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職參與中父母的實踐與角色

本節回顧並歸納當代親職參與相關文獻，聚焦關注親職參與中「父母」的 實踐與角色，分為兩部分：第壹部分綜整與分析過往研究針對親職參與中父母 實踐樣貌的發現；第貳部分則整理過往研究針對親職參與中父母角色的發現，

作為本研究執行之基礎，並於本節末根據文獻第一節與第二節探討內容，提出 篩選貼近本研究目的之親職雜誌篇目之指標。

壹、 親職參與中父母的實踐

一、 親子互動

Hays（1996）透過大量社會學分析及深入訪談，指出當代教養呈現密集母 職狀態，以孩子為中心是其中一大特性，具有重視孩子甚於父母自己、高度經 濟及情緒投入的現象。而在台灣的研究中，張思嘉（2006）整理台灣家庭相關 研究趨勢，也指出 1994 年後台灣「親子關係」的研究有明顯轉變：父母教化與 子女行為發展由單向角度轉變到雙向互動，靜態管教類型轉變到動態互動歷程，

親職角色也從母職轉移到父職、共親職；親子關係探討由教養行為與技巧轉變 到親子情感，由外在行為轉變到內在認知活動或信念。

甚至，潘淑滿（2005）訪談三十七位女性的母職實踐，發現有許多母親在 親職過程中，當孩子或其他家人有需求，傾向以他人的需求為優先，將完成自 身「媽媽該做的事」置於第一位，放棄了完全或部分的母親主體性。顯現在

「以孩子為中心」的狀況下，孩子的需求很可能先於父母，父母的主體性隨之 削弱。趙蕙鈴（2011a）分析國內教養作為的相關研究與媒體文本，發現當代父 母的職責本分及其對子女的期待，和過往的父母有很大的差別，主要展現於重 視及早教育與才藝學習、普遍強調溝通與尊重的親子互動方式、以關愛與保護 的管教方式為主；也透過問卷調查剖析家長關愛子女與其「擔心子女輸在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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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態之間的關聯，發現越傾向平等關愛孩子的教養觀者，越擔心孩子輸在 起跑點。

Lan（2014）也在其分析台灣戰後親職話語意識的研究中發現，1987-2000 年代後隨著教育改革及親職教育興起，親子關係從孝親規範下的道德交換，轉 為強調關係本身的親子連帶與情感滿足。吳明燁（2016）指出教養台灣當今之 教養可由 Hays（1996）提出之「密集母職」概念作為代表，華人社會隨著西方 教育觀湧入，親子互動模式從過往以父母為中心，轉為現今重鼓勵獎賞，且隨 著密集親職意識形態盛行、社會關係全面民主化，現代父母角色歸納起來有以 下幾個特質：（一）責大權小：父母權威減弱但責任卻不斷增強；（二）與子 女平起平坐的「溝通者」或「協商者」；（三）性別與親職功能的對應性逐漸 消失，但母親仍負擔較多教養工作；（四）親職作法須向專家學習，不再是上 一代的育兒傳承；（五）照顧與教養仍是父母的義務（也是子女的權利），是

「照顧者」、「養育者」，但和過去比起來，父母傾向單向付出，無法期待子 女對等回報。

林文瑛與王震武（1995）針對 2188 位父母（其中 70%為 31 至 45 歲，女性 樣本 60%、男性樣本 40%）的問卷調查的研究發現：流行的親子觀已朝向「類 平輩關係」變化，超過一半（54%）受調查的父母認為父母與孩子的關係是接 近平等的，是親子應該互敬互愛的「類平輩關係」，且在不同教育程度區分開 來的統計數字中，也顯現不同教育程度的父母皆有約半數的父母是類平輩的親 子觀（初中以下 46.8%、高中職 54.5%、大專以上 65%），然而僅有 22.1% 的父 母認為親子應該是強調長幼、孩子孝順父母的倫理尊卑觀，顯然過去強調父母 在上、孩子在下的「尊卑觀」已漸消退。

綜合前述研究發現：台灣的親子之間的轉變主要展現在親子互動及親職投 入上，親子互動方面從 1990 年代後逐漸朝向親子地位平等的觀念轉變，出現

「類平輩關係」，父母和孩子應做朋友的觀念取代了過往父母嚴教權威的觀念，

親子互動的相關研究也更看重孩子內在的知覺感受；親職參與則隨著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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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家庭及親職職責型態轉變及西方教育觀湧入，呈現「以孩子為中心」的趨 勢。

二、 專家建議

Hays（1996）提出之密集母職現象，還有一大重點是親職變為仰賴專家指 導，而這也是造成親職需關注的面向變得越來越多的主要原因之一，過往社會 中，親職參與有哪些主題要執行、該如何執行，由父母自己決定，至多參考身 邊親友的建議，但隨著今日媒體發達，親職的角色及親職適當的行為，呈現一 種「專家說了算」的狀態。專家不會只有一種，當各門各派均提出其「專家建 議」，又隨著媒體推播放送，親職目標已不像過往 Duvall（1977）提出的家庭 發展任務那麼單純，日漸變動及多樣化。

