於同年 10 月 1 日開始 在全台各地實施臨時戶口普查。這項調查事業在台灣能先於日本內地先實施，主 要是得利於警察制度的幫忙，當然實施的結果，更有助於警察對地方的掌控。明 治 39 年（1906 年）實施新的「戶口規則」，廢除原有地方機關的戶籍，代之以 警察編製的戶口調查簿，能及時的記載戶口異動資料，使得統治者能完全地掌握 台灣的人口動態與人力資源。

殖民政府於大正 4 年（1915 年）進行了第二次的人口普查，之後則每 5 年 進行一次普查，至 1940 年為止，前後清查了 7 次之多，將台灣人民作了徹底的

32 參見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2004，頁 35-37。

33 台灣林野總面積 265 萬甲之中，即有 172 萬甲屬於原住民區域（當時所謂的「番界」）。參見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4，

33 台灣林野總面積 265 萬甲之中，即有 172 萬甲屬於原住民區域（當時所謂的「番界」）。參見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市：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