Assarsson 及 Aarsand（2011）針對親職雜誌 L.A. Parent、電視節目 A Case for Louise 進行文本分析，發現文本中呈現著「正確、被糾正的教養（Correcting parenting）」 ，例如在電視節目中父母被定位成有問題的，專家是全然正確的，

須由專家來校正父母的行為；甚至做父母被定位成一個全然成熟理性的「成人」

（Positioned as adult subjects），不能有失控的時候或無法處理的情緒 ；教養被 定位成一種「必須改變」的任務，用祈使句型，把建議描述成必須依循改變的，

否則必然就會發生不好的後果，例如「如果你不…，你的孩子就會…（"if you continue to do X, Y will happen"）」的句型，改變被描述成必要的，而且做出符 合專家所說的改變，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人、父母；專家處處告訴父母需鋪一 條「更好」的路給孩子：建議父母要為孩子掌控一切危險及需要，並確保孩子 未來會成功，持續要父母接受新的改變，以成為「更好」的父母，而且無論你 已經做得多好，始終都有更多可以做的，才能成為「更好」的父母；然而，媒 體在給父母許多準則，使得父母似乎必須過度參與，父母被交辦許多任務，但 沒有告訴父母該如何拿捏，好像父母自然會知道如何控制參與的程度獲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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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於上述研究僅針對媒體文本內容進行探討，但未說明媒體文 本與父母之間的關聯性，且此方面的研究數量也有限，因此此處文獻回顧擴及 非針對學齡階段之研究：Connell-Carrick（2006）針對美國眾多流行親職書籍與 刊物進行文本與實證研究，也就是分析親職書籍和刊物的文本內容，並以問卷 調查父母認知到的合理行為，在文本分析中發現父母文本中提供許多有關孩子 如廁、睡眠的指引，各個文本中有不同的指引，卻有都告訴父母必須（must）

或應該（should）按照文本中專家所言去做；該問卷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如此多 樣的專家建議，確實使父母掙扎於如何給孩子更好的路，而在這掙扎過程中，

仍會看親職教養的書籍或刊物，據此提出父母及親職相關工作者需要識讀與批 判思考的能力，若能擁有分析資訊真實性、判斷來源可信度的能力將能夠給孩 子更適當的決策，否則很容易迷失在這親職專家建議的洪流中。Granja、da Cunha 及 Machado （2015）深度訪談多位母親的研究，也發現：受訪者普遍認 為自己應當依循並符合專家的建議，不然就不算是個好父母，Granja 等人指出：

當代的母親認同的親職展現，呈現一種「專家說了算」的狀態，做出符合專家 所 說 的 改 變 ， 依 循 專 家 所 言 ， 變 成 「 必 須 」 的 行 為 ， 「 好 的 教 養 （ good parenting）」的價值已經被建構為特定的親職角色，多樣或彈性選擇的樣貌被 忽略了。Smyth 及 Craig（2017）訪談澳大利亞 29 位父母，這些父母表示自己育 兒已和過往自己被上一代教養長大時差異甚大，在親職專家化之下，人們普遍 對養育子女的要求呈現「密集親職」（intensive parenting）的現象。

至於本土相關研究有限，但仍有學者提出類似現象，為在有限文獻中說明 本土現象，因此此處文獻回顧擴及非針對學齡階段之研究：陳婷玉（2010）研 究中，該研究採質性資料分析法分析以準媽媽或媽媽為目標讀者的專業婦幼雜 誌《嬰兒與母親》雜誌內容，探究該雜誌文本中的好母親形象，研究結果也發 現雜誌中不斷告知母親應該要為孩子做哪些預備，例如母親在懷孕之始就被框 上為孩子預備的責任，專家學者不斷告訴我們，現代人處在風險社會中，被鼓 勵要做出正確的「選擇」，發現母親的主體性在雜誌中幾乎消失，成為一種

「技術專家宰制下的母職」、「專家母職」的現象。吳明燁（2016）分析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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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88 出生者與父母的經驗，發現這群父母 1960 年代出生後歷經台灣社會工業 化的關鍵時期，成為教育程度高、有經濟能力、靠自己能力教養小孩的第一代 父母，開始有能力也渴望接受教養資訊，主動吸收西方專家提供的資訊，衍生 專家化夾雜全球化的現象。Lan（2014）分析台灣多家報章媒體內容、藍佩嘉

（2019）分析眾多親職教養書籍，發現教養腳本的內容，專家論述經常相互牴 觸、教養目標也有所衝突。洪惠芬（2015）深度訪談 13 位就業母親後也指出當 今眾多教養專家提供父母建議，雖然使得父母有別於以往代代相傳的教養方式，

變得更多選擇與自主權，但卻也使得教養這件事變得更加困難。

三、 當代親職參與中父母的為難與挑戰

因著上述，當今東西文化交融下矛盾的親子關係、多派專家建議並陳下矛 盾的教養目標論述、親職性別角色過渡期下期待與評價的矛盾，顯示父母有著 許多為難之處；而外在給予父母之矛盾期待，也很可能是父母感到難以達成，

進而懷疑自己「始終不夠好」的致因。

進而懷疑自己「始終不夠好」的致因。